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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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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

我既诞生于中国一个旧式家庭,出世时代不幸又早了一点,我所处的环境是极其闭塞固陋的,所呼吸的空气也是一种发了霉的空气。在本文里,我要谈谈自己的宗教思想,从幼年时代一直谈到留学法国时为止。

中国是个宗法社会,法天敬祖好像是读书人的唯一宗教。但普通人民是不能祭天的,尽管民间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他们心目中的天,是经书里的“上帝”?抑是世俗所传的“玉皇大帝”?抑或是民间的什么“天老爷”?都是不易分析清楚的。至于祖宗则每家都有,法律既不禁止你奉祀,传统习惯还要多方鼓励你奉祀,所以我国读书人的宗教虔诚便都集中于敬祖这件事上了。我家庭也算是个读书人的家庭,自然不能例外。在我故乡那个地名“岭下”的乡村,苏姓族人聚族而居,已历数百年。村中有一座祖宗祠堂,建筑之壮丽为全村之冠,祠中供奉着苏氏历代祖宗的牌位,每年冬至前夕为阖族祭祖之日,牲醴极其丰盛,直到元宵过后,祭礼始告完毕。宗祠不惟是宗教中心,也算是政治中心,族中人若犯了罪须送官惩治者,为省事起见,开祠堂裁判,治以家法。由族中长老当主席,阖族长幼参加,加以诫责,甚或痛鞭一顿,受之者均不得有怨言。在岭下那个乡村里,祖宗的威灵有时似乎还在“天老爷”、“佛菩萨”之上,生灾患病,祈祷祖宗赐以安宁,求财谋禄,恳求祖宗保祐顺利,祖宗的神灵永远在子孙头顶上回翔着,看顾着,保护着。

我的祖父在外做官,不能每年回乡祭祖,只好把一部祖宗系牒,装在一具楠木柜里,连柜供于后堂,每天上一炷香致敬。到了腊月底,正厅悬灯结彩,铺设香案地毡,焕然一新,四壁挂的都是祖父头顶上十几代的祖宗遗像。大多数是满清衣冠,但有几幅则竟是明朝的服饰。腊月廿四、除夕、上七、元宵,各办盛筵一席供奉,平时则香茶清酒及素果而已。孩子们在红毹毡上打滚玩耍,看着那满壁琳琅的画像,觉得非常有趣。再由大人们指着画像解说:那位祖宗小时候读书如何勤奋,得过什么功名;那位祖宗做官如何清廉,受过皇上的褒奖;那位祖宗饿死于长毛之乱;那位祖宗于灰烬之余,一顶斗笠,一条扁担,重兴创立家业……孩子们既知自己身体从何而来,半明半昧的脑筋,不觉产生“源远流长”的自负之感,并且也能由此获得许多“做人之道”的宝贵启示。所以敬祖虽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特产,对于中国民族绳绳继继永久延续的力量,也有莫大的维护之功。

除了祖宗之外,我们家庭所奉的正式宗教,当然是佛教了。

记得我祖母供着一尊江西景德镇烧制的观音大士像,每日早晚,上香三支。祖母事忙,便打发我姊妹代上。祖母不识字,想学念心经,叫我到家塾老师处学了来,一句一句转授给她。什么“三藐三菩提”,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祖母还未学得上口,我却念得滚瓜烂熟了。

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究竟不如欧美人的严肃,我家信仰的除了“祖宗教”是出于至诚,此外则为多神教。我的父亲和二叔少年时代从事举业,曾在文昌帝君和魁星前热心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他们这样虔诚祀奉,他们的功名也只限于“进学”为止。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二叔已把那些什么闱墨一类的书籍抛得远远,花钱捐了官了。所以他们拜文昌魁星的事,仅由母亲口中偶然提起,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三叔父无意科名,只想发财,房里供着一尊小小玄坛像,也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只有六七寸高,金盔金甲,跨猛虎,执钢鞭,我觉得它像玩具,很是欢喜。婶娘们有的奉送子娘娘,有的祀斗母,甚至什么花神,什么狐仙,也都是我们女眷们崇奉的对象。记得祖父××县署里有一株紫藤,树干粗如人腰,盘旋袅绕,宛如游龙。树荫遮蔽得几间屋子,花时一片紫色霞光,把整个院子映得像落过一场大雪,亮得人眼睛发花。据说此树已有数百年的生命,从前曾显过灵应,已成神了。树下有一小庙,即为奉祀花神之所。我幼时顽皮好弄,有如男孩,一日,爬上这株紫藤,抓着树枝悬空摇晃打秋千,归来即头痛发热。家人说触犯花神,备香纸叩拜谢罪。以后便有位婶娘,选择此花为崇祀的对象,每逢初一、十五,总要买些香纸,叫女仆去代她敬神。县署的屋宇总有相当的广阔,空下的房间颇多。旧式建筑,颇多大屋高楼,深邃幽暗,鬼气森然,夜深人静,常听见各种声响,便以为是借居的狐仙在那里活动了。所以县署的后堂深处,常供着一只香案,陈设些香烛之类,中间是一个纸做的牌位,上写“某某大仙之位”字样,朔望供烧酒一杯,煮熟鸡蛋一个,我姊妹少时都经常在狐仙牌位前叩过头。

