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 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 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 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 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 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 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 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 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 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 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 “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 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 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 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 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 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 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 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祝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 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 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上的大幅 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 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 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 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 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 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行政院’ 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 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 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 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 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当局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 “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 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 表面上托之于“当局”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 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 的助理”，这话有语玻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 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 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 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 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 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 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mpanel(1);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 《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 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 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 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 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 共产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产党 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 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 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 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 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 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 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 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 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 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 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 “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 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 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 “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 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 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 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 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 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 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 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 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 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 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 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 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 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 《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 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 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 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 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 “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 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 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 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 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 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 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 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 “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 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 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 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 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 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 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 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 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 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 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 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 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 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 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 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 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 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 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 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 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 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 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 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 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 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 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 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 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 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 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 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 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 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 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 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 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 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 “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 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 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 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 “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 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 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 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 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 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 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 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 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