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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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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今年九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季镇淮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总编辑委员和《大系·总序》的作者之一。从一九八七年八月到一九九六年七月这整整九年间,为了提高《大系》编选质量,编好这套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大书,他曾费尽心机,和我面谈两次,还认真参与编选争鸣,写了将近两万字的信给我,协助我充分调动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的积极性。《大系》能够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最高一级荣誉奖,是与季镇淮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

早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季老就来信,指出编纂出版《大系》的重大意义。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不仅将奠定近代文学研究之基础,而且对近代历史、近代文化史及现、当代文学之研究,均将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后,我草拟了《编辑设想》以及后来以“上海书店”署名、编印在《大系》各卷卷首的一篇《出版说明》等,寄给他,征询他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回信表示“没有意见”,还说:“上海书店发起此事,我想是一大好事,实开近代文学研究之大门,为后来者准备了极好的条件。此属于‘古籍整理’的普及工作,有功于社会广大读者,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会议”。由于各位总编委、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北京、广州、开封、苏州等地,不可能经常来到上海参加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在季老的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下,我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出版二至三期,讨论有关《大系》的专集和卷数、编选原则和要求,还请各集主编撰写《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二稿》,收到后逐一公布,组织大家从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到选材和篇目的审议,开展学术争鸣。

参加争鸣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有王元化、吴组缃、陈子展、张庚、楼适夷、贾植芳、柯灵、钟敬文、徐中玉、郑逸梅、张庚、时萌、魏绍昌、马学良、钱仲联、范伯群、伍蠡甫、端木蕻良、金名、章培恒、冯至、丁景唐、陈鸣树、郭豫适、何满子、孙文光、刘北汜、叶至善、秦瘦鸥、蒋星煜、袁进、锡金、钟培贤、蹇先艾、裴效维、陈子善等,而季镇淮、施蛰存、周振甫、任访秋等都是长期参与学术争鸣,为《信息》积极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季老,他不顾哮喘,负病执笔,动辄撰写五百字以上的长信给我,还悻悻然觉得“意犹未尽”。

从季老的来信看,不仅表露了他对提高《大系》编纂质量的殷切期望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还展现了他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的厚实的学术功底。

揭示近代文学的灵魂

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第五期上,编委伍蠡甫提出了《大系》编选观点的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选”和“文选”不同,不要用“文选”的尺度来编选“文学作品选”。在讨论中,季老明确指出: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该入选,因为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救亡图强的时代精神。他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写给我的信里说:“自《切问斋文钞》以至近代,文以致用的观点愈来愈明确,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总集。后来这类总集屡见不鲜,可见时代文风的变迁。魏源本人的文风,以现代文学(的尺度)观之,则合格者甚少。其他许多进步文章家亦如此。因此这个观点已形成进步主流,到晚清的改良派或革命派而登峰造极。故康、梁、严等改良派政论文如落选,则无以见时代的进步倾向。”三天以后的二月十八日,他深恐他的阐释不清楚,再一次来信,更加透彻地说明:“实际这个时代最可贵的东西,就在于政治性的觉悟的提高,人们已顾不得文章的风采,而唯求文章有用了。‘用’的最高目的,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这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则不见其革新的色彩与时代精神。”非常明显,如果用纯文学作品选的观点来编选《大系》各集——特别是散文集和诗词集,那么,一些政治色彩较浓、呼唤救亡图强的作品,都将落选。而这些作品,以及带有这种倾向的作品,恰恰是近代文学的灵魂。季老从一开始,凭藉他对近代文学深厚的造诣,抓住这个要害,反复申述,给《大系》各集的编选者在对近代文学特点的认识上,在对《大系》的编选指导思想上,作出了无可辩驳的正确导向。