生长于这种环境里,我的宗教思想当然也是一团糟的。记得当自己七岁时,婶娘们手中忽然传玩着一部玉历传抄。这是一部有文有图的善书,图画对于孩子们总是莫大的诱惑,这书里木刻粗拙的图画,都是十殿阎罗,地狱变相之类,我一面骇怕,一面又贪看,无条件也接受那些庸俗的“福善祸淫”的思想和那些荒谬可笑的宗教信仰。那时我的四叔在一群男孩子里面是最聪明也最骄傲的一个,他读了点当时流行的灌输新知识的书籍,凡宗教之事,他都一概视为迷信。有一回,他见我坐在一株大树下,津津有味地在看玩着玉历传抄的画图,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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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四叔所说的狂悖的话,看见他狂悖的举动,大惊失色,想青天定会响起个霹雳,劈死他了,赶紧抱头鼠窜地钻进了屋子,但过了一会,天空仍然静静的,并不听见雷响。我又想到二婶娘口中常念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我的四叔将来是免不了要下地狱的,我心里非常替他悲痛。那天祖母叫我代向观音磁像上香,我奉香拜揖如仪之外,又加磕了三个头,默默地祷告道:“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你向阎罗大王面前说个情,饶了我的四叔吧,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会画画儿,常画鸟雀,画小猫,画马给我,罚他下地狱,太可惜呀!”

至于那时所谓外国宗教,无非是基督教、天主教之类。大约因为天主教传入我国较早,我们对它的印象较深,所以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我们也视之为天主教。洪秀全起革命军,以上帝教为号召。这虽然是个非驴非马的宗教,实际上则以基督教为根柢,但一般史家论到太平天国,总说洪以天主教愚民云云。我幼时听人谈“长毛”故事,也如此说。身经洪杨之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恨长毛,因此也恨天主教。义和团之乱为仇教而起,所仇对象仍是天主教。拳乱虽被八国联军的巨舰大炮压制下去,民间的感情仍未融洽,关于天主教的许多谣言,仍在民间流行。什么天主教士挖人心肝去点他金银啦,什么挖人眼睛去做摄影材料啦,从厨子女仆一类下人口中绘声绘影地描画着,把我姊妹吓得毛骨悚然,以为天主教徒简直是魔鬼的集团,义和团去除灭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是该而又该。辛亥革命以后,祖父率领全家住在上海作寓公,我才有机会和天主教正式接触。那时有个亲戚家的女孩子在徐家汇启明女校肄业。大约是已领洗为教友了,常对我姊妹宣传天主教的好处,我们虽似懂非懂,但也跟她到徐家汇玩过一两趟。

那座远东第一的徐汇大堂壮丽的规模,给我心灵震撼之大是无法描绘的。我入世以来,第一次看见这样伟大的建筑,竟怀疑它是天生成的一座摩天巨岭。那一双峨特式青石尖塔刺入澄蓝万里的青天,恰有几簇飞云,傍塔移过,我恍然觉得那座大堂在那里不住奔驰,怀疑它将崩坍,压碎了自己,只想抱着头跑开。我的女友将我牢牢扯定,笑对我说:圣堂没有脚,怎会动,这不过是你眼睛眩花的结果罢了。我定了一会神以后,再仰头观看,圣堂果然屹立着并没有动。自愧乡气,也不觉为之哑然。

