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迁 　　英国散文家韩特（LeighHunt）在自传中说：“如果教会学校对我没有一点别的 好处，但一回忆到在这学校里结交过的友情，和第一次神圣的爱的滋味时，也永远 使我对这学校亲热了。”每次我读到这段话，就不免记起自己的学校生活，当时环 集于周遭的师友，以及他们所曾给我的温暖的友情来。 　　池鱼故渊，旧梦是很难忘却的。 　　以最初的记忆而论，四年小学生活似乎特别平淡，那是在本村的祠堂里过的， 除了正面排着祖宗的牌位外，两廊是寄存着的寿材─―也即老人们准备百年后成殓 的空棺，然而看起来已有一点鬼气了，我就不大愿意跑近去，上课下课，大家挤在 一个教室里。说是教室，其实就是祠堂的大厅，又因为学校还没有蜕去私塾的形式，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都混合着教，简直是个无奇不有的大杂院。 　　我就受着这种“大杂院”式的教育，而且一年一年的升上去，“地位”也日见 其重要了，因为已经是高班生。一班里十几个人，背后备有一群小喽罗，彼此分立 门户，互相倾轧起来，那盛况，比起今天的衮衮诸公来，真也不遑多让的。而且气 度又似乎特别大。 　　这种倾轧，那时候有个专门名词，我记得叫“立国”。有时也当做动词用，如 说某甲和某乙“立国”了，实际就是斗了起来的意思。我虽然没有谋王篡位的野心， 可是却立过“国”，包有过二三十个好公民。大概是因为听讲《三国演义》，又受 到戏文的影响吧，我总以为我的对手是曹操，一个奸诈得面无人色的大花脸，想起 来不免义愤填胸，仿佛自己真是兴汉灭曹的刘备，决计和他拼上一拼了。可惜二三 十个公民里竟没有诸葛亮，张飞、赵云都还拖着鼻涕，不用说运筹幄算，冲锋陷阵， 连可以动动笔，重要关头发个通电，声明拥护到底的起码文人也没有，所以只好在 野地里摔一回跤，对骂几句，大家亡“国”拉倒了。 　　我说大家，因为亡的不只是我的“国”，连“曹操”他们也都在内的。并且也 无须开圆桌会议，装个鬼脸，就解决了所有的争端。 　　四年便轰轰烈烈的过去了。 　　大概是父亲不愿意我做“刘备”吧，修毕初小，我就拜别祖宗的牌位，被送到 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学里面去。其时我还不足十二岁。母亲暗暗地淌着泪，说是年纪 这样小，到外面去寄宿，一定要遭别人欺侮的。可是父亲的意志很坚决。我呢，为 了逃出那些族中长辈的冷嘲，什么“赤脚人的儿子中状元”呀，“石狮子翻身”呀， 也颇有离乡唯恐不远的感觉。这么一来，走是终于走定了，家里便忙着替我备行装。 母亲偷愉地塞给一元钱，让我肚饥的时候买零食。姊妹们哭红了眼睛，一直送到屋 后大路上，然而我却不这样，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大丈夫也会落泪吗？ 　　我想一定不会的，所以我不哭。 　　直等搬进宿舍，排好铺位，连同来的挑夫也都回去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投入 了一个陌生的人群，大丈夫的威严颇难维持了。第一个坏消息是功课难。五年级的 英文要读第二册，还有什么理化和卫生。把教科书领来看时，卫生书上印着希奇古 怪的图画，课文是白话的，又冗长，又疙瘩，我便拉住一位瘪嘴的同学，不管他旧 生新生，怯生生的问道： 　　“卫生书要背吗？” 　　“背。一个字不准脱！” 　　我大吃一惊。心里想：这怎么行呢！一面脱口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瘪嘴的同学 白白眼，又把鼻子缩几缩，仿佛叭儿狗嗅到自己的尿臊臭。然后掉一掉头，走开了。 　　我便坐在宿舍里，独自思量着这难题，懊恼来此读书，我怕真要被那些长辈笑 着呢。于是便想起母亲，想起姊妹，想起我的张飞和赵云，觉得连曹操都是好人了， 我愿立刻赶回“大杂院”，抱住他们，告诉他们此后决不再打架。 　　然而我能够吗？ mpanel(1);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人群，正以年轻的心，采撷着各自的欢乐。