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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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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书生活

我因为出生于旧时代,又出生于过分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尊长们认为女孩儿认识得几个字就算不错,进什么学校,靠她将来赚钱养家?还是靠她为官作宦,荣宗耀祖?后来亏得我自己拚命力争,家里才让我进了安徽省城的第一女子师范。进师范学校的好处是不须缴学膳费,连穿的制服,用的书籍,都由公家供给,那时我家经济状况非常窘迫,念书的男孩子又多,我们想进学校,只好进那不花钱的了。初级师范卒业后,在母校服务二年,又进了北京高级女子师范。帅范学校以造就学校行政人员及各科教员为宗旨,我既受了双料的师范教育,当然决定了我一辈子当教书匠的命运。

把自己教书年月屈指计算一下,从小学起,历中学、大学,一共经过了四十余年,单以大专论也有了四十年,真算得一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了。

关于我教小学的掌故,在归鸿集《教师节谈往事》一文中叙述得相当详细。于今台湾教育界产生了“恶补”这个名词,我在民六年初级师范卒业被留母校附小服务,便曾干过这个玩意。是否戕贼了若干儿童身心我不知道,但自己健康却受了绝大的影响,升学女高师和留学法国的前后六年里我始终在病魔指爪下讨生活,虽然没有病倒床上,但恹恹不振的身体,限制了我奋勉的用功,从而也限制我后来的成就。可算是我一生最大遗憾的事。不过目前台湾教师替学生恶补,目标在于猎取金钱,而我则受着盲目的献身教育热忱策动而已。以良心论,我是平安的。

民国十四年,我自法邦辍学返国,奉母命与南昌张宝龄结婚,外子时在苏州东吴大学授课,我们在苏州组织了小家庭。从前北京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玄师那时也在大作短期的讲学。他因要回南京金陵女大,介绍我代替他的课,同时又荐我为景海女子师范的国文主任。我对陈师说,我过去仅教过小学,在母校也兼过几小时的课,那只是预科,程度比高小差不多,一下子叫我教大学,如何能胜任呢?陈师说,你不必发愁,这一班学生是我教的,性情都很温良,决不会同你捣乱。况且你正式名义是在景海,东吴不过兼课性质,学校与同学对你都不会苛求,你只须自己多预备,便足以对付了。我在东大每周兼课六小时,教的课程是诗词,上课也没有一定的教材,一会儿是几首唐诗,一会儿是几首宋词。学生中有一位谢幼伟君,广东籍,为人非常忠恳。受了陈师的嘱托,对我照拂无微不至。他后来赴美学习哲学,著作甚多,成为学术界名流,对我至今仍以师礼相待,这固是谢先生的厚道,但实使我惭愧。

这种拉到什么教材随便就教的游击教法,是陈师遗下的。教者是感觉吃力一些,但学者的兴趣却因而浓厚。记得我们有一回谈到李义山的无题诗,学生要求选几首为例。我选了几首,同时又选了几首有题等于无题的《碧城》、《玉山》、《圣女祠》,更选了那聚讼纷如的《锦瑟》,为了注解,自东大图书馆借出冯浩、朱长孺、朱鹤龄等的注本来看。看了之后恍然若有所得,于是对学生说,李义山的无题并不是托夫妇以言君臣,也不是故意以可解及不可解之词,文其浅陋,它是有内容的。这内容是什么,我已看出一点子了。请你们假我以月余之力,将义山诗注看完,然后再与大家讨论,于今且找点别的材料来教吧。

月余之后,我已确定义山与女道士及宫嫔恋爱的关系,将义山集中这两类诗各提出若干首对学生讲解。谢幼伟先生的好友张鹤群君首先赞同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在东吴大学廿五周年纪念会刊行的《回溯》里发表,对于宫嫔事则班上同学都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君主时代宫禁异常森严,唐代宫闱即说不肃,也决无容许外面男子混进之理。我不管他们的意见,还是照我所发现的路线摸索下去,等到寒假到来,将所得资料整理成篇,成了六万字左右的小书一册,题曰《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证》付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十余年后改名《玉溪诗谜》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今。

