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是从乡村的童年演变来的。原是一个道地的野孩子，出生在江 南西部山区的隘口。童年不算幸福。但我这个在大自然间翻滚的泥手泥足的孩子， 在露水和阳光里生长，春天睡在红花草的田里，戴着花冠，我又是一棵生花的小 树。一段穿耳朵的小事，也许是我命运的一个缩影。 六岁的时候穿耳朵了，粗野却也爱美的我，立刻伸耳一试。哪知一针穿过耳 朵，热泪滚滚，大哭不止。不知伯娘没有揉透（麻木耳朵上的神经），还是用的 针太粗。通过针眼的绒线由淡红变成深红，肩上的衣服也有了血迹。我痛得撒开 拎着衣边的手，衣兜里的黄豆撤了一地，一个讨吉利的鸡蛋壳上有了破影，我隐 约感到命运不济。一夜过来耳朵肿得令人注目，祖母不准我出门，可我端起一双 小脚照旧满村跑去，有人跟着指指戳戳： “不是戴金耳环的命！” 每听一句，我都停下来顶嘴： “偏要戴，偏要戴！” 直到耳朵消肿为止，我就在村上展览自己的命运，毫无愧色，一辈子却没有 戴过金耳环。 九岁上学，包括少女时代的三年中学（1934―1937），在女校呆了五年，还 是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文静。看< 水浒），爬水塔，扶人骑车，偷解船缆，平时懒 得讲一句话，硬是“闷皮”，不过读书却是比吃饭还起劲。 家乡从没有人叫我小姐，苏女师送信的阿姨叫着“小姐，信！”与我无关。 最近有位同学谈起学校中的我： “灰布旗袍中间有一条缝，分明是你爸爸的长袍改的，怎么能叫你小姐。” 是呀，连最起码的旗袍也不像样，更少姑娘家的行头，没有买过一瓶雪花膏。 作为少女的我没有温馨，没有柔姿。这个曾经立誓偏要戴金耳环的女孩，其实也 是想拥有一切的呀：这就是从书里搜求博大的天地，从知己中寻找深厚的友谊。 苏州女子师范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学校。我一进去就经年长的同乡指点，参加 了课外全校性的“文学组”。第一次听的课是孙起孟先生讲解鲁迅先生的（孤独 者）。不仅听课还要作文，我写的是对母亲的怀念。在校园池塘秋色的描写中， 透露了凄凉的心情。编辑责我无病呻吟，要注意反映社会问题，说说妇女深受的 封建压迫。我马上想起自己考学的一幕。 父亲无意让我上初中。我一直挨到该是苏州女师报名截止的前两天。那天清 晨，我去外公家搬救兵，托表姐昭懋陪我下乡，父亲可能看重她的说情。回到家 中，不见父母的影子。走出后门，西南角上的桑树里，传来母亲的呼唤声。跑去 一看，母亲正被父亲摁在地上，还揪着母亲的发髻，拳打脚踢。到我们走近，父 亲起来朝山纶背跑了。我们把母亲扶起，她来不及诉说她的悲愤。表姐说明来意， 母亲马上收住眼泪，也顾不得眼边的青块，就出去筹款，并准备我的行装，直到 下午4 时。她交给我十块钱，一只小藤包里已放了十个茶叶蛋，一床旧被单和一 把芭蕉扇。我换下的白衣黑裙也洗晒干了。我仅有两身一新一旧的布衫，夏天出 门在外，是很难应付的。她想到这里，眼泪又滚了出来。开了柜子，她找出自己 一件湖绿色的杭绸上衣，迟迟疑疑地说： “也不早点讲。这件带去，你愿意就穿吧！”她摸着我衣衫上的皱纹，像要 把它抚平似的，吞着泪，也咽下了未尽的语言。我什么也没说，从桑田里看见的 一幕开始，我在沉默中蕴蓄的是仇恨、力量和志气，这比对母亲说一百句感激的 话还踏实；母亲也了解我，甚至知道我不会穿她的绸衫。 拎着藤包，走在上七下八十五里的山道上，因病吃了多时咸菜白粥的身子， 并不觉得软弱；在这世上，也不过活了十三年头，想到打翻在地的母亲，我不啻 增添五岁。 第二天傍晚到了苏女师，在阴暗的路灯下，我洗着换下的衣服。蚊子嗡嗡地 向我饶舌，一些小虫包围了路灯。我想着没有蚊帐的夜，又想着自己报名单上的 号码已是上千的数字，初一两班只取八十个学生，怎么能轮到我呢？