女友携着我,步入堂的内部,两边绘着宗教画的晶窗,映着阳光,晕着虹霓的光彩,但堂内光线仍甚幽黯,除了一排排的长凳,寂然不见一人,寂静得令人连呼吸都不敢。我幼小时也常和大人们到神庙佛寺去观光随喜,总觉得那些地方,充满了恐怖和神秘。这座徐汇圣堂,神秘的情调虽富,恐怖则完全给排除了,代之的却是一种温暖和柔之感。那堂的最后部立着祭坛,铺着一袭毛毡,栏杆围绕,我知道这是最神圣的地点,普通人不能随便跨越的,便立在栏杆外边,向祭坛窥探。只见那坛上铺着缕空细织的白色帏子,陈列金色焕然的烛台,台上是成行的白蜡。更有成堆成簇的鲜花,拥抱着一座神龛形式的柜子。女友告诉我,这是圣体柜,至尊至圣的天主便安居在里面。我这时候思想也已有相当之新,不信世间有什么鬼神的存在了。但我的心灵被这一种庄严的气氛所压迫,素来嘻嘻哈哈的我,在这坛前,也不由得屏声静气,肃然起敬,按着革命后最流行的礼节,对圣柜深深鞠了三躬,然后转身过去。堂中也有许多神像。女友告诉我,那身穿大红袍,胸前露着一颗红心,心上围着一圈荆棘的是耶稣基督。他曾以这形象显现给某一个圣女看,所以现在天主教有耶稣圣心的敬礼。那手中抱着一个婴儿的美妇人,我问是不是送子观音?女友笑了,她说观音怎么会供到天主堂里来,这是圣母玛利亚,怀中抱着的便是小耶稣。还有几个什么圣人,她当时虽一一给我介绍,无奈不是天主教徒的我,听过以后,也就忘了。不过那些圣像,制作都极精工,线条柔美,五官四肢比例准确,像是活的人一般,而活人则永远没有这么美。那时我虽尚不知有所谓造形之学,可是也有天然的美感,觉得人物像无论雕塑也好,绘画也好,出之中国人之手的只是些畸形,西洋的才算正常的人。那些神像的面貌又都是蔼然可亲,穆然可敬,不像我幼小时在东岳庙,城隍庙所见的那些青脸獠牙,奇形怪状的神像之令人惊怖。这又是令我对天主教发生好感之一端。

女友又带我到圣堂对面的启明女校,会见了校长某姆姆及其他一些修女。校长姆姆只能说几句上海话,但和气异常,她叫我的女友翻译,想我也到启明读书,又带我到小经堂、教室、校园各处转了一遍。临别时,还抱着我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吻,再三请我再来启明玩耍。

我看了那些可爱的事物,接触那些可爱的人,心里很快乐,对我那女友说:

班福∥医裉觳胖捞熘鹘滩⒉皇瞧嗜诵母魏屯谌搜劬Φ淖诮蹋词鞘兰湟桓鲎钛纤啵蠲览龅淖诮蹋医床恍抛诮瘫惆眨疟阋拍愕奶熘鹘獭!

我祖父在上海住了头尾三年,以经济关系再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分作两批,祖父先回到故乡布置,祖母带着我母亲和我妹妹到安庆省城,等祖父布置妥帖再回去。我们暂时借居于一位在安庆开砖瓦行的族祖家里。这位族祖原来是个天主教友,他的正厅布置成一个圣堂。我又看见了久违的耶稣圣心和玛利亚圣像了。不过那都是木刻著色的画轴,相当粗劣,烛台花瓶之类,也不能起人美感。族祖本是一个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这也难怪他。

那族祖的办事室里却有一大叠上海徐家汇出版的圣心报,我是个见不得书的人,见了便要擒抓过来,生吞活剥吃到肚里去的。不多几时,我把那一大叠圣教杂志都翻遍了。前面都是些教宗通论和什么枢机,什么主教的演讲,以我那时的教育程度而论,当然不甚了解。我所感兴趣的是圣人们的传记,或各地教友们写给神长的话。这些信的内容大都有关灵迹的报告,譬如因祈求圣母或某某圣人而重病获愈,失物复得之类,求本堂神父给他们证明。饱读神仙魔怪的小说,和花妖木魁笔记的我,对于此类事件,实觉平淡无奇,但那时圣心报称教宗为“教皇”,人家称他“陛下”,他自称“朕”,那些教友对神长,男的自称为“仆”,女的自称为“婢”,称“仆”倒没有什么,我国智识阶级对朋友本多以“仆”自称的;自称为“婢”,却引起我莫大的反感。从此我又讨厌天主教起来。因为革命以后,见了君主时代那些特殊称呼,实在不顺眼。而且凡属人类,一律平等,奴婢这类字眼也该早取消了。一直到我领洗为天主教友以后,我还是不乐以教皇称教宗。记得民国二十年间,有位教友学者徐先生为东北沦陷于日人之手,代教友写上教宗书请求他主持正义,该书居然大用前清时代臣工上皇帝奏折的款式,什么“仰祈圣鉴事”,什么“谨奏”,曾惹许多教友的抗议,教宗是天主代位,我们对他再恭敬些也该,不过我们又何必定要强共和人民以专制君主对他呢?所以我们宣传教义和学说,一定要考虑当时时代的风气,不可太刺伤知识份子的情感。雷鸣远神父之所以高人一等者,便是他懂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心理,敢于躬冒大不韪,为中国教友奋斗,让他们摆脱所受的无理屈辱。