现收《蠧鱼集》的《清代两大词人恋史研究》也是东吴大学教课时与学生偶然谈论引起来的。第一次是讲纳兰容若的词,张鹤群君送了我一部精刻的《饮水词集》,比一般通行本所收词较多,并附容若的诗。我忽然想到红楼梦内容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此书系指康熙朝权相明珠家事,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我读容若词,果然发现容若少时恋一工愁善病林黛玉型的女子。此女子自幼居相府中,与容若关系似乎非姑表兄妹则为姨表兄妹。后此女被选入宫,容若以身为帝王侍卫,尚与相见数次。女郁郁死,容若悼念终身,饮水集中所有哀情之词均为彼姝而作。清代某笔记曾记其事,指为红楼故事的根本,我读了饮水词,觉其说不无可以成立的理由,写了一篇文章,以饮水词情词逐一与红楼梦对勘。此文即名为《饮水词与红楼梦》。

第二个清代大词人是顾太清,相传她与当时名士龚定庵有过一段罗曼史,曾孟朴先生的孽海花曾有详记,冒鹤亭氏又有丁香花诗的附会。孟心史撰《丁香花疑案》万余言,力辟其诬。我和东大学生谈论,曾说这件疑案值得再探讨一下,学生赞成。有一位家中藏书甚富,居然借给我一部木版的《东海渔歌》,还有几种太清夫妇的作品。我开始研读,茫然莫得头绪,遂又弄了一部龚定庵集,读了定庵的《无着词》以后,我本来想替顾太清辩诬的,这一回意见改变了,竟想附和曾孟朴、冒鹤亭的意见,以为龚顾恋史是真确存在的了。先是,我在上海认识袁昌英、杨端六,因而也认识他们朋友王世杰校长,武大文学院有个学术季刊,王写信征文于我。我将《清代两大词人恋史研究》的第一篇《饮水词与红楼梦》寄去,已在季刊上发表了,季刊编辑又写信来讨下篇。在引论里,我固说我是拥护孟心史的,现在我的答案似乎要落在否定方面,这叫我如何自圆其说呢?虽说学术之事以服从真理为第一,发现自己的错误,应有承认的勇气,不过问题尚未着手探讨,便先宣布结果,后来又要悔那脚棋,究竟是可笑的。

我正在自怨孟浪之际,忽于无着词发现一中罅隙,那便是定庵外舅段玉裁替无着词所撰序文的年月日再把龚顾年龄一考查,定庵写这些词时,顾太清尚仅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六岁女孩居然能与人谈恋爱,非“人妖”莫属,而顾太清却是个正常的女人。于是站在孟心史同一观点的《丁香花疑案再辩》撰写成功了。当然,我这篇《丁香花疑案再辩》与孟心史并不曾说同样的话,他的论点不甚坚强,而我的“倒溯上去,年月不合”却可替顾太清洗刷。恢复她的清白。我后来把这一篇寄给曾孟朴先生,他原已在他的真美善书店替我出版了一本《蠧鱼生活》,内有我《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及一些小考据。我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证》他也曾读过。至此,竟誉我为学术界的福尔摩斯,说我天生一双炯眼,惯于索隐钩深,解决他人所不能解决的疑案。实际上,我比较引为得意者,还是我后来的屈赋新探,这不仅关联着屈原作品问题,还关联着中国文化来源问题,并牵涉全世界文化彼此影响的问题,关系之大,无以复加,可惜孟朴先生已不及见了。

