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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影事

我的籍贯虽是安徽省太平县,但出生于浙江,直到光复后三年才回岭下故乡。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浙江人。

我的祖父初捐县丞便分发在浙江,因为他办事干练又因某种机会,立了功(大概是捕获了一批江洋大盗),很快便由县丞署县令的缺,不久又实授了。我是在祖父署瑞安县县丞衙门里出世的,所以幼时小名“瑞奴”。旧时代的女性多以奴名。晋代王羲之家里女儿皆称什么奴,世俗则有如“金玉奴”之类,倒也没有什么奴隶的意思,不过是由江浙一带妇女的第一人身的称谓而来。小说常言妇女自称为“奴家”与“侬家”相等。惟“侬”字入了诗词便雅,奴字未入,或入而不大普通,便俗。我长大后讨厌这个“奴”字,自己改为“瑞庐”,可是“庐”呀,“楼”呀,“轩”呀,“馆”呀,又是男士的专利,没有我们女士的份,名字虽然改了,仍然无法用出。幸而家中长辈呼唤我时一直用“小妹”二字,后来改为“小梅”,便算我的学名。一直用到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才将“小”字丢掉,成为“苏梅”,民国十四年自法国返国,又以字为名,“苏雪林”三字便一直用到于今了。

祖父由县丞改署的县令缺是浙江兰溪。我出世仅数月便随家到了这个县份。母亲说我自幼聪明,知识开得很早。当我仅四个多月大,睡在摇篮里,母亲伏在篮边,逗我说笑,我便手舞足蹈,咿唔嘻笑不绝。她起身离去,便立刻大哭起来。她有意试验我,离开摇篮时,故意面对着我向后一步一步倒退,我的眼睛也一转一转跟着她,当她的身影消失于门外之际,我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她在门外喊我一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止得那么快,像人急口吞水,吞得要打噎。她赶紧跑回,安慰我一番,哄着我睡熟,才得离去。这是屡试不爽的。所以母亲以后对人家谈起这事,常怜爱地摩抚着我,说“我这个女儿天性厚,那么小,便知道恋娘。”

未及周岁,又得到一个印象。那个印象至今尚铭刻我脑中,鲜明如昨。大概有一晚署中张灯演剧,一个女仆抱着我坐在帘前观看。看了很久,我饿了,索乳,不得,大哭不已。那女仆贪看戏,不肯离开戏场,只拍着我,哄着我,叫我看台上的热闹,企图转移我的注意。我转头见戏台上有一个矮矮的男人,头上顶着一盏亮荧荧的小灯,在台上盘旋地走着,边走边唱。我觉得很好玩,果然暂时止哭,可是究因饿得慌,又大哭起来了,并且把我小头向那女仆怀里乱钻,小手又去乱扯她的襟钮。那女仆气极,拧了我两下,我当然哭得更凶了。她没法,只好喃喃地骂着,把我抱回“上房”(县署女眷所居之地),交给我母亲了事。

我稍长后,常提起那晚的事,大人们都不信,说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懂得什么,而且也不会有这样的记性。不过那个女仆却替我证明属实(那女仆在我家工作四五十年,后老死于我们太平故乡)。演的戏究竟是什么,到今还是不知,有人替我推敲,说是“十八怕老婆”,因为顶灯也是怕老婆的故事一端。又有人说恐怕那是“武松杀嫂”,顶着小灯的矮男人,是在他兄弟梦里出现诉冤武大郎的阴魂,小灯代表鬼火。我现在想来,当以前者为是。盖衙署演戏是为了皇帝的诞日(当时叫做万寿节),每年逢此节日,全国各机关都张灯结彩,抓戏子来演几天的半义务戏,以示庆祝。鬼魂出现一类的戏,阴森可怖,那样喜庆之日,怎敢上演呢?

我今日追叙这个故事,一切详细情节当然不免要根据大人口述而稍稍为之补足。当时我所能真正记得的仅有两件:其一是我因饿极索乳疯狂般的号哭,其二是台上顶灯唱戏的男人。

祖父署兰溪县令为期颇短,未及一年便调到金华,署的是实缺,三年任满,又调回兰溪,那时我已四岁多了。当我走到上房的廊下时,忽然怔住了,觉得这个地方好生熟习,好像从前曾到过的一般。不过我究竟太小,想了一阵,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也不知去问大人,不久也就混忘了。现在回忆儿时事,对那走廊“似曾相识”的印象尚十分新鲜。古人著作里常有能记前生事者,譬如苏东坡便说他前世是某山某寺僧,因他游某寺,景物历历,恍然如曾经历。其实这种事例,心理学有所谓“残影”的解释,不然,便是东坡也像我一样,儿时曾游某寺吧。兰溪县署上房有一株杏树,高约三丈,结果时满树累累如大金铃,祖母叫外面男工来上树收摘杏子,收贮几筐,每个孩子各分得十几个。那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我们吃了杏子的肉,将核中仁挑干净,就其腹部两面磨通为孔,当哨子吹。每个孩子衣袋里总有几个哨子,比赛谁的哨子最大,谁的哨子吹得最响。