唯物史观的运用

在审视和讨论《大系》各集主编提出的《选目初稿》过程中,季老总是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从近代政治实际和文学主流出发,认真负责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这里仅就《小说集》、《翻译文学集》和《诗词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最初,对《小说集》的编选,季老认为单本的小说容易选,反映当时现实的短篇小说不容易选。但是他建议要“从当时报刊上多选录短篇”(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在看到吴组缃等提出的《〈小说集〉选目二稿》以后,他高兴地说:“我觉得非常好。许多短篇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而且,他还认为《选目二稿》确实做到了如主编之一的端木蕻良所说:“不拘泥于《文选》的途径,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脉络”(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对施蛰存主编的《翻译文学集》,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中说:“希望在《翻译文学集·导言》里能写出简而不繁、层次分明的近代翻译史。先非文学,后文学;文学又有先后(国别、作品)。”两年后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看到了已经出版的《翻译文学集》上披露的《导言》后,他提出意见说:“第二次翻译高潮是在晚清到‘五四’前夕的三十年,说法是可信的。唯第二节叙述高潮,未突出严复的地位,而只强调林纾,似觉有所不足。严复所译著不是文学作品,而有输出新思想、开风气的大用。不见严复,令人觉得忽略了翻译界的大人物。”后来,施老接受了他的意见,在《翻译文学集》第三卷的“散文”一辑中,专门为严复开辟“论议”一栏,编选了他的《天演论·导言》等四篇散文,并在《第三卷编选说明》中对这些散文加以阐释。在审察钱仲联主编的《诗词集》选目时,同时阅读了他的专论《近代诗坛鸟瞰》一文,季老认为选目的重点不突出,对革命诗词的选目还可以增加。他说:“如龚自珍诗选题数(十七)不突出,而《鸟瞰》极其推崇;曾国藩诗选题数(三十)多于龚,而《鸟瞰》不及一语。曾国藩诗可以选,但不妨少一些,聊备宋诗派的一格。

至于《鸟瞰》对南社诗人及其他革命诗人论述不足,而对同光体诗人的介绍则稍嫌过详,均可考虑有所增删。”(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所有以上对各集主编提出的意见,包括多从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报刊上选录短篇小说,不应忽视在近代思想领域起过积极作用的严复政论译作,对近代文学的“开山”龚自珍的选目不能少于曾国藩,应该增加革命诗词的选题,以及在上节所揭示的近代文学的灵魂,充分说明了这是季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近代文学领域内唯物史观的运用。

为少数民族文学呼唤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作者,往往把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汉民族的作家作品,混在一起叙述,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拥有的民族特色,把少数民族文学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民族文学之中。

《大系》曾经通过简报,在季老的呼唤下,组织争鸣,研究是否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专集,并由谁来负责主编这个专集。经过讨论,决定开创这一难度较大的新事物——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而且由季老自告奋勇,非常负责地介绍我去看望他的老同学、中央民族学院的马学良教授,聘请他来主编这个专集。当季老闻悉一切事情都已办妥以后,非常高兴,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来信说:“这一集的出版,将大开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眼界,增加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影响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集进入《大系》,不仅为《大系》增荣,而且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法。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一无所知,评价它进入中国文学史还说不妥当。这里只是表示我很赞成、欢迎。中国文学史将不是老一套,必有新面貌了。”在探讨设立《少数民族文学集》的重要性时,季老曾经现身说法,说出自己的深刻体会。他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每个时代都应该联系少数民族文学。过去我们的研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做,确是做得很少很少。我们文学史的工作还多得很。主要原因就是历史的习惯性,使我们只知道汉族文学,而忘记少数民族文学。我知道蒋湘南是回族,但我翻阅他的诗文集,就只留意那些与龚、魏和《史、汉》接近的作品,而不留意它们的民族特点,实际把它们看作汉族文学。这种例子多得很。以文而言,蒋湘南佩服龚自珍、魏源的古文,推尊司马迁、班固的古文,他自己的古文就被认为是汉族文学,不留意他的古文的民族特点。再如土家族作家的‘竹枝词’,很自然地被认为是汉族文学,但如马学良先生所举例,显与汉族文士所写‘竹枝词’不同,因为它们表现了土家族的民族特点。可见作家所用文字不能视为区别民族文学的标准。”在讨论中还谈到:现在一般的大学中文系为甚么没有或很少开设“少数民族文学”课,主要是因为难度大,讲授者既要掌握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又要研究不同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以及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这也是今天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作者把少数民族文学融化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原因。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应该的。季老从他编写文学史的切身体会中,发出了“还少数民族文学本来面目”的呼唤,显然是为今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篇章。