我在景海女师当国文系主任,以聘请教师未得其人,我竟又表现出教安庆女师附小时的傻劲,自己教了两班国文。每班学生五十余人,两班在一百以上。那时候作文是每两周一次。我每周上课十八小时,还要批改百多本作文簿。教国文,有现成的国文教科书,买了教案来,只须照本宣扬,循序而进就是,并不耗费我多少时间。批改作文却麻烦。我原来自安庆那个文化落后,科举余毒未尽的初级女子师范,我的国文教师,在前清都有功名,非举人,则拔贡,他们从前都曾在所谓“闱墨”上用过功夫。替我们批改作文时,浓圈密点,淋漓尽致,总批之外,尚有眉批,旁批。那些批语说夸诞,是够夸诞,说美丽,也够美丽。一篇改文托在手里往往令人看得心花怒放,真当得起“艺术化”三个字。可惜这种艺术,鼓励学生上进作用小,煽动学生虚荣心害处却大。我在苏州教书时虽已在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旧时的习惯一时如何改得了?对于批改学生作文,我也想把老师的那一套,如法炮制起来。但老师那一套经过多年修炼功夫,以我微末道行,怎样学得像?只能学到一点皮毛罢了。可是,这点皮毛也就苦了我。我常常为思索一个批语,要费去比改一篇作文两倍的时间。每改一期作文,总要弄到十二点钟以后,始能就寝。前文说过,我自升学女高师及留学法国的那几年内,健康一直很坏。回国结婚后,又加以严重的贫血,常闹头昏,心跳、腰背酸痛,医治过几次,没有效果,也就懒得再理会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当春秋鼎盛之际,教书的辛苦,竟能撑持下来。

民国十六年,外子返沪,我们又自苏州搬回。次年,经人介绍我到沪江大学教书,仅教一年便离开。这一年中并无足记的事件。但认识顾实先生却算我记忆中一枚发着光彩的石子。顾先生面目黧黑,身躯肥胖,蓄着胡子,经常穿一袭布质长衫,拖一双布鞋。说话同他文章一样,有大言炎炎,不可一世之概。我说这话并不是说顾先生像目前一些恬不知耻自吹自捧的青年一般,他倒很像个中国读书人,学问虽甚渊博,却并不借此向人炫露。他所过分夸张的却是中国文化的优越与伟大。他以为在两河、埃及、希腊、印度几支古文化里,中国的应当坐第一把椅子。那时他的《穆天子传讲疏》尚未撰写成就,但他却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了。沪大中文系同学举行小型学术讲演会,请顾先生主持时,他便宣扬他的穆天子,说得奇趣横生,天花乱坠,也颇有引人入胜之处。后来他的书出了版,果然是一本甚富学术价值的著作,至于周穆王带领着三万数千大军自陕西出发,居然通过那么广阔的中亚,至于今日的俄境,又曾居然抵达欧洲。道路的窎远,交通的困难,姑置不论,只问几万军队走在几万里荒凉不毛的道路上,给养问题怎样解决?这个穆传讲疏却无交代。我以为研究学问是搜求真理,搜求真理必须站在纯粹的客观的立场上,不容许有丝毫情感参羼其间。顾先生拥护中国文化情感的热烈是有名的,这种情感若发之于抒情诗歌,或史诗,必能响出宏大的声音,吐出熊熊的光焰,震撼一代的心灵,用之于冷静的学术研究,那结果便不一样了。十八年,我夫妇又到苏州东吴大学,教过一年,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杨亮工校长写信来聘我。那时安大颇延揽了一批知名之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程憬,字仰之,北京大学出身,也许曾在清华国学研究所肄过业。他兼有几点钟功课,其中有三小时是文化史。我到校时,有一门课我不愿教,钟点凑不出,仰之说自己行政工作太忙,将文化史推了给我。我原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与“史”之一字从无交涉,这个担子怎挑得起?仰之却说他可以将他编好的大纲给我看,再介绍几本西洋文化史供我参考,总可勉强对付下去。我无可奈何,只有答应。

仰之那个文化史大纲共分八篇,即:

A 史前文化

B 太古文化

C 人类成人时代的文化

D 古文化衰老时代化的再生

E 近世文化

G 十九世纪的文化

H 文化混合的倾向。

每篇各细目他叫我照目找材编纂讲义。说他自己的讲义涂乙狼藉,字迹难于辨认,不肯出示,我也不好意思强索。我在法邦学美术时,原买了几种美术史,史前艺术亦粗知梗概。我又有几本法文本的历史书,前几章所论皆属史前文化,两河流域、埃及、腓尼基、希伯来、希腊、罗马,虽属粗枝大叶的叙述,也算应有尽有。于是我的胆子骤然壮了起来,竟敢以一“门外汉”教起程仰之让给我的功课了。

