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 所给我心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 沉沉，一片漆黑。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 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 二、三年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 （廷筠）、李振之（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 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 重镇。民国24年，他升任铎职，主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 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 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26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 天主堂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 现在金华县城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 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 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 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 津益世报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 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 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 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