第二天发现 自己的脸上、腿上被咬得赤豆粽子一般，我笑了，一夜睡得好沉！这会换来饱满 的精神，去应付与命运相关的考试。后来我常把在逆境中产生的意志和毅力，当 作取胜的诀窍，哪怕吞下去的是一杯苦酒。 对生活有了一点新的认识以后，我再不为囊中羞涩苦恼，思考的却是家境还 算富裕，只因母亲是童养媳，我是在盼男中出生的女婴，竟遭到这样那样的歧视。 学校内大都出身贫寒的士生，都是互相怜惜的，同学曾偷偷为我贴寄信的邮票； 有人收到一元汇款，竟把五毛钱塞在我的枕头底下，我不禁暗自饮泣。看闲书以 外，我还迷上了离学校不远的植园，后来我只有在列维丹的画中，看到过它的美 妙舒畅。星期天我在这里度过，重温我童年的梦。有时还能嚼一包用一两个铜板 买得的沙炒豆。 我再不死读书了，也不做分数的奴隶。成绩尽量保持在我父亲要求的范围内， 只有英文除外。自第二学期起，来了一个奇怪的英文老师，交白卷给六十分，考 得最好得六十四分。放弃英文，使我终生觉得遗憾。作文不问是全初中竞赛，还 是跳入高一，由载誉而惹祸。替人作文使我赢得朋友。其实她们只是懒，做起来 还是好的，如后来壮烈牺牲的毛铣。 回顾我的一生，如果像鸟儿那样以叫声为名，“苦夏”可作为我的号了。几 桩大事都出在夏天。不过我逐渐形成的人生观是苦乐相与，是辩证的统一。 1935年初夏放学前，由高年级的同学发起挽留四位进步老师的斗争，很快席 卷全校，跟一向封建家长制统治学校的校长说理辩论，罢课、罢考、向上请愿、 接受采访，争取支援，有理有节，秩序井然，可见是一场有领导有组织的行动。 几位领导如吴文藻、钱秀英音容笑貌，长久不忘。当我们穿着一色的衣裙鞋袜， 在操场上游行，那是一支多么整齐的队伍呵！那时满以为稳操胜券，哪知江苏省 教育厅派员来开大会，以宣布十位同学的开除而告终。接着我们近千人的号淘大 哭，惊天地而泣鬼神。这时钱秀英同学跳出来说： mpanel(1); “不要哭！记住，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不会在这里单独胜利！” 这句话，是我首次领会的政治上的启蒙思想。几十年后我还找到秀英大姐， 向她表达我的感谢。文藻大姐是延安时代的模范工作者，至今还与我通信。 我们曾宣誓凡开除一人，我们就都退学。散会以后，我昂首阔步去总务处领 回表示退学的保证金。回乡的暑假挨尽了母亲的埋怨，父亲的训斥。幸好开学前 同学信中传来学潮领导者的话，要我们不要丧失求学的机会，学校也发来开学通 知，我又进入苏州女师。 校方执政的班子换了一批新人。不见了孙起孟等四位进步老师；也不见了学 生会那几位令我效仿的人物。新任的校长是美国留学生，与周佛海关系很深，铁 腕人物的相貌，我们心里称她为三K 党分子，她的侄子是总务主任，既管财权又 兼师一的班主任。猫头鹰似的眼睛，他的各种行为都使人们感到他对我们的监视。 校方竭力笼络师一和初一没有参加过学潮的新生，还带她们中的尖子参加苏州当 局的社交活动。 除了同班的两个同学吴增荃、张玲怡，我对别人都不能畅谈对时局的感想。 因学潮在心里生长的向上的萌芽，更使我的求知欲旺盛起来。图书馆已不摆进步 的书刊，鲁迅先生的书全部上了禁书架。我在图书馆的过道里转来转去，企盼地 看着新来的一位管理员。他也注意了我。有次他悄悄给我一本他自己花钱买的书： 周楞枷的《炼狱》。我们三个如饥如渴地看着。我是寄宿生，跟他接触的机会多 些，有时他就把我反锁在禁书库里。没人的时候他会悄声给我介绍苏联。鲁迅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时，他又告诉我托派是什么东西。这年寒假前全校大 搜查时，我藤篮中搜出的《大众生活》和伊林《五年计划的故事》，也是他给我 的。我想他肯定是左翼的人。他名叫宋揣亭，是我终生怀念的老师。 