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敌人的刺刀――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 一、占领阵地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 家长期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他已介绍了邵力子的侄女、我在 复旦新闻系念书时的同学邵德璜在那里工作。他说现在这家书店准备成立编辑部， 先出版期刊。因为书店的董事长许晓初是他的学生，要求他推荐一位编辑部的负责 人，因此他来找我，希望我去。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在解放后是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曾任青岛工学院 院长、武汉测绘学院院长，为人刚正不阿，思想一贯进步。一九三九年冬，他曾推 荐我去《中美日报》编辑一个抗日反汪的学术文艺性副刊《堡垒》，后来因为我编 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稿，而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撤销我副刊的编务，但是 作为介绍人，他却没有责怪我，反而在我向他汇报我已被撤职，副刊已由钱佛公接 编时，笑了笑安慰我： “你编得不错，我都看了。”他思索了一会，又带着十分真挚的感情缓缓地说 ：“别着急！今后，我会再去找你，介绍你干别的！”今天，他终于不顾眼病和行 走困难，拄着拐杖，亲自来到我的寓所，要我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扎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冲进了已经沦为“孤岛”的上 海租界以后，我长期失业，并利用失业的空闲时间翻译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一 九四三年冬，光华大学的姚璋教授介绍我去南洋中学教书，生活刚刚安定下来。现 在听说要我去搞编辑出版工作，我当然有些疑虑：是不是要把刚刚接手的教育工作 丢掉？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创办一个不变色的期刊，能行吗？ 我沉重地思索着。 看到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金通尹先生耐心地给我解释。他说学校的工作还是 可以兼顾，可以少教几节课。但是去书店工作，那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在这个沦陷 了的上海，意义十分重大。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文化阵地，不能丢！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 那么，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金通尹先生热爱祖国的激情深深地感 动了我。一种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不再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毫不犹豫地脱口回答： “我去！我去！”想不到这一去，就是整整的八年。 二、迎着敌人的刺刀 当天下午，我去看望了许广平先生。 许广平先生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一星期，被上 海的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她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刑讯了七十六天以后，在一九四二年 三月，由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保释出来。出狱不久，我去看她，只见她满头白 发，步履艰难。这使我非常吃惊。此后，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许广平先生陆续告 诉我她蒙难的全过程。她说她留在“孤岛”不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看管、保存鲁 迅先生的遗物和藏书，她认为这是她应尽的义务；其次，是为了孩子海婴身体孱弱， 经不起长途的奔波。而日寇以佐佐木德正为首的十多个人到她家里搜查、逮捕她的 原因，是为了要从她口里追查出一些抗日留沪知识分子和出版工作者的下落，要她 提供几个抗日期刊的组织结构和内幕情况。她绝不透露真情，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 朋友们的生命和安全。也正因为这样，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入狱第五天，就被拳打 脚踢，沉重的耳光把她的脸也打肿了。还拔出长长的指挥刀，搁在她的脸面上，威 胁着要斩杀她。为了套取她的口供，要她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剩下最后的汗衫短 裤，狠狠地鞭笞；满身创伤以后，才叫穿上。然后再脱，再鞭笞，再穿上。循环往 复地凌辱和拷问。而最最令人发指的，是惨绝人寰的电刑，一天通电十多次，通通 停停，停停通通，强大的电流把人打得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在这样酷刑的威逼 下，许广平先生只吐露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民族的仇恨！ 正因为有着这种切身的体验，许广平先生的敌情观念非常强，警觉性高，观察 十分锐敏。当她听到要我去一个新单位，而且要在这个变了色的天地里办一个不变 色的刊物时，她不能不为我担忧。她联系自身的血的经历，作了具体分析以后，给 我指出两点：一是要我调查了解这个单位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要在这个变 了色的天地里搞这种容易被敌人摧残的出版事业；二是要我作好坐牢甚至是流血的 思想准备，因为任何编辑出版工作都不可能不带有倾向性，而迎着敌人的刺刀，要 搞好带有不变色倾向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三、文艺见春秋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终于从几个侧面，查清了永祥印书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永祥印书馆创立于清朝末叶，是由陈永泰独资经营，以印刷为业务。到了一九 三一年，陈永泰去世，由他的哲嗣陈安镇接办。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改组为有限公 司，资本总额五十万元。同年七月，增资到二百万元，并在福州路三百八十号增设 了总发行所，又受盘了山东路的大昌元印刷纸号。到一九四三年七月和一九四四年 二月，更两度增资到四千万元（以上都以当时的伪币计算），受盘了中国艺林彩印 公司、美纶股票印刷公司以及Slovo 俄文报馆，因此彩印、铅印、铸字等印刷机械 完全具备，还有一个开设在上海福州路抗战前是上海杂志公司旧址、销售书刊、账 册、文具用品的门市部。 永祥印书馆的总经理陈安镇，并无任何政治信念，也未加入任何政党，是一个 唯利是图、善于投机的资本家。他抓住日寇占领租界，上海沦陷，人心思“走”， 工商业萧条的机会，低价受盘，蓄储实力，争取全面发展。