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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耿济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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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耿济之先生

文艺界前辈,文学研究会干部之一,《复活》、《父与子》、《狂人日记》、《罪与罚》、《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人之一生》、《白痴》、《雷雨》、《俄罗斯浪游散记》、《玛特威的一生》的译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德列夫、杜斯妥益夫斯基、奥斯托洛夫斯基、高尔基的介绍者,现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长的耿匡(字济之)先生,于三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沈阳友人张国桢先生的家里,午餐以后,突患脑溢血病逝世了。

这无疑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我与耿济之先生见面的机会只有两次:一次是抗战以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偶然相遇,谈了一些关于翻译的话;一次是盛康年先生的宴会上,在红棉酒家的三楼,和耿济之先生再度见面。那时胜利初临,蛰居在上海的文化人都是满怀喜悦,想在胜利以后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些文艺工作,所以那天见面的时候,大家喜形于色,谈话滔滔不绝,但是耿先生因为先到,而且和郑振铎先生等坐在一桌,所以这一次的见面,除了点头握手以外,并不曾谈论什么。

但哪里想到,仅仅是两次见面,竟成为“初识”和“永别”。

耿济之先生现年五十岁,原籍上海市,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平俄文法律专科学校,历任赤搭领事、驻苏大使馆二等秘书、海参崴总领事等职,胜利后,随张嘉璈理事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同往东北,就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长。逝世以后,沈阳方面耿先生的友好,曾于三月十六日假小西关关帝庙,举行了“耿济之先生追悼会”;上海方面,中华文协和中苏文协,于四月五日,假南京西路静安寺佛堂举行公祭。

作为耿先生友好之一的王之相先生,曾在一篇《追念耿济之先生》的文章里,描画了耿先生的个性说:

“济之先生赋性温和,处世接物,从无疾声厉色,平时沉默寡言,遇事专心致志,务求实际,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实在是天性纯厚,并非专靠修养得来。”再说到耿先生的成功,他说完全是由于困学的精神。例如——“有一次,他(济之先生)想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完全译出。

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太严重了,他很坚决地说:‘我要勉为其难,这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很有益处,同时我国新文学正在勃兴,我多介绍一点俄国文学,或者多少有点贡献。’从此以后,他继续工作,始终不懈。”(见《沈阳日报》)这种困学的精神、工作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便是使耿先生成为我国惟一的大宗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者。

耿济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功绩和值得称颂的治学态度,是在——第一,身处文艺翻译的启蒙时期,他做了一个开路的先锋。那时候毫无参证的资料,全凭一己的奋斗,苦心焦虑,突破万难,终于精益求精,始终一贯地重视自己的开拓工作,使中国的文艺翻译界有了一个成功的试探,而且他的译品,充实了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血和肉。这些功绩,我们是不能也无法轻易忘记的。

第二,是他翻译态度的严肃认真。他对于翻译的作品,要求自己必须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才着手翻译;而每有译品完成,他往往撰文将原作中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一探讨,例如《猎人日记研究》(刊《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也正是王之相先生所说的有着困学的精神。他孜孜不倦,眼见巨大的工程并不畏缩,而有始有终地不断做去。一直到三月二日以前,他仍在翻译高尔基的《玛特威的一生》和著述《华俄大字典》。据沈阳报载,他在逝世以前,曾对友好表示,将再选一二部苏联大作品翻译。这种再接再厉愈战愈勇的精神,可以作为我国新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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