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流放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上海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向母亲辞行。 我告诉她我要去青海“工作”。母亲不识字，不知道青海离上海有多远，她问我是 不是需要一天的工夫才能赶回来。 “回不了，”我很老实地告诉母亲说，“青海还没有通火车（当时青海还没有 铁路），要赶回上海，五千多里路，大约总得四五天工夫吧。”“四五天？”母亲 大吃一惊。迟疑了一会，她又非常敏感地轻声问我： “莫非你在上海犯了什么错误吧？”母亲的猜测完全正确。我是因为双反运动 向党交心时，真正说了心里话，对肃反运动提了“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被认为 “诬蔑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而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 降薪，名义上调往青海，实际上是流放到青海去改造我的世界观。但是我怎么能说 清我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为了不让孤独生活着的母亲再度受到心灵的创 伤，我只能面不改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回答说： “没有的事。这是‘工作’需要嘛，是上海市出版局把我调去的。今后你的生 活费，我按月照寄。我还争取每年回来看你一次呢。”“可是，要是我有急病，你 ……”母亲说话的声音有些硬咽，说不下去了。 那天夜里，我听见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出身贫农，小时候拾过破烂，十八岁时嫁给我父 亲。父亲是小学教师，生活清寒。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因此负担更重。由于劳 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父亲患了肺病，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撒下母亲和三个孩子 去世了。那时母亲才三十二岁，我才四岁，哥哥十一岁，姊姊十二岁。为了生活， 我们都帮着母亲从事粘元宝等手工劳动，还到田塍路脚去割野菜。经常把猪吃的豆 渣炒熟了充饥。生活的重荷压得我姊姊也患了肺病，无钱医治，永远离开了我们。 幸亏这时外祖父贩卖糠麸致富，支援了母亲，才使我和哥哥进了学校，培养成人。 但是哥哥精神失常，不能工作。 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知道她相依为命的儿子要远离她到五千 里外去，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这一夜，也可能是以后的无数夜，她是无法安眠的。 在她被苦难煎熬的一生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想投河自尽，但是她不，她活着，而且 顽强地一直活到今天，“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培养你们长大成人嘛”！母 亲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说。……想到这里，想到母亲艰苦的一生，我不禁在床上辗 转反侧，暗自流泪。 但是母亲是坚强的。自从父亲和姊姊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母亲流过泪。 第二天，母亲送我到吕巷镇公共汽车站，当我上车告别的时候，母亲非但不流泪， 还强忍着笑了笑，向我招了招手，似乎在说：“祝愿你一路平安！”是的，经过一 个多月的时间，我终于平安地来到青海省的鲁沙尔山沟里。 这是一个漫山遍野被白雪覆盖着的冰凌世界。由于挡不住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 我前后死去过两次。一次是初来不久，我患了肺炎，当地治疗无效。眼看躺下不能 工作，领导叫我独自去西宁，找省医院治疗。省医院发现我病情严重，但没有床位， 要我自找旅社，每天门诊。下午三时，从省医院出来，边走边找旅社，全部客满。 当时我每走一步，好像胸口被捅了一刀，痛彻心肺，呼吸一次，也得停顿几回。就 这样，走了将近十一个小时，还走不到两里路程，终于倒在马路边，冻得失去了知 觉。是两位巡夜的人民警察发现了我，将我背到一家由马戏团承包下来的旅社，在 一间猴子住的灶披间里，支起两块板，作为我的床位，用温水把我救活。第二天， 由人民警察借用马戏团的板车，把我拉到省医院，才在医院三楼过道的厕所门口， 安排了我的病床，把我收留下来。还有一次是为了水。我住的喇嘛寺前沿，是一条 足足有两丈多深的干山沟。山沟底部，有一口围着石栏的井，喇嘛们喝水做饭，都 得到这口两丈多深的河底水井里来提水。那天正飘着雪花。当我担水走上泥泞的沟 坡时，一不小心，右脚往悬崖般的斜面滑去，收不住腿，从两丈多高的沟坡顶上摔 下来，一头撞在井沿的石栏上，满身鲜血，昏死过去了。