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 一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曾编过两种期刊和两种副刊：期刊是《学生生活》 半月刊和《生活与实践丛刊》，副刊是《堡垒》和《集纳》。《学生生活》半月刊 的出版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主办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由《鲁迅全集》 的出版发行人黄幼雄负责发行事务，我仅负责编辑工作。为这个刊物写稿和作画的， 有叶夫、吴景崧、陈琪等。因刊物再也找不到，很难记叙当时的细节。《集纳》是 《中美日报》的副刊。我接编后改为纯文艺性质，主要写稿的有横恒（女）、钱今 昔、过客（蒋星煜）、徐翊（徐开垒）、钟子芒、马博良、谢紫灵、黄琦等。从一 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孤岛”为止，前后仅 编两个多月，时间十分短促。 二 从一九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我编过《中美日报》的副 刊《堡垒》，共一百四十七期。《中美日报》是国民党CC 系的报纸，挂着美商罗 斯福出版公司的招牌，社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东侧的大楼里。我 去《中美日报》，是由于复旦大学的推荐，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复旦 大学推荐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的两个新闻系同学郑忠辂（编国际新闻）和杨继民 （编本市新闻）。 《堡垒》是学艺性副刊，每周出版三期。和《堡垒》同时创刊的，是另一剧艺 性副刊《艺林》，由鲁思同志主编。两个副刊交替出现。当时的“孤岛”，笼罩在 白色恐怖之中。《中美日报》遭受敌伪特务的袭击，再三被迫休刊。《文汇报》、 《大美晚报》和《申报》也一再被炸，记者如张似旭、邵虚白、程振章、李骏英等 惨遭暗杀；而一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则甘心为敌伪效劳。如周作人、张资平、 穆时英、刘呐鸥等，包括我在中学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柳雨生，也都先后落水当了汉 奸。敌伪报纸《中华日报》、《新申报》、《总汇报》、《上海商报》、《时代晚 报》、《民族日报》、《晶报》、《肃清画报》等，期刊《新世纪》、《日本评论 》、《大众言论》、《教育月刊》、《国风》半月刊等三十多种，相继出版，多如 牛毛。一些留在“孤岛”的真正进步的文化人，有的闭门译写，有的休笔蛰居。只 有地下党领导的文艺和文教工作者，通过一些文艺社团和学术教育单位等外围组织， 坚持出版进步书刊，开展各种文艺性的革命斗争活动。在党领导下比较活跃的话剧 界，也都侧重于采用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宣扬民族正气，鼓舞抗日斗志。就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里，《堡垒》创刊了。它的特点，是以短兵相接的姿态，毫不隐讳地 与敌伪展开白刃战。那时我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从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来的严永洁同志常住我家，使我懂得一些抗日反汪的革 命道理。因此，我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能无视白色恐怖，做了一些作为一个普通 中国人该做的事。 三 在一四七期的《堡垒》副刊里，从内容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揭露敌伪的文化阴谋。这方面的文章，曾先后发表过陆维良的《从日‘满 ’作家座谈会看出日本的文化阴谋》、耳耶的《给武者小路实笃的信》（指出武者 小路实笃已经充当了日本军阀的扬声筒）、马青的《周作人新论》、舀郁的《张资 平也要混水里摸鱼》等。 二是横扫一切毒化书报。曾经编组“文化毒素扫荡号”多期，给毒化书报点名 归类，唤起人们擦亮眼睛，坚决抵制。在《变色的文化市场》里，还无情地揭露了 东北、朝鲜、台湾、华北等地敌伪文化的各种丑态。 三是批判漠视抗战的西崽倾向。如批判影片《玉蜻蜓》、《刁刘氏》等内容黄 色、麻痹青年抗敌意志。批判索非、黄嘉音等置身于抗战之外，只写家庭琐事的出 世文章。所谓“西崽”，正像昆如在《论“西崽相”》（副刊第二十六期）里所说， 是指那些“对抗战毫无感兴，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放几支冷箭，回头又假装天 下太平，说几句‘哈哈，今天天气……’”的西崽式文人。 四是发表带有时代气息的学术论著。如锡金的《论诗的分行》、朱维基的《开 展诗歌运动》、孔另境的《论方言剧与戏剧大众化及国语统一运动》、邹啸（赵景 深）的《两年来的通俗文艺运动》、钱今昔的《孤岛文艺运动的策略》、过客（蒋 星煜）的《艺术略论》、束胥（锡金）的《诗歌奋起战斗》等。 五是介绍进步作家论著、推荐在“孤岛”出版或经销的进步文艺读物。 前者如史叶的《热爱自由的普式庚》、钱今昔的《阿志巴绥夫论》、朱维基的 《波兰大诗人及自由的战士密基维支》。后者如《文艺新潮》、端木蕻良的《新都 花絮》、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曹靖华、尚佩秋编译的苏联短篇 小说集《死敌》等。 四 编辑副刊《堡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四○年五月一日，在“五四”青年节的前夕，《堡垒》发表了一篇咒骂国 民党三青团的文章，题目为《上海青年界抗议》，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逢到纪念节日，还要长篇大论，满纸勖勉，那不仅是多事，抑且根本对于青年， 没有表示诚意，因而我们严重抗议。 