而我呢， 我是寂寞的。又渐渐地发现旧生的气焰凌人。他们多半是六年级，也就是所谓毕业 班，看人时斜睨着眼睛，走起路来则又撑开时弯，恰好是“螃蟹式”的姿势，碰上 去，那是当场就要吃亏的。这些英雄的年龄已经到了十五六，正是初解人事的时候， 年轻漂亮的低级生，跑过走廊，他们便会冷不防的从暗角里跃出来，抱住了亲个嘴， 然后大模大样的走开去。我厌恶他们，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恶棍。 　　然而另一方面，对这学校却逐渐发生了好感，首先是功课并不难，瘪嘴说的是 谎话，英文诚然是第二册，却允许课外补。应付正课，我还有绰绰余闲，可以消磨 在图书馆和校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两处。 　　校舍的建筑是西式的，明朗宽敞，寝室有上海的通厢那么大，每间住着四人至 六人。除开图书馆，还有仪器室和体育馆，操场分晴雨两部，校园在正屋的南面。 种得最多的是冬青。我常坐在草地上，采蒲公英的籽，听云雀向竹林唱歌，那些日 子里我正做着陶渊明的梦。 　　然而使我难忘的却不是自然环境，而是身所浸沐的教养。首先我应该感激黄寄 凡先生，他是被称为宁海才子的，书画金石之外，还做得好诗，而且又同情新文化 运动，常常为我们讲解胡适的思想和新诗。这是陶渊明的天下里一个大霹雳，即使 孩子如我，也不能不为之震动的。先生又竭力为我的作业延誉，至于公开说是门人 里面得意的一个。 　　这宣布，对我确乎有些好处的，第一是旧生不敢欺侮我。而我也终于从纷扰里 安静下来了，半年里倒真的读了一些书。 　　我说纷扰，因为这里也还是《三国演义》式的天下，联甲攻乙，联乙攻丙，几 乎没有休止的时候。我在他们里面是客卿，虽受拉拢，却还有置身事外的自由。谁 使赤子生攘夺之心的呢─―这些明天中国的主人？ 　　我想，寄凡先生是一定明白的。 　　寒假近来了，他为我刊了一个石章，又送我一幅屏条，我就高高兴兴的带回家 里去。可是他却从此辞去教席，不来校了。听说他去的地方是南边，服务的所在是 军队，“十年养志”，这或者是他自己的选择吧，所以我虽觉惋惜，一面也还替老 师在庆幸。 　　我以为他走得很不惜。 　　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被激而成的。据一个同学告诉我，寄凡先生在校的时候， 凡所作为，常受地方绅士的非难，同事又乘间进谗，早已不安于位了。寒假的第二 天，为了某种问题，和那个进谗的同事冲突起来，他怒极了，把桌上的石砚扔过去， 没有扔着，只打碎了窗上的玻璃。……我确信这报告的真实，这一击，正是他忠实 于自己的人格的表现。 　　我从此有点惘然了，虽然仍旧以为他走得很不错。直到北伐成功，革命的队伍 重新和绅士携起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先生怎样想，我呢，我是实在为他难过的。 　　继寄凡先生而来任教的，是歙县程庚白先生，奉化邬显章先生，他们的屈就， 多半是为了仰慕校长江村先生的名声，带着一点游学的意思的。后村先生是剡溪有 名的学者，那时怕已将近七十岁了吧，一绺银白的胡须。平居好静，他自己说是在 养仁。有一次，为了我所作的一句什么古怪的句子，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剀切地教 训了一顿。我对他只有敬意，所以一句也不辩，怕的是伤了他的仁。 　　庚白先生却就不同了。他认真，然而有风趣；似乎不大赞成白话文，但也决非 食古不化的人物。他很佩服武林缪连仙（艮），常常让我们选读《梦笔生花》里的 文章，什么“肚痛埋怨灶君”呀，“猢狲带帽儿学为人”呀，我就读了一大堆。自 然，以文章为游戏，那态度是很可斟酌的。然而一不肉麻，二不拉扯，又决没有什 么“不愉快的消息传来，火车龙头出毛病了”①之类的名诗。在浅薄如我那样的人 看来，实在是很感激的。 　　因为我从这些文章里读到了一些世态，一点被压制的真实的人情。 　　可是时代却把我从这些拉开了，那一年正是民国十四年。将近大考的时候，上 海发生了惨案：“五卅”事件。