两个盛水的铁皮水桶，也 被摔得弯弯扭扭，桶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很快结起冰层，内红外白，人像一串孩子 们吃的冰糖葫芦，躺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幸亏喇嘛尼玛来担水。他是我贴壁的 邻居。他在黄昏的暗淡月光里，认出了我，才叫来另一位喇嘛尖措，把我抬回寺院， 救活过来。 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但是比起母亲的苦难一生来，这一点周折又算得了什么。 母亲的坚强形象指引着我，使我这个死了两次的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死。我要活 着！像母亲那样坚强地活下去！后来当青海通了铁路时，我急不及待地一再请假， 争取回到老家去探望我日夜思念着的母亲。 “啊，你回来了！”喜出望外的母亲见到站在她面前的我，第一句话是这么说 的。 可是不久，母亲默默地不说话，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一遍又一遍。我想，也许 我自己洗的衣服不干净，也许我穿的一双胶鞋太破旧。我向母亲解释说： “路上不好走，要背行李，要汽车换火车，火车换火车，火车调汽车，汽车接 汽车，上下车好多次，中途还要住旅店，所以我穿了一双破胶鞋。”“不，”母亲 带着决断的口吻说，“不是这些。我估计你在青海的日子不好过。”“为什么？” 我有些吃惊：难道母亲也知道我死过两次吗？ “你看，”母亲用怜惜的眼光盯着我，“才四十出头的人，去的时候身强力壮， 现在回来，却是又黄又瘦。去的时候不抽烟，可是现在，你看，连手指也熏得焦黄 了。我估摸，你在青海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你在青海究竟干些什么？”听了母亲的 问话，我倒是放心了：她不知道我在青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于是壮大了胆撒谎。我说除了青海的天气冷些，路程远些，地势高些，山头 多些，其他什么都跟上海差不多。我说我在那里的一所中学堂里教书，由于学生多， 工作累，也就不知不觉地抽起烟来了。我用这样的解释来消除母亲的疑虑。事实上， 我在青海的主要工作是修房造屋，成天呆在建筑工地上。 mpanel(1); 一间间新房盖起来了，可是乔迁到新房居住的，都是一些不修房屋的干部，真 正修房造屋的我，却永远住在破旧的寺院里――先是阿訇住的清真寺，后来清真寺 要拆迁了，才又安排我住进喇嘛寺。这座世界闻名的喇嘛寺，原有喇嘛四千多，平 叛后多数已遣返老家从事农业生产，留下的贫苦喇嘛看守寺院，大约不到一百人， 因此随着山坡分散建造的寺院群落，除了大经堂、小金瓦寺、班禅故居和花寺等供 人膜拜外，绝大部分房屋都空着，年久失修，有些已经破烂坍塌。我住的一间还算 是比较好的，泥墙泥地泥屋顶，屋顶下钉了木条，糊上报纸，名为“顶篷”。各个 房间的顶篷是相通的。成群结队的老鼠不分昼夜地常在顶篷上跑马一般地奔驰，有 时还你追我赶，厮杀一阵，吱吱呐喊。顶篷成为它们比武竞赛的体育场。房间的南 侧有一扇小木门，可以上锁。木门旁是一块方格子窗，用白纸糊着，透不进阳光， 白天写字也得点蜡烛。床是土坑。住进这样的房间，最初不习惯，思想的疙瘩解不 开，于是买来八分钱一包、装有二十支的简装劣质烟，有时买些廉价的烟叶，晒干 搓碎，用废纸卷成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精神上的麻醉已经成为我不可缺少的生 活乐趣。日子就是这样地一天天打发过去，后来也终于觉得轻松愉快，习以为常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居然跟其他“右派”不同，享受到县委书记一般的待 遇，日子十分好过。这话从何说起呢？原来有一天，一位姓张的“造反派头头”走 来，跟站在我们身后监督我们劳动的刘“副司令”说：“现在独缺画像的人。” “可以问问那些北京上海来的。可以废物利用嘛！”副司令回答。他灵机一动，转 过脸来把我叫住：“喂！范泉！我问你！”当时我正和另一个“摘帽右派”扛来一 桶浆糊，放在地上，开始用扫帚在县委招待所的墙上边刷浆糊，边贴一张张人家写 好了的“大字报”。听到叫我的名字，便立刻转过身，面对“副司令”。 “你会画画吗？”他问我。 “不会。”我回答。 “你从来不曾画过吗？”“画过。那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在美术课上。” “画过就好嘛，可以试试嘛！”那姓刘的“副司令”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笑了笑， 跟姓张的“头头”商量了一阵，吩咐那位指挥我们贴“大字报”的“造反派”，把 我带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给我绘画的纸笔和水粉，要我画一幅毛主席像。临走时 向我训话： “你可以不参加学习，好好画。要带罪立功！”我有什么“罪”？我也不要立 什么“功”，唯一使我告慰的，倒是我可以借此机会不参加学习，可以离开这伙成 天吆喝的人，可以关起门来过一些清静的日子。我再不能有其他选择。