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活着…… 最近，从香港回来的一位亲戚，带给我一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绿的北国 》，重磅米色道林纸印刷，普蓝的硬面精装封面上烫着金光闪闪的书名。这是我写 于日寇占领上海时期、出版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的第二个散文集。 台湾的成文出版社为什么要翻印我这本小书呢？由孙陵、夏志清、周锦等组成 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在卷首的《本书题记》一文中推荐说： “笔触灵巧细致，风格却又粗犷。其中一些小品，像诗人的低诉，又似画家的 挥洒。读了之后，不仅有美的感受，更能启发灵性；虽然文字不多，却似哲学家滔 滔不绝的宏论，经得起咀嚼，而且含有深刻的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这是文学“珍 品”之一，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同时选入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丛刊》 第一辑里的大陆作家作品，还有陈衡哲的《小雨点》、郑定文的《大姊》、缪崇群 的《唏露新收》等。看到这里，才使我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以为我和陈衡哲、郑定文、缪崇群一样，早已离别人间，在五十年代 就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这也难怪，和台湾长期隔绝，解放以后，眼看我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很自然地 会联想到我已经作古。即使在离开上海不远的南京，也有人以为我早在五十年代就 已经被枪毙了。这话怎么说呢？那是在茅盾先生病逝后不久，我偶然用过去沿用的 “范泉”笔名，写了一篇短文，投寄《人民日报》发表。 大约一个月后，《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者转给我一封信，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汪××同志读了我的短文后写给我的，信的大意说：他是四十年代《文艺春秋》月 刊的读者，但那个刊物的主编范泉，早在一九五五年时就已经给枪毙了。他问我是 不是就是那个被枪毙了的范泉。 “正是那个范泉，”我回信说，“但是我没有被枪毙过。”经过来回几次通信， 才弄清在一九五五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期，南京的一家报纸曾经在一篇通信中说过， 处决了多少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其中包括《文艺春秋》主编范泉。其实这一报道， 倒也确有根据，只是略有出入。原来一九五四年六月，胡风在写给毛主席三十万言 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里，提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两种文艺刊物，即“国民党 检查官”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和“南京暗探”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所 谓“南京暗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特务。当然，根据有反必肃的原理，我和李健 吾就像胡风本人一样，同步进入肃反运动的被重点审查行列。当时我在上海总工会 系统工作。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总工会肃反办公室主任沈峻坡，立刻被拉 下马，勒令停职检查。经过一二十位干部组成专案组，抄家，外调，长期审查以后，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时，终于得出结论：我不是国民党特务，连任何反动党 团也没有参加过，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作为《文艺报》 的附册，却已印发全国，谁都知道我是国民党特务，传说“处决”，似乎也是顺理 成章，罪有应得。 当然，由于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肃反审查的折腾，在我个人的思想情绪上并不 平静，我禁不住在鸣放时提了“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因此，被确认为“诬蔑了 伟大的肃反运动”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贬职青海，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得到平 反改正，那时我已经年过花甲了。 胡风的一句话，使我丢失了整个壮年时期。 而这也正是我为什么长期来被迫销声匿迹，被人认为我早已作古，把我过去涂 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目为“遗产”和“珍品”而向我唱起赞美诗的原因。其实我 至今还活着，而且在四年以前，还调回上海，回到了原来的出版系统，目前正为上 海书店组织力量，编纂一部十二专集、三十分卷、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 但是现在活着，不等于说过去不曾死过。 mpanel(1);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臭老九的罪该万死，那是名正言顺的，而且似乎 一般还应当以“死无葬身之地”为正当的归宿。比方说，四十年代曾经勤奋创作， 为《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写过不少短篇小说的阿湛，比我年轻得多，和我一 样戴上右派帽子去了青海，却从此音信杳然，再也没有回来，连死在什么地方也不 知道。有一次，柯灵兄和我谈起，托我在青海打听。我托人辗转查问了半年，才弄 清他是在某个劳改农场被折腾死了以后，埋在牧区茫茫白雪的山沟里，一旦白雪融 化，尸骨也就被狼群啃走了。当然，我是比他“幸运”得多：虽然在零下二十多度 的冰凌世界冻死过两次，但是我好像只是到了一个冥冥乾坤的边缘去旅游似的，还 没有来得及向马克思报到，就被几位好心的人，包括喇嘛尼玛和尖措，把我救活过 来了，而且此后又一直活到今天，没有在“正当的归宿”处定位。这肯定是大出那 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先生们在当初的意料的。为此，我现在倒是十分果断地确定了 这样的信念：不管我年逾古稀，我还是应当把阿湛他们的干劲接过来，拼着命干， 多干一些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因为，毕竟，我至今还活着…… 1988.9. 上海。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