4 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 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 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 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 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 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 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 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 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 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 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 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 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 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作上 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 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 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 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 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 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 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 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 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 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 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 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 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 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 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 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 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 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 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 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 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 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 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 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 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作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 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 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 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 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 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 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 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 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 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 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 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 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 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 “K 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 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 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 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 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 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 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 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 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 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 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 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 的亲人……” mpanel(1);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 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 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 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 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 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 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 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 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 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 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 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 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 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 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 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 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 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 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 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 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 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 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 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 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 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 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捱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 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 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 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 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 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 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 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 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 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 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 了 ――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 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