给《大系》学术定位

从中国历史、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的角度审视与评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出版意义、作用和价值,季镇淮先生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地提出来的。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六年,他不止一次地用通俗而鲜明的语言,非常热情地给《大系》学术定位。

正如本文第一节里所说,早在编纂《大系》的酝酿阶段,季老就认为《大系》的出版,将奠定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还将有助于近代历史、近代文化史以及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一九九○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全国第五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我被邀请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建设过程和主要特点”的发言,季老则在寄给大会的贺信中,对《大系》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近年来成果之可言者,首先是上海书店编纂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套三十卷,是对近代文学一次有计划的展览,打开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大门,从此近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手此一篇,可以纵情阅读,各取所需,由之引向深入,达到研究之目的。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直接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提供资料的宝库,大开眼界,值得庆幸。……”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针对《大系》出版以后,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季老来信说:“《大系》的社会效益虽高,但经济效益不高,要亏本,当然令人不愉快。但这是暂时现象,我不相信这套独一无二的近代文献永远会受冷落。人们要爱国主义,《大系》就是讲爱国主义的书。到古诗词里去找爱国主义,舍近求远,荣古陋今,不思而已矣。当然空话不必说,事实终会作出判断。上海书店完成这项大工程,是有贡献的,值得欣慰。”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季老又来信说:“上海书店做了一件大好事,《大系》是一部好书。但目前文化界似尚未注意及此。近代文学研究仍需提倡,《大系》提供方便,并具体指导,当有促进。”同年十二月十日来信说:

“《大系》是传世之文献。……这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用的书,为子孙造福。”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他来信肯定《大系》是“为二十一世纪准备的爱国主义的生动的教科书。”当他知道两千万字的《大系》即将全部出版时,他高兴地说:“我定承命写几行赞美之词认真地评价,非虚语也,请无以普通宣传视之。此书从头我就有兴趣,至此不衰,希望体力及眼睛稍复,早日酝酿此事。”(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一个多月后又来信说:“我希望不失明,能读到全《大系》,此今生之幸也。”到了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我去信告诉他:《大系》最后两卷一百八十五万字的《史料索引集》即将出版,决定在八月十四日召开一次“《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座谈会”,邀请他出席,如不能来上海,请他写几百字的发言稿寄来。季老终于应我所请,在七月十四日,寄来了由他家里的小保姆笔录的长篇回信。这里另列一节,节录这封来信的主要部分。

最后一篇“贺辞”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表示热烈祝贺。

“出版这部书的好处,过去我已多次讲过,觉得这部书把青年们引进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大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部书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这和出版一般古书不一样。那么这部书究竟有哪些好处呢?现在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它有它的丰富性。这是指《大系》辑入的近代文学资料讲的,其中有许多佳作,足供研究近代文学的需要。看了这部书,就可以增长近代文学知识。它就像一部书目,可以根据它,去找书,发现问题。在从前,近代文学是写不进文学史的,大家以为近代文学没有好作品,而现在,看了这部大书,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部书的好作品多得很,而且它还把文学史的范围扩大了,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完全具备了。比如日记、笔记,都进入文学,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怎么日记也成为文学呢?实际上日记就是简短的散文。还有,少数民族文学,这在以前也是不入中国文学史的。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成为近代文学的选本,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以前只有汉文学史,从此以后才有真正的文学史。所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研究中国文学史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是现实性。《大系》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近代文学产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作家发出抗议的呼声,谴责统治者卖国投降,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所以《大系》对青年是一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科书。现在,我们对青年正在教育爱国主义,那么这部书的现实性是很强的,它符合政治上现实的需要,它的出版是很有用的,必然为社会人士及青年们所欢迎。

