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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爱和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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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爱和憎

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茅盾先生住在上海。我有幸和他住在一起,亲眼目睹他非常简朴的日常生活,和蔼可亲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对文艺青年,他爱护备至,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基本上做到尽心尽力,有求必应。但是在政治上,面对时代的逆流,他却毫不含糊,一贯是非分明,疾恶如仇。

抗战胜利后,茅公从重庆转道广州、香港而来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六号二楼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初到上海的两个月光景,差不多整天有人来看他,一批接着一批。茅公的谈锋很健,说话的声音文静而柔和,常常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叫人听着感到亲切。两个月以后,客人逐渐减少,但是来信来稿却多了起来。有不少是和他素不相识的文艺青年写来的。有的邀请他去做报告;有的提出问题,请他回答;有的寄上自己的创作,请他修改,或者读后提出意见。茅公总是有求必应,挤出时间,给他们一一回信,有时还写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接连写了好几页信笺。从一九二一年接编《小说月报》以来,对待文艺青年的来信来稿,他都是这样做的。比如,在一九三一年,沙汀的第一篇小说《在码头上》,就是在他看了以后,认为虽有印象式描绘的缺点,但写得还不错,可以发表,因而在《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再如这次回上海,他应文艺青年的邀请,作过多次报告,其中就有丁景唐、袁鹰他们组织的一个文学社团(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的邀请。他的这种为文艺青年尽心尽力服务的做法,几乎占到他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次茅公来到上海,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迫写了一篇《〈文联〉停刊启事》。《文联》半月刊由茅盾、叶以群主编,是我介绍给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茅公来到上海的时候,刊物已经出版了六期。创刊号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出版,茅公写了《发刊词》,还发表了他写的论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总结了八年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优缺点,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此后,他又发表了《新民主运动与新文化》等具有鲜明导向的文章。刊物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工作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方向。这使国民党内定为共产党编的刊物,非但不予登记,而且还被列为取缔对象。经国民党陶百川通知书店董事长许晓初,劝令停刊。茅公来到上海后,为了解除刊物发行人陈安镇的思想顾虑,决定出版第七期终刊号,宣布自动停刊。

刊物停刊,但是茅公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记得是在六月的一个星期天,茅公和郭沫若先生一起,建议我编的文艺刊物应当如何更加紧贴现实,倡导人民的文学。我接受他俩的导向,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开辟了“文艺时论”专栏,专栏的第一辑第一篇文章就是郭老写的《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直到一九四七年冬茅公离沪去香港以前,还写了一篇《民间艺术形式和民主的诗人》,交给我发表,说明他坚持推进民主运动的决心毫不动摇。

从五四运动后一年,茅公接编《小说月报》后,就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开展新文艺运动。新文艺运动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茅公的初期工作,就是翻译介绍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艺作品。他还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大革命工作。到了文艺大众化口号提出以后,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定论。在这经历二十多年的新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茅公一直是领导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的民族民主立场,一贯坚定,毫不妥协。比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时,徐志摩、郑振铎他们前往欢迎,茅公却不去,因为泰戈尔不反对印度的占领者——英国帝国主义。

回忆茅公在五十至五十一岁居住上海的一段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他一直与时代同进步,一直坚持革命的文艺事业。为了培植新生力量,他对文艺青年无比热爱,有求必应;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他面对民主的敌人,毫不退让,疾恶如仇。我真正看到了他坚持一生的爱和憎。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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