当年冬天声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校方高压下的抗争，我又卷了进 去。冲击学校挂着锁的大门，通宵达旦呼喊的声音，大约北上的苏沪同学，在火 车站也能听见。这种勇气一直延续到从初二的第二学期开始，毫不气馁。从第一 周的《周记》开始，在一周来的感想以至拟向学校建议项目内，我都提抗日的要 求。过了七个星期，校方得知省督学要求审查学生的思想，他们竟逼我在两个小 时内重写七周的日记。我学得隐晦一点，在第一周的感想内，第一句是：“我是 一只笼中的小鸟，失去了自由……”级任老师那样狠狠地看我，现在也还记得。 这时不仅有宋老师随时指教，通过吴增荃、张玲怡两位走读生，又与《苏州 日报》的编辑和东吴大学一位职员发生联系。我记得那署名白雪给我的纪念册题 过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东吴的那位为我一篇小说的结尾打了不少的圈。 说来也怪，教语文的张老师不知是无意还是试探，有次在黑板上写了“无题”二 字，由我们自由作文。我挥笔写一篇自传体的小说，只有后半篇是未来之事，即 这个女孩子因抗日而不容于学校，当了女工，兼做革命工作。母亲想她哭得眼睛 瞎了，有次在湖边偶然相遇，本该相认，但“她爱母亲，可她更爱她的工作”。 就是被别人划了双圈实在很幼稚的结尾。夏天到了，我终与宋老师和吴、张两位 一齐被学校秘密除名。由于他们的偏见，我的罪名竟是“煽动校工”。 夏天，父亲正去苏州卖茧子，通过在校任教的同乡周老师一同向校长求情。 这女人竟想出一个荒诞不经的理由恐吓我的父亲：“邵××的女儿做了共产党， 叫父亲××，××，你是不是要你的女儿也叫你的名字？”父亲又惊又怕，苦苦 要求让我读完初中的最后一年。他们还是达成了协议：要我写一份悔过书；一年 内不准外出，通信也得经受检查。要我八月三十一日到校听候讨论结果。我因此 挨盛怒的父亲责打，两记火辣辣的耳光响声未绝，在眼前冒出的金星中，却进出 “共产党”个大字，这是意想不到的效应，我有点儿成熟了。 八月下旬我提早几天动身。据母亲透露，父亲忽然省悟我倾向共产党是没有 零用钱的缘故，这次给了二十元。我本想带着这笔钱，从此离开家庭，到上海山 海工学团半工半读或去工厂做工。经过无锡的时候，看到私立竞志女校招生，高 一可以同等学历报考。那时我已读过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社会一片漆 黑，我究竟只有十五岁呀！上海我没有熟人，无锡却是一个纺织女工很多的地方， 听说苏女师学潮时开除的孙德，在此当女工夜校的老师。我若考不取也有退路。 于是我就以现在的名字报考竞志，很快被张榜录取。 从苏女师到竞志，跃入一个自由的天地。校长侯宝鉴可以容忍学生抗日。从 苏州高中也因学潮而开除的程桂芳同学与我，马上掌握了全校的学生会。我们二 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为无锡的进步组织“无锡学社”一个活跃的小组，还 参加校外进步的读书运动如讨论《大众哲学》等。传来传去那么多进步的书，听 来听去那么多精辟的形势分析，年纪轻轻的男女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京沪 线上要求抗日的同学都连结在一起。对“民族魂”鲁迅先生悲痛的悼念；对震惊 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态度，别的学校学生中壁垒分明，我们却微妙地沉默着， 因为我们已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看到了抗战的曙光。这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除了无法跟上的英文和数学，我门门功课保持甲等。