“第三,学术性。近代文学作家都不是单纯的文人或诗人,而大抵都是有学问的学者。他们读书很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他们的作品,历史基础很深厚,有些作品比较难懂。他们的用词造句,都是有来历的,他们是把文和学真正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很有学术性,很有研究价值,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考资料。

“第四,进步性。以往的近代文学写不进中国文学史,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比较详细的文学史,但都只写到清中叶,不再写近代文学。为甚么呢?我们猜想:

大概以为近代文学没有好作品,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没有写进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近代文学比过去所有的文学都进步。它有一个特点,比如近代散文,已经用来办报纸,成为大家的读物,散文已经社会化了,文学已经走向社会,接近广大人民,成为认识事物的工具,是很有用的,已经不是少数人书桌上的东西了。梁启超的散文,不管过去一切古文的派别,而自求解放,自己寻找自己文章的读者,务必把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懂,所以他的散文,一时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风行了二十年。这就是大进步。所以说,近代文学是进步的文学,这是无可争议的。再比如康有为的诗,自以为比李杜的诗内涵丰富,无所不包,整个的世界他都谈到了,所以康有为非常自豪。

也确实,李杜的诗是没有康有为的诗那么广阔、丰富。这又是无可争论的。

因为康有为生在十九、二十世纪,李杜不可能有康有为生活时代的条件。这也是无可争论的。再说,康有为是思想家,学识广博,经历丰富,走遍全世界。生活经验如此丰富,所以他的诗比李杜的诗要广阔、深厚得多。总之,近代文学要比过去的文学进步,《大系》所收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近代文学的进步性就在这里。……”以上是季老最后一次来信的摘录。此后我去信,再也没有回信,即使口述的信也没有。到了今年三月,我终于接到了他已于十四日病逝的北大中文系季镇淮教授治丧办公室的通知。这使我联想到在写最后这封信的时候,季老已是重病缠身,多么艰难地为履行他的诺言,而反复构思,一句一句地口述。从小保姆笔录的一些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看,更可以推断,当时的季老,已经连复看一遍改正差错的目力和气力都没有了。这真是一封“一字千斤重”的信啊!

思想·学术·著作

从最后口述的贺辞看,季老通过对《大系》各卷的阅览,揭示了六点:

(1) 不同意人们所说近代没有好作品,他指出:“好作品多得很。(2) 新文学作品的各式体裁,是在近代时期完成的,因此新文学研究者应该研究近代文学。(3)突破了文学史编写的老框框:开拓了视野,扩大了范围。(4) 不少近代文学家,也是学术家,他们的作品,为近代史作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参考资料。(5) 近代文学比历代的传统文学都进步。(6) 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决定了《大系》是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这是季老凭藉他厚实的学术根基,独立思考的结果。

季老一生,从政治思想到学术研究,深受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恩师的培植和影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奔向长沙,进入临时大学,借读三个月后,徒步入滇,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正式生,成为朱自清非常赏识的弟子。一九四一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得导师闻一多的器重,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完成时,就已经推荐他任中文系助教。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导师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他先期北上。

不料那年七月,他才到贵阳,就惊悉导师闻一多惨遭杀害。回到北京,他以万分悲愤的心情,撷取司马昭杀嵇康等历史题材,写了一组文章,借古讽今,暗喻国民党血腥统治的专制和残暴。一九四八年冬,北平还没有解放时,他已加入了由地下党领导的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编由协会领导的以进步组织“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名义主办的《教联报》,不断撰文论析形势,抵制南迁,还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从延安电台传来的信息,给广大师生员工以正确的政治导向,因而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地下党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受两位恩师的培植和影响。他一贯来勤学苦读,刻意求新,科学求证,独立思考,而行文则讲求清顺畅达,力避繁琐拖沓。