那时代孩子们的玩具都寒伧得可怜,泥人、泥狗、泥老虎,又笨又丑。能得一具摇得响的小鼗鼓,一架棉花做的雀儿,便算是上等玩具了。我们欢喜演武,便来自制武器。木头削不动,竹片却可向修篱笆的园丁讨取,所以我们的武器都是竹制品。竹片削的腰刀,刀身有几个竹节,又没有刀托也不管,只要像把刀就算事。弓和箭也是竹子做的。一张白纸剪成三角形,贴上红边,糊在细竹杆上便算是旗帜。诸叔和兄弟再纠合衙署里公务员的子弟,共有二十余人,分成两队,或操演,或厮杀,把孩子们的野蛮天性充分发挥出来,常常玩得兴高采烈。我虽是个女孩,却最喜爱这类游戏。一姊一妹,深藏闺房,我却混在男孩子队里,满城满郊乱跑。所以我现在常对谢冰莹女士说,我虽没运气像她一样当过女兵,却也算得她的同志,因为我自幼便富有尚武精神呢。

在玩具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又使我难忘。一日,有个亲戚自上海带来一些新式玩具赠送我的祖父。母亲先和我商量:“小妹,有人送玩意儿来了,东西太少,不够分配,只好让男孩们去玩。小兰(我的堂妹,二叔的女儿)没娘,婆(我的祖母)说给她一份,你乖,你懂事,不要它,可以吗?”我要装做真的“乖”,真的“懂事”,一口答应母亲说:“我不要。”

后来见诸叔和兄弟玩的彩漆洋铁做的小鼓,敲起来冬冬地响;小枪,可以放出橡木塞子;有刀匣的小军刀,系着红绒索,可以挂在腰间,使得佩着它的人,显得好威武,好神气。兰妹得的是三只泥桃,也不知怎么做的,青绒绒的桃皮,一半透着艳红欲滴的颜色,像真桃一样。这才觉悟我对母亲所许的慷慨诺言是错了,懊悔得直想哭,但又不便翻悔。难过了好几天,四五岁的孩子几乎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现在我可以再叙一下前文所提到的棉花雀儿。这是里面用细铁丝扭成寸许长雀身骨架,外面敷上一层染了颜色的棉花,雀嘴是棘刺做的,两只小眼则是黑菽,尾巴倒是真的一根羽毛,一双雀脚,是细竹签钉在一截细芦杆上,芦杆两头安上一根弯曲作圆形的竹签,便成一架,架上面再缚线索,结连一根竹枝,当作把手,可以让儿童提着玩,也可以插在壁上欣赏。这类玩具我幼小时大概只值三四文钱一个,制作原颇粗陋,不过雀儿倒有点精神。我得到一架,爱得宝贝相似。玩未一日,被外边同玩的野孩子恃强抢去,我哭了几天,到于今还记得当时伤心的景况。

孩童在一切颜色里最爱紫色。外国教育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多次实验,证明此说确有道理。据说有一性情暴戾不肯听话的孩子被置于满室皆紫的屋子里,他竟变得温良了。记得我五岁半时,大人们给我缝了一件深紫色棉绸小衫,端节日给我穿上。把我头发自顶分开梳了两个小鬟,插上几支绒花,脸上又给我涂上粉,抹上胭脂。上房客堂里原有一架穿衣镜,我看见镜里自己的影子,觉得好看极了。孩子们像我那时的年龄本来是不能静坐的,而我那天对镜一坐便是半日,只是欣赏自己的美,陶醉自己的美,再也舍不得离开,五岁多孩子知道什么是美?又知道什么叫做欣赏?什么叫做陶醉?我那时也不过受了那为一般儿童所深爱的“紫色”的蛊惑罢了。我在女性中是从来不大爱打扮的,从来不知何者叫做“顾影自怜”,要说一生中真有“顾影自怜”的事,也只有五岁半的那一回。后来长到八九岁,过年过节,大人给我换新衣,我只吵着要那件紫衫,好容易从箱底翻出,却可怜已没法绷上身了。

