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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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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所给我心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二、三年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廷筠)、李振之(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重镇。民国24年,他升任铎职,主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26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天主堂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现在金华县城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津益世报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祐党碑’)拓片,可惜这些纪念品都在我后来屡次搬迁中散佚了。

方氏后来又到遵义浙江大学迁校和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在重庆时,也兼在益世报当编辑。胜利后,他应田耕莘枢机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编公教文化机构各种刊物,同时在辅仁大学教书。41年,我自巴黎回国,教书于国立师范学院,方则在台大教书,我和他通讯垂及20年,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华,饿死倒也未必,不过后来交通断绝,他想撤退到大后方已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学问基础,实在坚实。他国学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习,文笔之简洁优美,有如精金百炼,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无不娴习拉丁,由这拉丁一系,自然通达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语文,而法文则更所擅长,他又自修英文、日文,还有若干国的语文,不及备述。有了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学术堡垒,何城不摧?何险不下?又记忆力天生极强,悟性亦极高,故博闻强记,腹笥渊博。他研究学问所做的工夫,是扎实而又扎实,从来不说一句空话。

胡适先生教学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证据,才说一分话。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职说:别人所写文章,每觉肉多于骨,你的则全是骨头,简直教人嚼不动。他着手考证一件事,必先到处访求珍本、孤本、手迹,跑遍中国图书馆,也跑遍外国图书馆,摄影、摄制显微胶片,若受访者是活人,则用录音机将谈话的音录下来。傅斯年教人做学问,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将这两句话完全做到。胡适之先生又有“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这两句话完全做到了。

至于说他也是个成功的宗教家,我虽忝为教友,却非神职,对于神职界人士的修为,所知实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书著作与传道爱人,并行不悖。当我在台北时,每见他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腋下夹着一个沉重的书包,冒着大风寒去讲道。受他感召而皈依圣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诚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脑中风住在医院里,躺在病榻上,不能读日课,就请别的神职读给他听。稍能起立,就在病房里举行献祭。病愈回寓,所有神业未尝有一日之辍。即如去年圣诞夜,他在寓中连续举行三台子夜弥撒,几至晕倒。他之屡次发病,与过于好学,不遵守医诫,常偷着在病床间看书,与爱主心过于炽烈,严格履行他身为神职应尽的职责,或者也有关系——这些话我是不该说的。因为我究竟是个世俗人,宗教家许多作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懒,在方豪神父病前与他不通音信者竟达十余年之久,他受教廷晋封名誉主教并蒙席名号和他之膺选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贺。直到去年听说他中风住院才去信慰问。对他说脑中风这种病是不当玩的,这或者是他平日过度用功所致。劝他将书本放下,以侍花养鸟自娱,并养几只小动物陪伴。又劝他既然身体有病,神业也该放松。像他每日念日课,举行献祭,何妨减轻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会计较呢?这当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见,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会听从的。因在《中副》上读他自述,养病乡下,我既不知其通讯地址又希望不致过份扰他的精神,有好几个月未写信去了。不过总是关心他,总希望得他讯息,常常在有关方面探听他的病情,是否有进步。就在他去世的前两日,我还写信给台北某主教问到他,谁知所得的竟是这样一个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乡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古人成语,于今医药卫生进步,这句话早推翻了。现代人又说“七十是人生的开始”,我以为这要等数百年后始能实现,现在则未免言之过早,不过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状况,若非患有这种危险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宗教对学术都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也是意料中事。他说做学问要“富贵寿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后二字则付之缺欠。我现在只有为教会人才惜,为学术界人才惜,尚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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