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 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 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 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 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 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 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 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 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 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 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 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 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 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 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 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 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 八九五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 赴任；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 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 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 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 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 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 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 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 “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 稿》） 　　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 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mpanel(1);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 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 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 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 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 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 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 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 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 别号天南遁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 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 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 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 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 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 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 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 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 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 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 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 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 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 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 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 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 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 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 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 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 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 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 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 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 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 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 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 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 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 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 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 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 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 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 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 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 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 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 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 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 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 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 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 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 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 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 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 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 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 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 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 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 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 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 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 “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 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 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 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 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 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 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 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 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 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 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 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 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 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 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 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 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 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 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 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 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 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 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 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 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 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 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 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 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 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 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 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 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 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 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 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 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 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 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 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 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 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 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 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 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 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 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 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 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 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 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 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 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 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 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 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 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 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 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 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 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 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 “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 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 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 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 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 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 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 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 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 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 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 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 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 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 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 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 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 《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 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 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 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 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 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 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 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 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 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 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 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 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 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 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 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 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 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 “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 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 “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 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 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 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 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 “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 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 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 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 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 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 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 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 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 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 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 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 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 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 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 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 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 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 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 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好友：文岭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