我的知识虽开得早,性格的成熟却极迟。我的天性始终带着一团浓厚的孩气。大概因此故,我一辈子欢喜紫色。民国十年赴法留学,买了件深紫色的羊毛短衫,未曾穿得几时,便得到大哥因病去世的噩耗。原来法国人把深紫当做次丧服,正是兄弟姊妹的丧服。返国后多年,想穿件把紫色衣服始终不敢,因为我还有个同胞姊姊,是我相依为命的亲骨肉,怕妨碍她。这是我的一点小迷信,说来是颇为可笑的。

台湾常见的牵牛花是一种深浅恰到好处的紫色,藤蔓和叶子则作深翠,两相衬托,十分鲜艳可爱。我现在台南的寓所,窗前有一竹架,缘满这类花儿,看去紫星千点,宛如一架锦屏风,觉得比什么花都悦目。每当我想写文章,总要到这架锦屏前眺赏一会,或折几朵带叶的花儿,插在案头小瓶里,花儿虽不到半天便萎谢了,可是我的灵感却像泉水般源源不绝地涌来了。

我幼小的时候,儿童物质上的享受固不如今日,精神上的享受也大大地不如。不但不如,甚至可以说正相反。这就是说,今日儿童所享受的是很精美的精神糈粮,而我们则是带有毒性的食品。这种毒物虽尚不足致人于死,却也能在人心灵里永远留下恶劣的影响。读者或者要问你说了半天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我说的是大人们向儿童灌输的荒谬的迷信和恐怖万分的鬼怪之谈。

于今的儿童自幼玩的都是精美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玩具,听的也是西洋翻译过来或国人自撰的趣味浓郁的童话。我们幼小时,国内庙宇林立,崇祀的都是东岳大帝,城隍老爷,关圣帝,赵玄坛,文昌帝君与魁星。此外便是佛教的三尊大佛和十八罗汉,道教的三清和许多天官。我五六岁时便跟着同伴进出这类庙宇。那赤发獠牙的神脸和三头六臂的神躯,狰狞凶恶,实在教人不敢正视。而东岳庙的十殿阎罗和地狱变相更足骇人。记得有一回一个远亲里的长辈带我和几个童伴游岳庙,他从第一殿起巡礼到第十殿,每一殿都有罪人受刑的形象,刀山、剑树、油鼎、炮烙以及剥皮、凌迟、抽肠、拔舌色色俱全,虽属泥塑,却栩栩如生。那长辈先告诉我们以十殿阎君的名字、什么秦广王,长城王,宋江王,转轮王……再解说罪人生前犯了某罪,身死后,魂魄在阴间应受某刑。所可怪的是,我看受刑者皆以妇女为多。更可怪的,妇女生产也算是罪,说是生产时的污血触犯各界神灵,若未念经酿解,则死后灵魂便该落在血湖里浮拍,永远莫想超升。一说是难产亡者,家人未为延僧道念“血盆经”超渡,亦落血湖。究竟是哪一说对,我于今也记不清了。想不到妇女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为家庭绵血统,为人类延嗣续,却认为是大罪一条,要受那么可怕的刑罚?这当然由于中国社会轻视女性的观念而来。中国民间谓女人生来便是罪孽,女人不但生来便是卑贱的,而且也便是污秽的。不止生产时污血是大不祥,女人的手也不可轻触及男人应用的东西。我的祖母对于我的祖父并不尊敬,为了吃姨太太的醋,可以把祖父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是她未洗手前决不敢触及祖父的官帽官袍。她偶尔坐上祖父的床,也必轻轻将卧褥掀起,说怕妨碍他的官运。那时县官的印章为策安全,总置于内寝,换言之即放在太太房里,所以县太太别号是“护印者”,那颗紫铜铸就的大印,确也神圣之至,祖母特辟衣橱的上一层,连印盒安置在里面,我们是从来不许摸一摸的。我觉得祖母当时最大的虐政便是“分上下”,大概腰以上为上,腰以下为下。女人未洗手不许接触这样,接触那样,到她所供的观音像前上香,固须先洁净,晚间藉以照明的灯盏,因有灯光菩萨,你看灯光将暗,想把灯草剔一下,也得先走一趟洗盥间才行。女人的下衣和她自己的上衣放在一个盆子里洗,也绝对禁止。若和男子上衣同洗,那更是大“倒厌”的事了(倒厌二字乃吾乡口语,有玷污晦气之义)。除了牺牲那件上衣,别无酿祓之道。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男女便非常平等。当然是由于他们出生稍迟,未曾赶上当时的盛世,可是他们的太夫人为什么不同他们谈谈呢?

