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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尘埃里的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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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尘埃里的珠宝

研究必须占有资料,而且应该是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都不是现成的。那些淹埋着研究客体的原始资料,往往浩似烟海,隐显错杂。如何从这些千头万绪的原始资料中,通过整理和鉴别,筛选出鲜为人知的“稀世珍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还需要访问一些知情人,搜集一些密切关联的其他素材,从众多资料的互补与映衬中,才能受到启示,获得比较明确的认知。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静止的存在。不仅事物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嬗变,那些从事研究的人,也会因为时间的差异而产生不同或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估。比如“文革”前后的现当代文学史家们对柳青、施蛰存的评估,就是互有出入,大相径庭的。这显然是由于研究工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因此占有资料,实质上就是从资料的海洋里,遵循时代的节奏,突破不断运动着的迷乱的现象,探寻研究客体的原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过程。

当然,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是一个花时费力、极其艰苦的过程。经年累月地枯坐图书阅览室而收获寥寥,是常有的事。

钦鸿同志曾和徐迺翔、闻彬同志等一起,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海洋,六年如一日,编纂了一部一百十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由于他长期从事扎实细致的探寻第一手原始资料工作,信访和走访了将近五千人次的作家和作家知情人,因此在完成《笔名录》的同时,发现了许多还没有人知道、却又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社团、作品、报刊和笔名等,需要开掘出来,恢复它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或澄清我们过去的错误认识。比如在鲁迅的译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中的回末诗,过去都以为是鲁迅的译诗,钦鸿同志却在向锡金同志的信调中获得启示,十分细致地考查了鲁迅著作中的有关自述,参阅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条分缕析,终于考证出这十三首仿效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结语的回末诗,都是鲁迅的创作,是译者为了“适合于我国人”而有意创造的一种“译演”手段。他不仅证明了回末诗的内容符合于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证明了回末诗的创作是符合鲁迅长期来爱好旧体诗写作的习惯的。这样,他令人信服地第一个提出这十三首诗是鲁迅的创作,从而丰富了鲁迅诗歌创作的数量和体式。

再如茅盾的一篇重要佚文《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是钦鸿同志参阅了蒲风和杨骚等许多关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的诗论后发掘出来的。原来茅盾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补正蒲风倡议这一运动时认识的片面性。茅盾认为:不仅要从提高诗歌创作的数量质量着眼,更应该从劳苦大众中壮大诗歌的创作队伍着眼,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运动,是“诗歌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的“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才能“真正有战斗的力量”。茅盾的这一论断,对此后的文艺运动也曾产生过积极的思想影响。但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发表这篇论文的《战歌》月刊已经失传。钦鸿同志从杨骚的著作中发掘了这篇佚文的三个重要节段,虽然未窥全豹,却已完整地保存了茅盾对文艺运动普及提高问题上的阶级观点和辩证论述,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弥足珍贵。

洗刷历史的尘埃,让人们重新看到一些不该被遗忘而遗忘了的作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冰心的三弟冰季,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勤于写作,并且有着鲜明个性,取得一定创作成果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经在当时出版的《红黑》、《人间》、《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上发表。在一九二九年秋出版的第一本收有五个短篇的小说集《温柔》里,沈从文以《冰季和我》为题,写了一篇序文,对作者“用文字解释生活搀入人生的第一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九三○年冬出版的第二本收有七个短篇的小说集《幻醉及其他》,冰心写了序文,说这些小说使她“越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觉得作者“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深忧的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了人间的一切”。的确,从《温柔》到《幻醉及其他》,冰季的笔触已经跳出了描写男女恋情的狭隘圈子,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下层,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浪中的一滴不应遗忘的水珠。但是此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被遣送到大西北终老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连他的姐姐冰心也已经记不清在她弟弟的什么书里写过一篇什么样的序文,直到读着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家——记冰心的三弟冰季》时,才重新唤起了她的记忆,禁不住在“披读之余,感极而涕!”1990 年7 月31 日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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