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上 　　我到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五卅”的风暴已经过去，抵货运动成了尾 声，原先改用招牌、冒称国产的英日货，此刻又渐渐的恢复本来面目，连最犯忌的 仁丹胡子和太阳商标，也都重新露脸，再度登场。总之，不到半年工夫，大家又忘 得干干净净，剩下一些老实人，先前因为激于义愤，把英日制造的日用品，成堆烧 掉，这回自觉上了大当，在那里唉声叹气，悔之不迭了。 　　不觉得上当，且还继续保持着敌忾的，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拉铁摩教授说过， “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潮汐表”。这句话很不错。由我看来，以此测量，简 直比调查报告人类还可靠。五月一到，租界上的情形紧张起来，那些“三道头”和 特别巡捕都来布了岗，有时还有手执长枪的印度骑队，在热闹的马路上往来巡逻， 倘不是时间过了中世纪，那就一定会当作是堂吉诃德学校里的高材生，学会了老师 的一套，到这殖民地的上海，来和“风车”什么决斗了。 　　然而学生们也实在难应付。时代的力量使“风车”转动着，硬加阻挠，难免被 卷到半空，远远的抛掷出去，连脊梁骨也要折断了。蒙底尔郊外的风车在堂吉诃德 先生眼里是巨人，新中国的学生运动呢？也是的。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三十日那天，学生们为了纪念惨案的周年，便到南京路 一带去讲演，当时的情形也和现在的不两佯：军警布防，如临大敌，不过这回已经 收起机关枪，却以水龙头代替，虽然扫射得淋漓尽致，只不敢像上年那样的撒野， 捉去学生，当即释放，也没有像今年那样的要担保。那时候，国民党员是有的，然 而被称作“革匪”，生命财产都不值钱，连做保人的资格也没有。 　　我住在南京路，离惨案发生的地点不远，虽然时隔一年，血迹早经洗去，群众 却依然涌到这地方，牺牲是一种美德，它牵住被压迫者的心，使大家产生宗教的虔 诚。他们涌过去，于是被浇射，被捕捉了；他们又一次涌过去，于是又一次被浇射， 被捕捉了，自晨至暮，我一直为此激动着。 　　我突然明白了先前化装募捐的意义。 　　被捕释放的学生里，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学校，第二天，捕房送来名单，他立刻 被叫到校长室，开除了。据说校长的话很简单：你既然反对英国人，就不必到我们 英国人的学校里来读书。 　　自然，这理由是易于驳倒的：第一，学校由工部局主办，用的是华人的税款， 虽然校长和多数教员属于英国籍，却不能算是英国人的学校；第二，即使在英国人 办的学校里，也不妨反对英国人，不是在唐宁街统治下，也有英籍的反对党吗？然 而那位同学不申辩，他大概已经倦于所获得的教育，挟起书包，默默地走掉了。 “你不要看得做诗是这样容易哟！” 　　这真是一个大霹雳，连呼吸都给镇住了。 　　我于是把这册不成样的东西烧掉。又开始读诗，也买书。从饱墨斋抱回一堆南 社诗文集，夜阑披读，春寒未已，真有点青灯苦修的滋味。然而，曾几何时，我的 兴趣又慢慢改变，由于南社几位先生的倡导，从诗歌转到掌故，留心起所谓野史来。 这一转变，使我有从更多的角度来观察学校的机缘。对洋老师们的措施，不免时怀 二心；并且更牵情于被开除的同学，默默地惦记着，崇拜着了。 　　我来自乡村，英语的根底比较差，上课听讲，一开头很吃力，第二年开始，总 算有点习惯了，但也随即成了英语课上的“闹客”。“闹客”一词，义出naughty， 即是成绩过得去，却又相当顽皮的意思，我们一星期共上五天课，两天半是中文， 两天半是英文。上半星期我是好学生，循规蹈矩；星期三下午一到，洋老师在教室 出现，我就下大安分了。我承认自己是有些恶意的，一半由于野史的熏染，另一半 呢，则是出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启发。 　　我无法拒绝时代潮流的冲击。 　　当我们的学校还在用体罚，授四书，同时又教着一种专为印度和中国孩子编订 的《英语读本》时，北伐军已经占领上海了。