mpanel(1); 这些话确是说到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痛处，因此三青团恼羞成怒，决定用暗杀的 方式来谋害我。这种事被报社的总编辑詹文浒知道了。他通知我，要我住在报社， 不轻易外出。过了几天，詹把我接到他坐的小汽车里，说是为了我的事，去看望一 位负责人。汽车回环盘旋，终于驶到一座高楼大厦的门口。走进大门，登上电梯， 大约在十多层的楼梯口刹住了车。一位听差打扮的壮汉早已等候在那里。就在他的 引导下，按了电钮，我们走进了一间放着许多古玩的小客厅。詹进入内室。不久， 陪同一位头发花白、身穿绸袍马褂的老汉，走出门来。詹陪着笑脸，介绍了我就是 《堡垒》的编辑。老汉一面就座，一面连连点头，好像事先早已知道了似的，连声 说道：“好好好，我来打个招呼。没事，没事！”接着是他们寒暄了一番。整个会 晤我没有说一句话。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光景，退了出来。事后詹才告诉我，老汉的 名字叫蒋伯诚，是国民党留在“孤岛”上的总负责人。 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咒骂了三青团，詹文浒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十分热心地为 我解除后顾之忧，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到今年春节，我和当时一起在《中美日报 》工作的同事胡道静（现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谈起时，经他阐释，才恍然大悟。 他说当时我们都年青，只知抗日，连《中美日报》是CC 系的报纸都不知道。日寇 投降后，他进了《正言报》，才逐渐搞清《正言报》是三青团的报纸，而《中美日 报》是CC 系的报纸。三青团和CC 一贯对立，狗咬狗。当时我正巧夹在两头恶狗 之间，扮演了一只兔子的脚色，人还活着，算是万幸。想起来真叫人毛骨悚然。 过了半年，在一九四○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从报社出来， 走出长耕里，突然有两员彪形大汉，从我左右两侧靠拢。我机警地意识到：可能是 汪伪特务来绑架我。我加快步伐，走上公共汽车候车站的候车台阶。一辆公共汽车 刚巧停到我的脚边。车门开启后我并不上车，因为两个特务已经站在我的两侧。马 路对面的一辆小汽车，正在调头向我驶来。当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动手拉门，快要关 上门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奋身一跃，跳上汽车。只听得砰的一声，车门关闭， 终于把这两条特务尾巴甩掉了。从此我再也不出报社，长期和报社的排印工人住在 一起。 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中旬，由于《堡垒》编印了“诗座谈”专辑多次，发表了 锡金、朱维基等的文章，受到报社内部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后来才知道，主要的 原因是“共党嫌疑”），而终于从二月十六日起停止了我的编务，由钱佛公接编。 五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编副刊，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 “相对”而已，有很多的具体实际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总编詹文浒用“乐之”、 “乐斯”等笔名写下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文章，交副刊发表；当他在下半夜检阅报 纸“大样”，发现副刊里有露骨的进步文章时，擅自抽调，补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文 章。为了占领这一文化宣传阵地，我总是委曲求全。到了停止我编务后，我就和钱 今昔、郑忠辂等商议，自力更生，合资创办了生活与实践出版社，出版学艺性的期 刊《生活与实践丛刊》。 记得当时我们曾开过几次会，商议了经济问题、稿源问题、印刷问题、发行问 题。用“丛刊”的形式分辑出版，有两种好处：一是可以逃避登记，立刻出书；二 是可以不定期出版，比较主动。在写作分工方面，也作出这样的决定：钱今昔写哲 学，郑忠辂写时事，我写文艺。 当时，钱今昔是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学生协会”西区交通站的“交通”。 党的有关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矛盾论》 等，通过他分送给西区的学协小组。“学生协会”的工作对象是全市大中学校的学 生。它是党的外围的秘密组织，负责人是暨南大学化学系的学生王经纬（即陈伟达， 现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学协分东西南北四个区。西区学协负责人姓龚，人们都 叫他“龚大哥”，《生活与实践丛刊》里发表了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文章，都是由他 提供的。 《生活与实践丛刊》第一辑《论思想方向》，终于在党的支持下、在我们积极 筹备下创刊了。那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是《堡垒》易手以后不到一个月。创刊 号里有来自延安的文章：张庚的《蒲列哈诺夫论易卜生》，是西区学协负责人龚大 哥交来的。其他六篇文章是：白丁的《论思想方向》、钱证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 二三见解》、柳金的《青年的团结》、侯补道的《亚欧战局》、司徒宗的《教育・ 生活・实践》、范泉的《表现上海的文艺题材》。