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名片 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清理“十年动乱”时期的抄家物资时，发现郭沫 若、茅盾、巴金等十七位作家的二十八件书信，受信人都是“范泉”。 他们通过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有关同志查询，终 于从茅盾先生的内弟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那里，辗转了解到范泉就是徐炜的笔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在一九五八年任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所属新闻出版印刷学 校领导时，贬黜青海省鲁沙尔，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后，应青海师范大学聘请，恢 复教授职称，担任研究生导师。于是他们来信和我取得了联系。直到一九八三年春 节以后不久，我才写了收据，请人在上海代领了这批信件，包括二十七件书简，和 郭沫若先生写在一张名片上的介绍信。 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上海，曾主编过半月刊、月刊和丛书十余种，报纸 四种，副刊三种。大约有两千多件作家书简，包括书信、名片和便条，还有茅盾先 生用墨笔书写的大约四五万字的原稿，一直保存着，准备在今后撰写回忆录时作为 史料依据。这次归还的，仅仅只是这批书简的百分之一。 我曾函请当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丁景唐兄，代我向有关方面探询。 他确实认真联系了不少单位，但结果还是查无下落，估计已经全部被毁。 读着他多方调查后回复我的信，觉得在那两千余件被毁的书简中，特别使我惋 惜的，是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写给我的一封长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李励文、刘尔俸、马良、邵子南、李雷、丘东平、叶紫、 萧琳等，在上海组织了文学社团作品社，决定出版《作品》半月刊和燎原文学丛书， 由我和马良出面主编，邵子南和李雷协助组稿。为这个刊物写稿的，除本社社负外， 还有郭沫若、洪深、田汉、司马文森、沈起予、白薇、李辉英、任钧、方之中等。 刊物出了三期，郭沫若先生按月如约寄稿。 在六月十五日出版的《作品》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给〈威廉・迈斯达〉译 者》；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发表了短论《自由并不是中立》；在八月十五 日出版的第三期上，发表了文艺杂感《随笔三则》。 我和郭沫若先生素不相识，是由我复旦大学的老师谢六逸先生介绍，才开始和 他通信，向他组稿。郭老知道我们是一群酷爱文艺的青年，正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钱，创办刊物和出版丛书，就热情洋溢地回复我一封长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论 述了青年一代和进步文艺运动的关系，以及在当时的形势下，青年文艺工作者将会 在运动中产生多么深远的决定性影响。他满怀喜悦地鼓励我们，期望我们排除困难， 坚持到底，作出成绩。他不仅如约按期寄稿，而且不取稿酬，还答应我们在“燎原 文学丛书”第二辑组稿时，寄给我们一部十余万字的稿子，大力支持我们。 由于“八一三”事变突发，保存在南市区作品社内的丛书第一辑四种的纸型， 连同已经印好正在装订的《作品》第三期，被日机炸毁，马良被炸身亡，发行人刘 尔俸去烟台探亲后返沪受阻，作品社遂告解体。 但是郭老写给我的这封长信，我却一直保存着。这封信的信纸，一部分用墨笔 写在略带米黄色的薄纸上，一部分用钢笔写在玉色的道林纸上，显然不是在同一天 书写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抄家时乱堆乱放，查抄者没有整理出这些 纸片的头绪，当作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件，把它和两千多封信一起，付之一炬，而 把郭老在四十年代写给我的一张名片，却充当“代表作”，作为郭老和我有牵连的 “罪证”而保留下来。 从名片看，那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的事：郭老“介绍徐慰慈先生”到我工 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请接谈”。在这天以前，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我曾遵照郭老的预约，到狄斯威路（今溧阳路）他的家里去取稿。他交给我一 篇回忆录：《峨眉山下》。他说这是他昨天夜里特地为我编的刊物赶写的。谈话中， 他谈到了徐慰慈。他说徐慰慈就是徐培仁，是他抗战前的旧识，曾经翻译过《安徒 生全集》，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现在徐慰慈来到上海，生活困难。不管怎样，作为 我国第一位把《安徒生全集》翻译过来的人，应该有他生活的空间。他说过些时候， 等他再去看望郭老时，就介绍他来看我，希望我能介绍他工作。 过了一个多月，徐慰慈拐着腿（他是一位残疾人），拿着郭老的这张名片，到 我工作的书店编辑部来看我。在谈话中，我了解他的情况：原来他那在中学任教的 妻子，在抗战时期的浙江沦陷区，跟着别人走了，丢下一个还在念小学的男孩，由 他抚养。他因残不能劳动，只能在乡村的学校里教书，工资菲薄，生活十分艰难。 现在来到上海，希望能做一些文字工作或教书工作。最初，我给他介绍《世界知识 》的主编冯宾符兄，让他发挥外语的特长，经常给这个刊物译些稿子。后来又介绍 他到一个中学里去教英语，让他父子俩的生活安定下来。 在和徐慰慈的长期交往中，我逐渐知道郭老和他仅是文字之交，因为翻译《安 徒生全集》而通过信。抗日战争时期，郭老在重庆时，曾经辗转相托，在经济上支 援过处身于沦陷区乡镇的他。一九四六年秋，他带了儿子来到上海，因为找不到适 当工作，又去找郭老两次，郭老就又满腔热情地介绍给我，要我给他介绍工作。一 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一起去迎接茅盾先生夫妇从苏联访问回国的路上，郭老 还亲切地问起我工作以后的徐慰慈的生活情况。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听后不住地点 头，表示十分高兴。 mpanel(1); 我写了以上一些有关郭老一张名片的回忆，试图说明郭老对于进步文艺青年一 贯的热情关怀和爱护。 一九五八年，我在双反运动中补戴“右派”帽子去了青海以后，与世隔绝整整 二十年，当然也中断了与徐慰慈的来往。但是等到我平反以后带了研究生出差上海 时，辗转探询，我却再也找不到徐慰慈，找到的仅是他那在工厂当工人的儿子徐小 虎了。小虎告诉我说，他爸爸本性耿直，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在反右时 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时仍然绝不认错，终于被逐出学校的宿舍，只给数十元 生活费，住在老西门一条陋巷的一小间破烂木屋里。由于身残多病，又无钱治疗， 到了最后一年，已不能站立，但是他仍坚持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决不认错，因此还 被造反派拖到学校里，让他趴在地上批斗，一些穷凶极恶的打手，还说他“装死”， 把他踩在脚下，鲜血淋漓。这次批斗以后，不到十天，他终于睁大一双眼睛，愤愤 地离开了这个令他心碎的世界。 对于一位曾经首先翻译《安徒生全集》给我国广大少年儿童的译者，如此无声 无息地被“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禁不住使我回过头来，再看看郭老亲笔书写的 这张名片――这是一张充满了友情和温暖的名片，而联系到名片上介绍的具体的人 以后，在我噙着泪花的模糊了的视线里看来，它竟成为一张令我看了惊心动魄的名 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