现在请再把话说回来。我幼时虽颇迷信佛教和多神教,但后来我进了学校,我的头脑又开明起来了,经过五四运动,不但脑子里玉历传抄那一类影像,化为乌有,比较高等的佛教、回教,基督教,也认为不值一顾。我说这些宗教虽不能以迷信目之,但也不过是民智未开时代的需要品,时代进化,这些东西便该抛入垃圾箱了。我也曾读过康南海的大同书,对于这个思想突过几世纪的革新家的头脑,极为佩服。但该书某一章曾说世界进化,人们对于生活满足达于极点,更无他求,便要讲究长生久视之术。那时烧丹炼汞之事又将大盛云云。南海所谓丹汞,或者不过是一种医药的代辞,我却诧异不已,觉得他的说法太荒谬。大同书在老人院一章里又说,老人生活宜绝对自由,老人厌倦纷华,耽好清静,假如他们愿与方外往来,或携僧同住,也应听之。我又奇怪起来了。大同时代,还有方外之人,和尚道士吗?我于是窃笑南海先生思想解放的不彻底,他究竟只是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有时仍不能摆脱旧时代幽灵的缠纠。我想道:假如这部大同书是我所写,我决不容甚么“丹汞”、“方外”这类字眼在书里出现。

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时正支配着一代人心。达氏说生物是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如人类者也不过由最单纯,最下等的阿米巴进化而来。人自命为万物之灵,人妄想配天地而为三才,这不过是人类的夸大狂,人类的自我陶醉。我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候,又弄了一本德国哲学家赫克尔的书,其中论基督教各节,我认为警辟之至,遂将基督教完全否定了。至于甚么佛教道教回教之被我付之一笔勾销,自然不在话下。抵法以后,我却皈依了天主教。这中间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尽的。好在我那本自传体的小说集《棘心》,即将增补出版,或可供给读者以若干资料。

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也便是今日五六十岁左右中国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中国人宗教观念果然是太欠严肃了。直到今日有钱人家出丧,还是一批和尚,一批道士,又一批扮演牛鬼蛇神的人物在棺材前面走着。做法事是请和尚在一边拜梁皇忏,请道士在一边念三官经。我国人头脑特别混乱,也许与宗教观念之混乱有关。不过敬祖之俗,我认为未可厚非。记得近代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曾说儒家的祭祀祖宗,不过是想象祖宗的存在,以寄其哀慕之意而已,并没有真的相信祖宗已成神灵,当作神来祭拜。孔子说“祭如在”,这个“如”字我们可以不注意吗?礼记祭义又说“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祭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几段话又岂不足证明“想象”的意义吗?不过我以为胡先生说的话实有太把现代的眼光来看古人的行事之弊。我以为古代儒家祭祖是确信祖宗为神灵的。商民族奉的便是祖宗教,甲骨文每天祭某祖父,祭某祖妣,便可为证。周民族所奉亦同。“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严父所以配天”,都可以说明这个意义。祭义又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忍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这些话更把祖宗教的精义揭发无余了。故此,雍乾教难发端于祭祖之事,虽属莫大遗憾,但在教廷方面说却也是有理由的。

然而我又何以说敬祖之俗,未可厚非呢?中国过去是个宗法社会,每一宗族,天然成为一个部落,或可说隐然成为一个小小国家。这许多“小国寡民”再凝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国家。每一小国,团结极其密切,合成了大国,大国也就坚实了。好像一座大厦,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烧得很坚硬的,每一根柱子,每一条椽子也是上等木料,这座大厦,自然不易为狂风暴雨所撼摇,而屹立于永久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曾以他的慧眼,看出了中国宗族的团结力,主张以宗族为单位,将这单位的力量推广之于国家民族。试问宗族团结的力量不是由敬祖而来吗?

各宗族祭祖的风俗不久将被时代淘汰,我们今日实无提倡的必要。不过我觉得天主教的体系与我国的祖宗教颇有相似处。天主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教会是他大家庭、大宗族,全世界的教友血脉相通,声气相接,团结力巨大无比。陆徵祥院长也曾看出了这一点,说中国儒家的孝道与天主教道理最为接近,在中国宣传天主教,只须打通这一关,宣传起来是很容易的。

我自问之所以能接受天主教也许与幼年时代敬礼祖宗之事,有相资助相启发之功吧。

至于我幼时那一团糟的多神思想,对我也还有利而无弊。我今日对于中国民间各种祭典,兴趣特别浓厚。可说酝酿于彼时。我以为不了解民间祭典及其流传的故事、神话,也决不能解决中国整个历史文化问题。顾颉刚先生曾说“一部道藏价值在十三经之上”,可谓“大有见地”之言,道藏不正是我国多神的总汇吗?颉刚先生又曾一度极热心地研究东岳、城隍、土地、碧霞元君,及流传极广的孟姜女故事,友人劝他不必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还是探讨他的上古伪史要紧。颉刚先生始将这些研究放弃。不知他所曾注意的,与我国古代的伪史正有莫大关系,他若继续研究下去,他的古史问题恐怕也早解决得一半了。

原载《自由太平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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