最难缠的化学，女学生 是怕的，我和好友沈善英都爱探那谜一般的方程式，以致我到南昌，还有人来邀 我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联大，我只有一笑置之了。我把鲁迅尊为伟人，视高尔基 为生活导师，而真正追求的是史沫特莱。 1937年夏天，我以补习英文数学为名，留在无锡。我那短促的说不上的“初 恋”却在夏天消亡了。年初寒假回城，我在水桥背上看见一个穿黑布长衫的男人， 他的英俊使我发呆，犀利的眼光也叫我抬不起头来。他好像没看见我。晚上我被 邀去彭氏小学与一个想见我的人见面。前些日子我写了一篇小说，报上曾发出寻 访作者的启事。我见到的就是这位长衫先生。我是与一位比我年长五岁的同乡一 起去的，他原认为写小说的是那位同学，写的又是我们西乡的风俗人情，不会出 自一个未满十六岁的“富家女子”的手笔，把我当作偶尔闯进来听故事的少女。 他的两年水牢两年逃犯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着实吸引了我。 后来我们通着短而又短的信，他的文字的精练，使我惊奇，自己也不觉学着 这样写。二月天气，为了学他那样受苦，我把垫被掀了，躺在木板床上。不久他 以我叔父的名义到学校看我，舍务主任陪同会客，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比他小十 多岁的我，被指定为侄女的身份，也感到十分泰然。 他是去上海看病的，返回家乡路过无锡的时候，碰上旧历四月初八的庙会， 街上挤得水泄不通，他到不了女校，沙子吹到他的眼睛里流泪不止，他也不想让 我看见他这个样子，独自回家去了，只托我常去的书店，给我留下几本书。这样 返乡后的信就写得长些，句句仍透出严肃的口气，除了以上的内容，值得研究的 一段也是冷峻的： “难忍的隐痛，无异水牢生活的继续，我再不是我。只渴望生命的终结。而 你，又燃起我希望之火。如果我在你的生活里还有价值，那以‘酷刑’作为代价， 我也要活着。” 下面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一个“你的”，这是我拆信时就注意到的。心跳得 像一头被人追逐的小鹿。我不愿看到他身后的阴影，也充满了对一个受难者的同 情。有那样英爽和犀利的眼光的人是应该永远站着的！我不能对这个表白以沉默 作答，虽然信中没有只字的回音，在信尾我却小心翼翼，为他写下的签名是你的 江鹅――我原来学名的谐音。十分感激这个骄傲的人，再没有在信中提出任何感 情的要求，从小在女校长大的我，也没想到爱情是接吻、拥抱，更不要说结婚。 接着传来芦沟桥抗战的炮声，一缕淡淡的柔情立刻被炮声淹没了。背诵史沫 特莱在自传体小说《大地女儿》中提出的信条：“奴隶们是没有恋爱的！”就是 那时候的事。在无锡我与另一位同学租了一间房子，大家忙于抗日的实际行动， 上海“八・一三”抗战后，我们立即投入重伤医院的工作。我们城内的小屋，还 是大家进城歇息的地方，男同志可以吃到姑娘们亲手做的饭菜。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入伍前的三年，正是国歌中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救亡意识充塞着我们幼小的心田。俗话说三岁定八十，这三年也决定我 终生的信仰和行动。像我幼年偏要戴金耳环那样，我的少女时代也是执拗的， “马儿不吃回头草”。把这种脾性持续到如今的老年时代，更是“衣带渐宽终不 悔”，不问怎样，回忆往事，不免露出粲然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