早在西南联大读三年级时,他就采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老子》和《论语》《孟子》的文法,证明《老子》和《论语》《孟子》是“一个文法系统”,而得出《老子》一书,是出自战国晚年齐鲁人之手的结论,否定了历来认为老子是东周时期楚国人的说法。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主编北平《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季老在初期的学术研究文章,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

一九四九年以后,季老从传统文化特别是魏晋文学的研究转向文学史的研究(见夏晓红的“访谈录”)。他在闻一多点面结合各个击破治学方法的启示下,将上下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凝聚为三大板块,即先秦两汉、唐代和近代,又从三大板块中,聚焦到三个带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司马迁、韩愈和龚自珍。剖析这些人物在他们所处时代产生的辐射作用,就能将这一时代的纷繁而众多的人物事件,理清头绪,找出脉络,为文学史的撰写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季老从事聚焦人物的研究。一九五五年三月,他的《司马迁》研究专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第二板块的关键人物《韩愈传》一书,刚刚完成,尚待出版。

在文学史著述方面,季老曾参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年级“集体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指导工作(当时因院系调整,季老已从清华调北大任教)。季老不仅鼓励和支持学生辑入近代文学部分,以弥补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只写到鸦片战争为止的不足,而且还应学生的请求,执笔撰写了最难写的近代散文部分。紧接着,高教部派他到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任教,并在捷克科学院鲁迅研究所工作,到一九五七年回国。

六十年代初,高教部组织高校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王起和季镇淮主要负责宋元明清和近代部分。为了编好这部书,参与编写的执笔者要有一个编写指导思想的系统说明,作为编写的依据。这个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认识文学现象及其发展历史的文件,就是由季老起草的。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还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重印本,曾在一九八八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文革以后,季老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编委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他的著作除本文提到的《司马迁》、《韩愈传》外,还有《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是他的字号),即将出版的有《来之文录续编》。编注的书有《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主编的有《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晚年正在写作的有《中国近代文学史》,整理中的有旧稿《中国文学史》。

“吾将上下而求索”

应该指出:季老在七十多岁以后,一直不顾病弱,仍然孜孜不倦地离而不休,上下求索。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季老在给我的信里,对《大系·散文集》提了近六百字的意见后说:“我因体力不支,不能多写,暂行作罢。”一九九○年二月五日,他来信说:“我的宿疾(哮喘)已到发病时间,特别小心,阴沉天气,决不能下楼找苦吃。大抵每日闷在寒斋,开始写文学史(指《中国近代文学史》)。可惜书难借得,自己的书也不能多翻,动则喘,静则止,以不动或少动为宜。”就在这封信里,他还建议我编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书目》。他说:“近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一个书目,总目,亲眼见到的,而后要一个简目。现在找书成大问题,图书馆不借出线装书,新书一出版就见不到,这种情况一时很难解决,你可以考虑再编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书目》,以便人们按目求书。”一九九一年夏,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一部《文化老人话人生》的书,约季老写稿,谈谈对老年的看法。他寄来了一封写给吴伯衡的信,以信代文,并无题目(题目是我发表时加的)。我读了信,才知道季老是奉命进入老年的(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时,被列入离退休名单公布),按他本人说法,当时自己还不知道已经进入老年。他在信里,喜称自己像屈原一样:“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描述他负病“求索”的情况说:“一九八六年从春到夏,我接连发了两场大病,可谓惊心动魄。然而在住院期间,我照样看书,医院护士屡示禁止,也没有收书不看,且看且抄,笔记抄了上百页。”这哪里像是住院治病?在奉命离休以后,他虽然哮喘依旧,眼疾(白内障)更甚,可是他说:“知人论世的工作永不衰竭。”一九九二年夏,他的哮喘病复发,但是他仍凭藉药物坚持工作。他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来信说:“弟仍因宿疾在身,依旧不能外出参加任何会。