到六月初，罢课的风潮便蔓延开来，这小村也被波 及，我们是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师生一致，立刻成立了一个后援会。决议两项： 一，组织演讲队；二，化装表演。于是派定工作，分头进行：写标语，借道具，买 募捐的竹筒。大家忙了一通，什么都有了，这才开始来排戏。 　　一排，困难就来了，剧本里是有个女角的，邀女生，大家都忸忸怩怩不肯上； 似乎很迟疑了一会，最后便决定由男生扮。好吧！然而谁来扮呢？化装团的成员多 是六年级，五年级的只有我一个，他们便“一致对外”，说是应该由我扮，还加上 一段爱国必须力行的大道理，封在我的嘴巴上。 　　我自然是反对。小英雄们平日嫉视着，这回自以为得了间儿，如何肯轻易放过？ 公议抽签，不知弄了什么鬼把戏，抽到的仍是我。这是无法分说的。我提出两点， 一要修改剧本，二是不准在台下闹玩笑。条件总算通过了，理由是尊重女”权。大 家便突然忙起来。 　　我忙的是背台词，学台步，最后还装上假发，拖了一条大辫子。演出的地点在 本村。订期一周，成绩很不坏。于是又长征到他村去，剧本也换了好几次。半个暑 期，师生们乘着乌篷船，到处流浪，仿佛真的成了走江湖的班子。团体的精神非常 好，事事认真，这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工作使玩笑转为严肃了。 　　到结束，我们汇出一笔为数不小的款子。 　　世事又如何问得究竟呢？我们总以为尽了力，却不知道惨案是怎样解决的。暑 假一过，大家又坐在讲堂里，听庚白先生打着徽腔，讲他的杭州竹枝词了，国事呢， 交给衮衮诸公去。 　　孩子们总是这样洒脱的。 　　这一期，我们是六年级，同学间枭厉之气没有了。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会 却不常开。除了宿舍里间或闹鬼外，课余的活动少，因此也不大有生气。 　　闹鬼的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也不仅宿舍里。根据前辈同学的传说，这校址原先 是刑场，罪犯处决，杀下头没人认领，就葬在东首墓园里─―那就是现在的操场。 天一阴雨，鬼魂就出现了，忽而在操场角落，忽而在走廊暗陬，哈，哈，哈，声音 恰像鸭子叫。 　　我也听到过，但那是狡猾的同学捣的鬼。他们有时还戴着纸糊的高帽，躲在床 底下，半夜三更，才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使胆小的吓一跳。鬼神也何预人事呢？然 而孩子们是天真的，他们偏爱玩弄这些，又连自己也为这些而惊怕。 　　鬼的故事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但在另一方面，这学校也确乎有鬼的。大考刚到一半，庚白先生又和寄凡先生 一样，被谗离校了。其时我实在很愤慨，提议大家跟着一齐走。结果是庚白先生不 答应，别的几位老师又出来圆场，勉强结束了考试。可是同学之间却产生一个协定： 宁愿牺牲文凭，下学期决不再来校。 　　寒假到了，后村先生知道这密约，又把我叫到校长室，照例是一顿剀切的训寻。 这一次他似乎很激动，他说他是为我的前程惋惜着： 　　“你不能半途而废，答应我再到这里来！” 　　望了望他银白的胡须，我低下头。 　　“你是说不来了？” 　　“来的。”我说。 　　后村先生满意了。 　　我欺骗了他，欺骗了这位白发萧萧的老人。第二学期开始，全班三十几个同学 只剩下六个，这一回，我怕果真碰伤那久已养着的仁了。有什么法子呢？我尊敬后 村先生，却更爱我记忆里的学校─―一个有生命的集团，谁毁了它？谁使这班年轻 人爱它而又终于不能不离弃它呢？ 　　也许我的鲁莽是无可原恕的。 　　第二年我就到上海，考入一个旧制中学的预科，校长以及主要教员都是英国人， 这回所受的才真是“教会式”的教育。除因乡音未改闹过许多笑话外，我已力自检 点，磨尽先前的棱角。而引以自豪的却还是所获的友谊，情爱是一种重累，它压着 我。 　　往事远了，什么时候我再能重温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