我记不清那是星期几，总之，是在勃 朗夫人的文法课上，正演着语句的分析，做完二题，街上就传来一阵阵的枪声。 　　“二十一号！”勃朗夫人叫。 　　这是我的学号，我于是站起来，说道： 　　“夫人，您听到街上的枪声吗？”“听到的。”她镇静地回答，“可是我要你 分析第三题，先指出句中的动词！” 　　她的嘴向黑板上一努，黑板上写的是：Andwhosoeverwasnotfoundwritteninth eBookofLifewascastintothelakeoffire. 　　这是《圣经》上的句子，曾在什么地方读过的。我略一沉吟，就演讲似地回答 起来，用着不很纯粹的英语。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我说，“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 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 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是我的英语坏，不合文法，也许是这突然的申说使勃朗夫人吃惊，她睁大 眼睛，发愣地盯住我。 　　枪声更紧密了。 　　校长先生恰在这时推进门来，他向勃朗夫人点点头，然后面向大家： 　　“孩子们，”他说，“我们必须在十分钟内把学校结束，这儿离车站太近，暴 动在那边进行，说不定会演成战争的。收拾起来，我备了大卡车，送你们路远的回 家。” 　　他说完做了个包书的手势。 　　劈劈啪啪，一阵台板响，我们收起书籍，还不到两分钟，已经在操场上列队， 准备登车回家了。我因为住在车站附近。一个人独自走回去。 　　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天气还没有转暖，我折入小巷，走在一条通向车站的路上。 腋下夹着自己爱读的诗集和野史。迎面来的，都是些携带箱笼，往南逃难的同胞， 枪声一响大家就靠墙歇脚，躲避起来，直等声音稍远，才又快步疾走的窜出去，他 们的乐土是苏州桥以南的租界。 　　往常来来往往扰攘着人群的界路①，此刻完全寂静了。远望火车站内，可以看 到黄色衣服的侉子，正在把杂物搬上车去。五省联军总司令②还剩下半个江苏，虽 然李宝章的大刀队很威武，可是杀了一阵，也只得“滚他妈的”逃走拉倒了。 　　我没有碰到北伐军，只在宝山路上，看见几个便衣的工人，他们是带着枪械的， 但也不像预备和北兵去打仗。这实在使我很失望。车站的上空卷起尘头，枪声响处， 也时时冒起一些烽烟，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撤退时必有的一手，用以掩护奸淫掳掠 的。时代是一个火湖，贮满了光明和黑暗，正义和罪恶，熊熊地燃烧着。 　　这时，除了渐渐疏落下去的枪声外，世界便显得分外静。 　　我感到无聊，预备返身回家，突然，三百码外，一个黑影投向车站，仿佛离弦 的箭，刚近铁栅，就听见啪的一下，倒下了。从倒下去的熟识的背影中，我认出这 是我的同学，那个因纪念“五卅”而被开除的同学。 　　我惊叫一声，全身的血沸腾了。 　　侉子们赶过来，工人也开始还击，当我被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时，还不时回过 头去，恋恋地看着扑在地上的尸体。 　　他姓顾，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年龄上，他似乎长出我许多，然而他确是我的 同学。半年来时时扣往我的心弦，引起我对于时代的思索，对于未来的憧憬的，就 是他。开除后我曾打听过他的消息，一直没有音讯，谁知道再度碰到，他的躯体已 经横在历史的面前了。 　　压迫是必须以反抗来结束的。从模糊的泪眼望出去，我的确瞧见一个人湖，烈 焰在我前后左右激荡。而生无所畏,将自己的姓名题在生命册上，在我幼稚的心灵中，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勇敢的一个。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