今夏发病是反常现象。八月中旬以后喘势渐缓,但每月未尝无喘。此疾很难根治,有暂时停喘剂,所以在停喘之时仍可进行工作,惟效率极低。”正是在这种借助药物坚持工作的情况下,他阅看了最新出版的四卷本《大系·散文集》第二卷,并在信里告诉我:“《散文集》很有用,阅读之余,拟修改旧作《近代散文的发展》。”从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九月四日和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的三次来信看,季老的健康状况明显好转,开始力所能及地锻炼。初在校内未名湖北小圈子里走走,逐渐加远,往返约一小时。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下旬,还参加了民盟在香山饭店举行的四天会,听报告,参加小组讨论,能支持。但回校后,不能多走路,不能外出散步,不能多累。读书只能量力而行。当时我要在北大念博士生的我以前的研究生刘为民去看望他,他还托刘为民购买陈寅恪所有已出版的著作,准备探索一些新问题。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季老来信,说他仍在负病工作,但是目疾加剧。

他说:“弟抱宿疾,仍在伏案,唯功效甚微。去年夏秋,写几篇小文,工作计划无大进展。喘疾较稳定、无变化。但眼睛不好使,无法治疗,只能休息。

休息就是闭目养神,不能看书,需要长时间休息,这没有办法,只好如此。

写字亦困难,朋友们赐函或贺年片,大多迟覆或不覆,只有抱歉。”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三日以及六月十八日来信看,季老抱怨“治眼不能早复”,去协和医院检查两次,视力下降到零点二、零点三,已不能看书。而白内障不到一定程度又不能开刀。他说:“此事使我书不能读,文不能写。写信也很勉强。眼睁不开,下笔模糊。”但是即使如此,他在六月十八日还用墨笔写了一帧大字条幅送给我和我的妻子吴峤:

病眼寄范泉吴峤

开帘都是雾空濛望放晴

读书苦字小视人看不清

居家常摸黑止水照不明

白障须除去喜看天下新

这是他当时自我描绘眼病的狼狈情况。有甚么能比一个作家不能看书写字更痛苦的呢?他唯有寄厚望于去协和医院除去白内障。这真是一息尚存,求索不止!但是从此以后,他的来信却都是他的小保姆笔录的,他已不能执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寄来了由他的小保姆笔录的给《大系》的贺辞以后,再也没有接到他口述的信,直到八个月后,我收到了由北大中文系寄来的他已病逝的《讣告》。

季镇淮先生是一位治学谨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文史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作出卓越贡献的我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为人正直,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为了建设近代文学体系,完成繁复杂乱的近代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他出谋划策,对《大系》的编纂出版,无微不至地热情关怀。为了挽救传统文化的失落,他放眼二十一世纪接班人的培植,因而更加鞭策自己,负病工作。他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来信说:“旧文学史稿,拟整理,不必出版,整理就行,以尽教师之责。如能不发病,五年时间可以完成旧稿的心愿。传统文化有中断的危险,现在青年人读经史的(点子是原信加的)还很少,几部古书可能在数十年后无人读懂,不能不为之担忧。如此则很可惜。彼时中国经济腾飞,国势大振,诚为有史以来最强最盛的大国,此无可疑。但如果文化不够繁荣,特别是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国人讲不清楚,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因此,我辈稍知古文历史者不能不为稍尽余力,以便青年接力。加强历史研究是当前重要任务。”现在,不倦求索、默默奉献的季镇淮先生,终于丢下了他未完成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止了《中国文学史》旧稿的整理,来不及构想如何撰写第三位聚焦人物《龚自珍》一书而离开我们了,这诚然是我国文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我沉痛悼念这位思想进步、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对“知人论世”工作永不衰竭的文史学家和教育家!

1997 年10 月20 日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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