冒着当“现 行反革命”的危险，我反复尝试调色和上色，照着原件，小心翼翼地画，终于画得 非常成功。从此我居然成为“造反派”心目中的“右派画家”，容许我长期不参加 学习，在这间办公室里建立了我的“独立王国”，还有他们指派的一名“历史反革 命分子”作为我的助手，陪伴我，常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听他讲述如何在土 匪的队伍里从事策反工作的故事。日子过得很好。我也从“造反派”抬在肩上游行 时使用的大幅毛主席半身像，发展到绘制那些建造在县委大楼前近十米高屏风上的 毛主席全身油画像，发展到数以百计的毛主席像语录牌。别的“摘帽右派”重新挂 牌游斗，我这个“摘帽右派”却逃过了这一“劫数”，甚至还容许我在运动中回家 探望我母亲。 可是这一次，看到多年不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非常衰老的人了。 母亲的双目深陷，面有土色。从那安放饭菜的凉橱里，我发现一碗豆腐肉糜的 菜，爬满了虫子。眼睛已经看不清虫子的母亲，却还是吃着，连虫子一起吃着。听 邻居说，她整天吃粥，不买菜，有时到隔壁的菜馆子里去买一碗肉糜烧豆腐，常常 要吃一个星期。难怪这次看到母亲，她一再诉说“造反派”如何把她逐月节约下来 的二百一十元钱，在抄家时拿走了。她说“造反派”已经告诉她，我是“右派”， 在青海改造，因此她再也不忍使用我每月寄给她的二十元钱。“这是你的血汗钱， 我准备积起一个整数来还给你。”母亲说。 “你不能那样。给你的钱并不多，是你最低的生活费。你看，我的脸色不是比 过去好了吗？我在青海生活得很好。”我说尽好话，宽慰母亲。 可是在我的心里却从此蒙上了阴影：金山的“造反派”怎么知道我在青海改造， 而且为了我，株连到母亲，批斗她，罚她跪在许多碎碗碎玻璃片上。 要她和我划清界线，揭发我。我不知道那多年来饱受创伤的母亲的心灵，又经 受了多大的伤痛！我感到无法补偿的内疚，心想住一夜就走，免得“造反派”要她 交代时说不清。 “不，你别走。”母亲非常坚定，“天下哪一个母亲不了解自己的儿子的！我 知道你不会犯错误，你没有‘罪’，今天搞不清，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母亲一反常态：不仅原谅我对 她的撒谎，而且还笑逐颜开，用她最近几个月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亲自去菜场买了 一只活母鸡，请人宰杀好，在长期不用、积满灰尘的土灶上烧，还上菜馆买来了几 个熟菜，买来了小瓶白酒，像宴请多年不见的亲友那样地款待我。那天晚上，母亲 向我吐露了她唯一的心事： “我已经八十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你伸冤的一天。”停停，她又说： “下次你来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几天以后，当我告别母亲，当 母亲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向我招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圈有些红润，好像在重复 着那天晚上的那句话。 “妈！我很快又会来看你的！”我从车窗口探出了头，大声说。 但是我怎么能相信，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向母亲的诀别。 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突然接到上海打来的“母病危速归”的电报。 我立刻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启程。经过整整三天两夜，赶到老家金山县吕巷镇，只 见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着一双眼睛，张开了嘴，离别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已 经有十六个小时了。 母亲死得非常不平静。 是母亲等待我回来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 是母亲不放心我这个沉浮于上海和青海的儿子，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妈，我回来了，你安息吧。”我一面说着，一面抚摸着母亲的眼皮，让她合 上了眼。 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终于在母亲的骨灰盒面前，读到了上海市出版局寄到青海 来的平反改正通知书。青海师范大学也派车把我从喇嘛寺里接出来。 一九八一年，经青海省省委常委讨论通过，青海省教育厅重新授予我全省第一 个“教授”的职称。我的中共党籍也恢复了。一九八六年十月，上海市委组织部又 将我调回上海，根据我个人的意愿，重新回到了上海市出版局系统工作。 虽然我的壮年时期已经被迫丢失，但是千真万确：我仍然精力充沛，正为上海 书店组织力量，编纂一部将近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母亲，安息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