我写文章喜跑野马,这一回又溜缰了,请读者原谅,现请将话头带回。如上所述,儿童幼稚的心灵,看了岳庙一类惨酷可怖的现象,你想他或她怎不心惊胆战?回家后怎能不一连几日,精神为之不宁?女子在那种拘迂万状的环境里生活着,你想她又怎样能不自卑,认为女人生来便是劣下的,应该受男人宰制?

儿童们都爱听故事,可是说来不幸,我们幼时从来未曾听过一个类乎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美丽童话,我们听的都是僵尸吃人,冤鬼索命,棺材盖飞起逐人一类的鬼话。记得有一晚,女仆们因下元节将到,奉祖母命用锡箔折银锭,预备烧给鬼们,我们小孩也在场帮忙。有个女仆忽说夜里折纸锭不好,她从前听人说一故事,一家几个女人折锭到夜深,忽见桌底伸出一只手向人讨乞锭子。又一女仆说这个故事是你听人说的,我却有个亲自经验的故事。我从前和我丈夫呕气,挨了他的打,深夜尚哭泣不止,想上吊。忽见窗外一张雪白雪白大脸,舌头拖得半尺长,向我窥探。我知道我一念之动,真的惹了吊死鬼来了。吓得赶紧收了哭声,爬上床睡下。到于今想起那个影子还怕得要命哩。你想我们七八岁的孩子听了这种话怎么能不吓,觉得身子像掉进冰窖里,连灵魂都冻成了冰。有好一段时光,不敢靠近桌子坐,唯恐桌下伸出鬼手来攀你的衣角,眼睛不敢向窗子看,唯恐窗上会映出那缢鬼的影子。

十一二岁时跟着诸叔兄弟读了点启发新知识的书报,居然也主张起无鬼论。母亲说你少说嘴,你若真不怕鬼,晚间便独睡一室试试看。我要争那口气,一晚真的搬入一间屋子独睡。那间屋子乃母亲寝室后房,与寝室仅一板之隔,声息相通。我睡入后却以置身鲁滨孙荒岛,中心惕惕不安,闻隔壁母姊笑语,胆始稍壮,朦胧间不觉睡去。夜半忽醒,风吹窗外树影的动摇,板壁干燥的爆响,老鼠必必剥剥地啮咬东西,都好像是鬼怪精灵在活动。想起幼时所听僵尸恶鬼的故事,不觉骇怕起来,想唤妈又不好意思,只有苦苦挨着,半小时的光阴,宛如一世纪之久。这才知道恐怖之煎熬人类心灵,尤其对于一个孩子,简直比死还要难受。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听室中真有脚步走动之声,我更觉毫发倒竖,冷汗自浑身渗出,将头拚命钻向被底。但觉得那鬼怪盘旋又盘旋,已到了我的床前,又觉得有只毛森森的大手伸进帐子要扼我的咽喉,我再也矜持不下去了,不禁大叫起来。妈在隔壁听见,来不及穿衣,跑过来将我一把抱住,问:“孩子怎么了?”我哭着说:“有鬼!果然有鬼,妈迟来一步,他便要将我攫去了啊!”妈听了这话,也觉惊诧,扶我起来教我回到她房里去,她伸手将被子一撩,忽闻“妙乎”一声,一只大花猫自床上跃下,原来是我顶要好的伴侣,以前总在我床下一只草窝里睡,那一夜它大概见我床上空空无人,竟找到隔壁,又不通知一声,吓我这么一大跳。

那晚我当然不肯再独睡,回到母亲的房间。第二日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笑个不了。女仆们不提那花猫的恶作剧,却互相传说道:“二孙小姐读了些什么新书,竟敢说世上没有鬼,昨夜鬼对她显了灵,她从此再也不敢相信书上的胡说八道了。”我听了很生气,但又没法阻止她们不说。这话又由上房传到外边,诸位叔父和两位哥哥,年龄比我大,读的新书比我多,思想当然比我进步,那持无鬼论最坚的四叔,听见我的故事,叹了口气,说道:“——女孩子到底不行,经不起半点考验,便把原形现出来了。说什么男女平权,世界究竟是我们男人的呀!”我后来读胡适之先生四十自述,由有神到无神一章,他说以前读玉历传抄一类书,也相信天堂地狱的存在,顶怕做了不好的事,来生变猪变狗。十一二岁时读范缜神灭论,思想便起了大变化。十三岁时居然倡议把外婆所居村子口神像拆下抛进毛厕。我在胡先生同年龄的时候,却出了那么大的洋相。是女孩子真正不行吗?还是我幼小时所听鬼神故事太多的缘故吗?

原载《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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