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中拼搏――《文海硝烟》题记 一九三六年夏，我去了张家口。在张家口的大街小巷里，我亲眼目睹那些印着 日本字母的“味の素”广告，到处张贴着。再从张家口搭乘火车，回到北平，只见 铁路沿线那些交通要道旁的农舍墙壁上，漆着大幅大幅的“味の素”广告。而到了 北平，才下火车，走在马路上，又亲眼目睹一群抬着“味の素”高大模型的中国人， 一面敲锣打鼓，大声吆喝，一面向马路两边的行人，散发着一张张印在彩纸上的 “味の素”传单。 味の素！ 难道这是一般的商业广告吗？有哪一国外商，能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为了宣 传他的商品，而可以不顾对象和场合，肆无忌惮地到处乱涂乱贴？难道我们还是一 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吗？ 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张家口和味の素及其他》，在《光明》半月 刊上发表，呼唤国人提高警惕：日本侵略者的硝烟，正从东北延伸到华北，眼看华 北已经开始变色了。 我回到了上海。 一九三七年夏，在洪深和谢六逸两位老师的支持下，我和马良一起，主编了《 作品》半月刊。可是刊物才出版第3 期，“八一三”的日本侵略者炮火，竟把作品 社夷为平地，马良被炸死。当时我去了无锡乡下刘家庄，幸免于难。但是铁路被炸 断，回不了上海。等到我徒步前往常熟搭乘轮船回来时，上海已沦为“孤岛”，和 我一起合作的文友邵子南、李雷、匠东平等，早已离开上海了。 一九三九年冬，复旦大学派我到一家由国民党CC 系主办挂着洋商招牌的中美 日报社，主编一个抗日反汪的副刊。编了不到3 年，汪精卫的76 号特务机关派人 绑架我。我机智地摆脱了“尾巴”，还避开了国民党三青团对我的暗害，但是最终， 我还是因为编发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国民党 撤了职。 一九四四年夏，在沦陷了的上海，复旦大学金通尹教务长介绍我进了一家创建 于清代末叶的民族资本家企业永祥印书馆，要我迎着敌人的刺刀，在日本侵略者的 眼皮底下，成立编辑部，筹备出版一批伸张民族正气的图书，并首先以“丛刊”的 名义（可以不向敌伪登记），出版一种不定期的期刊《文艺春秋丛刊》。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起，《文艺春秋丛刊》陆续出版了《两年》、《星花》、《 春雷》、《朝雾》。从一九四五年三月起，每月还出版了一批“青年知识文库”， 在第一批六本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历史研究法》，有中共地下党员、著 名导演吴天用“方君逸”的笔名撰写的《编剧和导演》等。 这些书刊使长期处身于黑暗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耳目一新，受到鼓舞。但是当第 五本丛刊《黎明》刚刚编好时，日本宪兵队的甲斐军曹带了手枪和翻译，到书店的 董事长办公室来追捕我。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掩护下，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谈判和 送礼，终于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得到了解放。 胜利后的中国，百业待兴，文化出版事业也应当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里蓬勃 发展。我组织筹备了“大学文库”、“文学新刊”等七大丛书，并将《文艺春秋丛 刊》改为按月定期出版的月刊。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另外四种期刊，其中包括由茅 盾、叶以群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吴天主编的《文章》月刊等。郭沫若、茅盾、 巴金、叶圣陶、王统照等大批进步作家为我编的丛书和期刊供稿。但是蒋介石很快 撕毁了国共谈判时签署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国统区的文网愈收愈紧， 书店资本家为了保存自己的“资本”，终于接受了国民党的文稿审查。这使我遭受 到了一段受尽磨难的坎坷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抽调我从事工运工作。我 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正当我欢欣鼓舞地准备发挥我刚刚进入壮年时期的 充沛精力时，肃反运动开始，我这个曾经因为副刊文章得罪了三青团而被内定为暗 杀对象，又因为“共党嫌疑”而被国民党撤职的人，竟又被怀疑为“南京暗探” （国民党特务）。经过两年半重点审查作出否定的结论后，由于我鸣放了“肃反运 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而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流放青海，长期住在年久失 修的喇嘛寺里，曾经多次从死亡的边陲线上踅回来。最初，是两位半夜巡查的人民 警察，发现了因患严重肺炎而倒卧路旁已经冻得不省人事的我，把我背到一家马戏 团给猴子居住的灶房里，慢慢地用温水将我救活过来。此后，是和我邻居的贫苦喇 嘛尼玛，把在冰雪世界里因为担水坠崖而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的我救活过来。到 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的折腾中，居然又奇迹般地，依靠我的一支画笔， 救了我自己的生命。当时，造反派正提倡“废物利用”，把那些他们认为已经成为 “废物”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指令去当油漆工、砖瓦匠等等。违抗指令的，挂上 “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连续揪斗。由于造反派急需大幅毛主席油画像，需要绘制， 就指令我这个仅仅在小学六年级“美术”课上学过水彩画的“废物”，承担这个重 任。我非常害怕：如果不被“利用”，我可能像北京来的右派陆志明一样，在没完 没了的揪斗中被整死；如果我被“利用”，丑化了伟大领袖的形象，那更是罪该万 死，死路一条。但是我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冒着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危险，遵 命画画，求得一线生存的希望。 mpanel(1); 我全力拼搏，日夜学画，边学边画，居然在规定时间内画出了“毛主席去安源” 的六平米油画像，得到了造反派的认可。从此，我画了各种大大小小全身半身的毛 主席油画像和毛主席语录水粉画，被造反派钦定为“右派画家”，平安地过了“文 革”关，并在一九七二年我进入老年以后的六十二岁时得到平反。 为了把我失去的壮年补回来，我同意青海师范大学把我从喇嘛寺接到西宁，主 编了一个语文月刊，带了两批研究生，还从七十岁起，调回上海，在只有一位青年 助手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纂了一部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中 国近代文学大系》。经过十年拼搏，终于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全书出齐。《文汇报》 以头版头条新闻首先作了大幅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我“新闻出版特殊 贡献”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委评定我为中国共产党市级优秀党员并授予物质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经过严格的反复评审，于一九九七年九月，给《中国近 代文学大系》颁发了国家图书奖中最高一级的荣誉奖。 范泉 1998 年3 月6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