他把永祥的股票上市， 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在出版业险象环生、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永祥偏偏从单一的 印刷业务发展到兼营出版，完全是为了宏扬名声，以此提高股票的价值，是出于商 业买卖上的一种投机需要。因此在出版业务上，正如金通尹先生所说，他可以请 “我们”去，也可以请汪伪的“他们”去主持。面对着这样一块还没有染上任何政 治色彩的文化阵地，我当然打消一切顾虑，闯了进去。 mpanel(1); 我到永祥的第一件事，是创办期刊。 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逃避登记，决定用期刊的形 式，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 采用什么样的丛刊名称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刊物能否在敌人的鼻子下生存下去 的问题。 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大家提出不少名称，有带古典色彩的，有侧 重时代意义的，各有各的特色，但我最后还是听取了许广平先生的意见： “要讲究战略策略，要善于保存自己。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战斗不在于 名称。越是通俗、朴素、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倒越是具有战斗的现实意义。” 当时的上海，一些汉奸文人力求把地狱般的上海粉饰成太平世界，开设的书店名为 “太平”（如福州路的“太平书局”），主编的期刊名为“风雨”（如柳雨生主编 的《风雨谈》），真是谈风吟雨，天下太平，叫人不再想到我们正是处身于民族存 亡的最后关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正在各条战线上英勇抗战。面对着这样的现 实，我们决定我们的文艺刊物要反其道而行之： 将抗日大后方文艺战士们的信息，不断向沦陷区扩散，以鼓舞沦陷区广大文艺 青年的抗日斗志，并相应地揭露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对于一些留居在上海 的正直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我们则以最大的篇幅，发表他们用真名或笔名写的文章。 丛刊定名为《文艺春秋》。 这是因为这一名称比较通俗、朴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是一个引不起敌人注 目的名称；其次，是因为刊物的扉页上每期编刊了一条条文艺界信息的报道，天南 地北，前方后方，凡是显示民族正气的文艺信息，无不广采兼收，包罗万象，总冠 以“文艺春秋”的专栏名称，使这个丛刊名实相符，也就是从文艺的园地里窥见春 花秋实的意思。 “文艺春秋”报道专栏里发表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我在《中美 日报》工作时的老同事胡道静从大后方寄来；二是留沪的文艺界师友接到内地来信 后口头转告；三是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邹韬奋在上海医院里病逝的信息，是许广 平先生告诉我的。为了蒙蔽敌人，我故意把逝世的地点移到苏北，写成这样的报道 ： 素以犀利笔锋著称的我国时事评论家邹韬奋氏，最近于江苏省北部患脑癌逝世。 临终前双目失明。 虽然许广平先生详细告诉我韬奋在上海医院里逝世前与病魔搏斗的惨痛情况， 但我只能作三言两语的不确切报道（连逝世日期也没有写），这当然是为了避免敌 人的追查，实质上也是为那些抢救过韬奋同志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上海的医务工作者 作掩护。 有些信息，则来自编者的直接采访。比如吕思勉先生计划写《五胡猾夏录》一 书，是经过我们多次交换意见后确定的。那时我要求他用史学家的笔，影射和挞伐 日寇侵华的现实，后来他构思成熟，告诉我决定写《五胡猾夏录》： “五胡”，暗喻日本帝国主义；“猾夏”，就是侵华。 扩散抗日文艺界的信息，后来也成为日寇追捕我的罪名之一。 四、保卫鲁迅遗书遗物 《文艺春秋丛刊》一诞生，就投入了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鲁迅先生生前，旅居北平的时间最久。“三一八”大屠杀后，他被通缉，不得 不南下。那时他还打算将来再回北平，所以把他生平搜购的中外图书和碑帖，都留 在北平寓所。南下以后，他仍继续将搜购的图书，随时运往北平。 一九三六年先生在沪逝世后，纪念委员会除编印《鲁迅全集》外，还打算翻印 他收藏的碑帖，作为研究我国文化沿革的参考。后来由于“八一三”事变发生，日 寇全面侵华，翻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北平故 居的藏书是极为丰富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消息传来，说是“鲁迅在平家属”准备出售藏书，而且正 “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我就决定在丛刊 第一辑《两年》里，编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特辑》，并用“本刊”名义， 写了一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展开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 我写的这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大意说：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在世 界多事之秋，用“高尔基研究院”和“托尔斯泰纪念馆”一类的形式来纪念鲁迅， 但对于一位民族巨人的遗产，不论是他的遗书或遗物，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地加以保 护。遗憾的是，偏偏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今天，竟有人借用“鲁迅家属”的名义， 想把鲁迅的藏书用拍卖的形式来消灭。这决不是鲁迅家属的意愿。因为第一，所谓 在平鲁迅家属，不过只是名义上的鲁迅前妻一人，而对于她的生活费用，周作人曾 经在答复某杂志编者的信中早已表示愿意负担，所以决不致成为问题；第二，在上 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暨其公子周海婴君，更在九月十日刊登广告，切实声明： “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由此可见，出 售鲁迅藏书的，必然另有其人，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坚决保卫研究鲁迅的资料，开 展鲁迅遗书遗物的保卫运动，希望知情读者将出售藏书的有关资料，包括出售的书 目，出售者的姓氏和兜销的具体情况，来信来稿揭发。 在这一期里，还编刊了有关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其他资料，包括许广平周海婴 的启事、一些报章的新闻报道、《新中国报》的专论、《海报》第二版君宜的文章 《鲁迅藏书出售说》以及本刊的《启事》等。刊物的内容这样安排，是和许广平先 生商量的。我写的那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也是按照我和许先生交换 意见后写的。 由于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以及后来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