白丁是我的化名，钱证是钱今昔， 柳金是周楞伽，侯补道是郑忠辂，司徒宗是孔令杰。 由于这个刊物是我们自己创办的，再不会受到敌伪的干扰和压力。所以，我们 都能畅所欲言。在钱今昔的文章里，明确地提出了要向马恩列斯学习，批判了“代 顽固派说教”的叶青、张君劢之徒。 《生活与实践丛刊》大约出版过四辑。第二辑是《自由及其它》，第三辑是《 窑洞大学教育》，第四辑的书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窑洞大学教育》是我根据学协 提供的资料写的，歌颂了抗大，歌颂了革命圣地延安的教育事业。 六 回想到“孤岛”时期的文艺活动，总使我禁不住在眼前浮现起那些为革命献身 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想到那些不避环境的险恶、不受敌伪的诱骗、经受住艰难的 物质生活的考验，赤胆忠贞，为抗日反汪而挥毫战斗的师友们。 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形象，晶莹璀璨，光采照人，永远鲜明地活在我的 记忆里。 从新四军来到上海的杨斌，比我大六岁，圆润的脸，中等身材，体格壮健，能 说一口略带湖北方音的普通话。他特别喜欢我的孩子海平。每次来到我家，总是买 了苹果送给我的孩子，还把他高高举起，逗着他。我的孩子也习惯地叫他“苹果先 生”，和他十分亲昵。他知道我搞文艺工作，有好几次和我谈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 问题，还提醒我，进出要小心。我没有约他写稿，但是他那语重心长的话，却使我 感到无限的温暖。一九四三年以后，他回解放区，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一直到 了七十年代，从南京雨花台的烈士陈列馆里，才又看到了他的遗像：“啊！苹果先 生！”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阅读烈士生平介绍，我才知道：一九四○年 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他是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九四七年被叛徒出 卖，在南京解放前牺牲。那时他才三十八岁。“他教育了我，文艺和生活……”我 浮想联翩，泪水遮断了我的视线…… 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 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 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 浩然的正气。一部二十四史，卷帙浩繁，真不知从何看起。 但是吕先生却能认真地阅读了几遍。有时，我到他家里取稿，是在吃饭的时候， 他却连吃饭的时间也不轻易放过，嘴在碗口进饭，眼在书上琢磨。有一次吕先生轻 轻告诉我：“居然有人想用名利来诱劝我落水……”他淡淡地苦笑了一下，摇了摇 头，然后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了他早已写好的稿子，递给了我。他为了抗战胜利， 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 作，这是在战斗！ 在年轻的作者中，锡金、朱维基和芳信，是我常说的“三剑客”。芳信和我接 触不多。锡金是江苏宜兴人，正直豪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善于辞令，有时带有 些孩子气。每次和他见面，看到他那豁达恬静而略带孩子气的笑容，总使我感到亲 切而又温暖。维基是一位热情的诗人，敦厚淳朴，豪放不羁。他的诗铿锵有力，旋 律强劲。在一行行漫长的诗句里，伴和着激越的节奏，热情奔放。读他的书，有纵 横恣肆而不失规矩、葱茏粗犷而气韵雄浑的感觉。和我相处长达十七个年头的孔另 境，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但在风寒料峭的“孤岛”时期，他却能像松柏一样的挺 拔，箪瓢陋食，巍然屹立，用他那犀利的杂文笔触，鞭笞敌顽，捭阖自如。戴着一 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钱今昔，有着爱憎分明的性格，对敌桀骜不驯，对友淳厚温婉。 虽然他专业地理，却为了对敌斗争，而从事文艺创作，还写了哲学论文，可以说是 一个多面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瘦长的个子，苍白的脸庞，不善辞 令，不求闻达，真诚朴质，和蔼可亲。他和我在一张双人办公桌上工作，空闲的时 候，阅读莎翁原著，译写一些章节，也和我偶尔谈及“信、达、雅”的要求。他为 报纸写《小言》，也为《堡垒》写过一些短文，读来笔含春雨，墨透烟云，确有深 远的艺术感染力。 七 在我离开上海五千余里、走了二十多年的空白以后，回到上海探询那些曾经在 “孤岛”时期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文艺界师友们，真使我大吃一惊：差不多半数以上 已经仙逝了。 上海社科院文研所要我写些“孤岛”文艺回忆录。我在“孤岛”时期虽然胡乱 地涂写了一些什么，但滥不成章，不值得一提，倒是那些文艺界师友们的战斗形象， 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头脑里，教育了我，使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有勇气悼念他们。因 此，我的回忆只能成为悼念。我谨向景崧、杨斌、维基、芳信、另境、司徒宗、生 豪、子芒等同志以及我的老师吕思勉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我衷心感谢他们在风云 险恶的环境里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