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爱和憎 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茅盾先生住在上海。我有幸和他住在 一起，亲眼目睹他非常简朴的日常生活，和蔼可亲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对文艺青年， 他爱护备至，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基本上做到尽心尽力，有求必应。但是在政 治上，面对时代的逆流，他却毫不含糊，一贯是非分明，疾恶如仇。 抗战胜利后，茅公从重庆转道广州、香港而来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六号二楼 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初到上海的两个月光景，差不多整天有人来看他，一 批接着一批。茅公的谈锋很健，说话的声音文静而柔和，常常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 叫人听着感到亲切。两个月以后，客人逐渐减少，但是来信来稿却多了起来。有不 少是和他素不相识的文艺青年写来的。有的邀请他去做报告；有的提出问题，请他 回答；有的寄上自己的创作，请他修改，或者读后提出意见。茅公总是有求必应， 挤出时间，给他们一一回信，有时还写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接连写了好几页信笺。 从一九二一年接编《小说月报》以来，对待文艺青年的来信来稿，他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在一九三一年，沙汀的第一篇小说《在码头上》，就是在他看了以后，认为 虽有印象式描绘的缺点，但写得还不错，可以发表，因而在《文学月报》上发表的。 再如这次回上海，他应文艺青年的邀请，作过多次报告，其中就有丁景唐、袁鹰他 们组织的一个文学社团（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的邀请。他的这种为文艺青年尽心 尽力服务的做法，几乎占到他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次茅公来到上海，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迫写了一篇《〈文联〉停刊启事 》。《文联》半月刊由茅盾、叶以群主编，是我介绍给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茅 公来到上海的时候，刊物已经出版了六期。创刊号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版，茅 公写了《发刊词》，还发表了他写的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总结 了八年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缺点，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此后，他又发表了《 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等具有鲜明导向的文章。刊物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工作争 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方向。这使国民党内定为共产党编的刊物， 非但不予登记，而且还被列为取缔对象。经国民党陶百川通知书店董事长许晓初， 劝令停刊。茅公来到上海后，为了解除刊物发行人陈安镇的思想顾虑，决定出版第 七期终刊号，宣布自动停刊。 刊物停刊，但是茅公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记得是在六月的一个星期 天，茅公和郭沫若先生一起，建议我编的文艺刊物应当如何更加紧贴现实，倡导人 民的文学。我接受他俩的导向，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开辟了“文艺时论”专栏，专 栏的第一辑第一篇文章就是郭老写的《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直到一九四七年 冬茅公离沪去香港以前，还写了一篇《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交给我发表， 说明他坚持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 mpanel(1); 从五四运动后一年，茅公接编《小说月报》后，就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开 展新文艺运动。新文艺运动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茅公 的初期工作，就是翻译介绍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他还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大革命工作。到了文艺大众化口号提出以后，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 定论。在这经历二十多年的新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茅公一直是领导人之一。他在 政治上的民族民主立场，一贯坚定，毫不妥协。比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时，徐 志摩、郑振铎他们前往欢迎，茅公却不去，因为泰戈尔不反对印度的占领者――英 国帝国主义。 回忆茅公在五十至五十一岁居住上海的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他一直与时代 同进步，一直坚持革命的文艺事业。为了培植新生力量，他对文艺青年无比热爱， 有求必应；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他面对民主的敌人，毫不退让，疾恶如仇。我真正 看到了他坚持一生的爱和憎。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