安大初建,基础未稳,学潮澎湃不绝。学生上课的时间,不及规定的三分之一。一学年间,我的文化史只讲完了程仰之所示大纲第一第三两篇,即“史前文化”、“人类成人时代的文化。”那第二篇太古文化,我认为可并入史前文化,不必另立篇目。我对鸿荒时代的人类生活本来颇感兴趣,对两河、埃及、希腊、印度的古代文化也较爱好,以往关于此类记载,比别的书是多阅一点,现在利用程先生所指示的参考书籍,及自己自法国带来的几本书,将所得材料,排成系统,拿到教室去敷衍。仰之教此课时不发讲义,只口讲了,叫学生笔记。我也照办。想不到学生对我这门课倒听得醰醰有味。有一个姓柯的男生上课尤其用心,常借了我的讲稿去与笔记勘对。图画则照样描写了去。对日抗战时,武汉大学迁校于四川乐山县,廿九年间,我住在一所小板屋里,一夕,夜已深,忽有客携灯来访,原来即是柯君。他卒业安大后,赴美留学,学的是哪一科,今已不忆,只记得他曾说在安大听我的文化史,印象颇深刻,赴美后,也曾选修了几小时这一类的课程。回国后供职重庆某机关,有事过乐山,明早即将离去,在某一宴会上知我在此,辗转探问住址,因此来晚了。我那座板屋位置于一大院落的最后进,上下石级甚多,白昼尚不便走,何况黑夜?柯君提着一盏昏暗的菜油灯,磕撞久之,才找到了我的住所,其诚意实为可感。我在安大教的这门文化史,本来是客串性质,不意因讲两河、希腊的文化,亦涉及神话,后竟成我屈赋研究的基础,可谓意外的收获。

因安大学风太坏,一时难上轨道,国立武汉大学却有信来约我去。武大是国立,校规严肃,誉满东南,时珞珈新校舍即将建成,出色湖光,映带生色,在那个世外桃源生活几时,也是值得,我当然舍安大而就武大了。时为民国二十年。学校叫我承担的功课,是中国文学史每周三小时,一年级基本国文每周五小时。文学史我从来没有教过,现在不但教,还须编讲义发给学生。发讲义比口授笔记难得多。只好常跑图书馆,搜寻参考材料,一章一章撰写下去。开始一年,讲义只编到六朝,第二年,编到唐宋。一直教到第六年止,我才将已编成的讲义,加以浓缩,每章限六七千字左右,自商代至五四,一共二十章,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略。

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每章介绍一个作家。那讲义编得很好,学生甚为欢迎。他说着取出沈氏讲义给我看,我觉得并不精彩,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五四法乳长大的新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半吊子”?况且,我虽未教过新文学,却知道教这门课有几层困难。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又每人作品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著作表”都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得厉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型,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飚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为了这几层难处,我向院长极力推辞,他强之不允,没法,只有接受了。

接受了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果然就“苦”字临头了。我编新文学讲义与沈从文以作家为主者不同,我是以作品性质来分别的,共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文评”五个部门,作家专长某一类文学,即隶属于某部门之下。那时候作家的作品虽不算丰富,每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都要你自己去揣摸,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我的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研究的讲义的编纂是同时进行的。我在后者所费光阴与劳力要在前者一倍以上。这新文学讲义也是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抗战发生,武大迁川,只好将这门课停了,于我原教的中国文学史外,又加了一班基本国文。

前文已说过,我每教一门新功课,总有收获。教新文学也有吗?收获也是有一点。我自己那时也曾发表过几本作品,得厕于新作家之林,若从圈子内看新文学的面目定不能清晰,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今站在圈子以外,“成见”、“主观”均退到一边,对于作家作品的评判,虽未能全凭客观的标准,倒也不失其大致的公平。我的讲义给应赞美的人以赞美,应咒诅的人以咒诅,说丝毫不夹杂私人的情感是未必,说绝对没有偏见也未必,不过我总把自己所想到看到的忠实地反映出来。有人或者说我臧否人物所采用的乃是简单的“二分法”即凡左倾作家便说他坏,相反方面的便说他好,那也不然。当时文坛名士十九思想赤化,我讨论叶绍钧、田汉、郑振铎、甚至左翼巨头茅盾仍多恕词,对于他们的文章仍给与应得的评价。对于中立派的沈从文,文字方面批评仍甚严酷,即可觇我态度之为如何。

