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 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 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 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 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 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 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 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 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 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 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 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 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 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 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 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 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 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 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 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 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 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 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 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