我的屈赋研究是否也由于教书而来呢?答案也可说一个“是”字。民国十七八年间,我撰写了一篇《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后改题为《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发表于现代评论,以后对楚辞再没有讨论的机会。民国廿八九年,我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教中国文学史,讲到楚辞部分,我写了一篇《天问整理的初步》那不过是一篇笔记,对天问的成因,虽推翻王逸的“呵壁说”,代以屈复的“错简说”并说天问是可以整理复原的。我便试着来做这工作。那篇笔记有几段导论可算我后来研究天问理论的雏型,将七言句归并于文末,作为乱辞,也是那时开始的。因为对天问的内容究竟了解不够,故段落虽夺截分,文句虽有移置,成绩却和屈复等差不多,说不上“复原”二字。到了民国三一年,卫聚贤先生说文月刊发行庆祝吴稚晖八旬大寿专号,要我凑一篇,我原想将那篇天问笔记加以扩充,送去应景,谁知竟发现了屈赋与世界古文化有关联的大秘密,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屈赋研究。这事我已屡述,现不赘。我的九歌问题的解决也得力于教书。九歌为整套神曲,九神是同一集团的神道这个原则之成立,乃由大司命那一篇获得正确解释而来。而这篇又由我在师范大学基本国文班上讲解姚鼐泰山游记所引起。此事亦已屡次说明,现亦请从略。我过去教书从未教过楚辞,民国四一年,自巴黎返国,授课师范大学,向学校自动要求教一门楚辞课。到成功大学及新加坡南洋大学亦然。盖我深深了解“教学相长”这句话的重要性。我过去因教书得到许多学术上的重要启示,教楚辞或者也不会落空。那时我的楚辞研究虽已得到正确路线,而那个宝库入门的钥匙却未到手,无法打开,教这门课岂不是冒险吗?但正因我有冒险的勇气,竟能在数年内将屈赋最重要的九歌天问陆续解决,虽说是意外的收获,也可说是意内。我们研究学问的乐趣是发现。当我们发现古人或自然界的秘密时,乐趣之大即侯王之贵,百万之富,也不愿用来交易。教书之际,能将你所发现的真理向学生宣布,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你说的话太惊世骇俗,并且从来也没听人谈起过,总不免怀疑。几节课听受下来,听出头绪了,迟钝的眼光发亮了,微笑不信任的面容变严肃了,从此便专心一志听受下去。你看了那种光景,自己也感觉莫名的兴奋,恨不得将所有的心得,倾筐倒箧传授给他们,这时候教书的热忱,真和充满神火的传教师一样了。民国五三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学教书在八年以上,轮到休假,去新加坡南洋大学去换换环境。为了我能教的功课已有人教,一位师大旧同事让了我每周三小时的诗经,另一位让出二小时的孟子。第二年又加楚辞三小时。诗经、孟子对我又是新课,只好大借参考书准备。诗经与楚辞同属我国的最宝贵的古典文学,我既在楚辞里发现了那么辽阔的新天地,对诗经也未免抱有若干的幻想与奢望。一年半教下来,才知诗经里除了寥寥可数的几首与楚辞尚可相通外,其余便没有可以发挥的了。不过由于毛传、郑笺及孔疏的启示,我知道了所谓“诗教”之由来,后代儒者著了一屋子的书来宏扬这个“诗教”是什么缘故。这话说来太长,现在只有暂行搁起。

四书我幼时也算读过。四书中惟孟子文理较为显豁,故大部分可以读得懂。于今既教这门课,不得不字疏句栉对学生讲解。孟子全文仅三万余字,每周二小时,一学年本可授完,但以南大改制大闹学潮,耽搁功课约两月,尚有三分之一未讲。可是也在这门课上获得对这位“亚圣”的新观感,将来若有机会拟写一本《孟子评判》。

教书顶好接受新功课,虽然比较辛苦,但它能拓宽你的视域,增进你的知识,加深你的思境,并使你在学术上得到许多意想不到,极有价值的发现。若十余年老教着一门旧课,除了开开留声机器,不能再做什么,那是没有意思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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