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巴老二三事 德高望重的巴老不辞年迈体弱，欣然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飞往香港接受荣誉 文学博士学位，消息传出，大家都很高兴。在港澳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巴老抵港之际， 我不禁想起巴老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我知道巴老的名字，还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那篇有名的散文《从镰仓带回 的照片》，明丽流畅，亲切真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害”肆虐期间，巴 老被诬为“黑老K ”，受尽迫害和折磨，我则暗暗珍藏着两本“非法”得来的已经 破旧的《春》和《秋》，并以始终搞不到一本《家》而深以为憾。“四害”被粉碎 后，巴老的书得以重见天日，我才买到一套崭新的“激流三部曲”，夙愿以偿。 我唯一的一次与巴老见面是在1978 年春天。那时我已在大学担任教职，并参 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为了解决鲁迅后期书信注释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希望 能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我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写信还是打电话与巴老联系的，反 正很快就得到了同意见面的回音，使我喜出望外。见面的日子我倒还记得一清二楚， 是在4 月29 日。那天上午八时半，我准时到武康路巴老家中，巴老在楼下的客厅 里热情接待了我。他有点感冒，但说话依然缓慢而有力，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解答 了我的问题，只是他老人家那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没有每句话都听懂。在一个多小 时的谈话中，我发现巴老对已故的挚友黎烈文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有人把黎 先生说成“反动文人”，“逃往台湾”，巴老十分愤慨。那时“四害”虽已除掉， 严冬并未完全过去，还是乍寒乍暖的时节，巴老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 这些话，顿使我肃然起敬。我回家后立即整理了一份简要的谈话记录送交巴老审定， 他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一些修改，还加了两条注释，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新文学史 料》创刊号上的《访问巴金同志――谈起草经过及其他》。这篇访问记首次提供了 1936 年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领衔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是巴老和黎烈文两人共同起草的这个重要史实，一时颇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去打扰巴老，因为我深知巴老年事已高， 身体也不够好，更何况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他老人家被“四害”剥夺了创作的权 利，而今重新拿起笔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读者倾吐，有多少新的想法要与读者交 流，他壮心不已，要续译赫尔岑的《往事与深思》，要一本一本地写《随想录》， 还要创作反映知识分子艰难历程的长篇小说…… 时间之于巴老，显得格外紧迫和宝贵，我们不能妨碍他，干扰他。然而，有一 次我还是忍不住去麻烦了他老人家。 那是1981 年4 月间的事。福州的赵家欣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回忆录 《风雨故人情》，其中有一篇《黎烈文与改进出版社》，想找一张黎烈文先生的照 片作为插图，因在福州遍觅不获，嘱我在沪设法。我一时也无处去找，突然想到或 可向巴老求援，巴老亲口对我说过黎先生，后来又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怀念烈文 》，也许他那里能找到黎先生的照片？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应拿这样的琐事去增 加巴老的负担，踌躇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写了信，说明原委，请求帮助。 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封信，信封落款是“文联金缄”，我一眼就看出这是巴老的 笔迹，急忙打开信封，里面有二张黎先生晚年的照片，一张是单人照，另一张是全 家合影，二张照片都是从一本书中撕下来的，都很清晰。可以想见巴老接到我的信 以后，找来找去找不到黎先生的照片，为了不使我失望，才从藏书中撕下这二张照 片寄给我。 这真使我既感激又不安，我不但浪费了他的宝贵时间，还使他损坏了一本书。 巴老这种热诚关心后学的做法，与当年鲁迅先生为了帮助文学青年，不惜牺牲 自己的珍贵藏书一样，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我马上挑选了单人照寄给赵家欣先生， 可惜后来由于印刷上的原因，巴老惠寄的这张照片未能在《风雨故人情》中刊出。 自1982 年起，香港三联书店和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郁达夫文集》和《 沈从文文集》，王自立兄和我应邀担任《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花城社苏晨先 生有一次告诉我们，巴老对出版这二套文集很赞同，很支持，文集出版后也按卷寄 给巴老。这对我们不啻是鼓励和鞭策。我知道巴老未必注意到他曾经帮助过的我这 个青年人就是文集的编者之一，但他对文坛前辈的敬重，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这项 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当有人对这二套文集风言风语的时候，我就想起巴老对文集 的关心，更坚定了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去年3 月初的一天，我路过一家旧书店，无意中发现书 架上有一本巴老散文集《忆》的初版本，书品甚好，打开一看，扉页上又赫然有着 这样几个钢笔字：“赠彼岸先生巴金”，原来这是巴老30 年代的签名本，而今已 极为难得，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着实得意了几天。不过，这位“彼岸先生”是谁？ 我却一无所知。当时巴老刚因骨折住院治疗，自然不能再惊扰。不久，我与柯灵先 生通信，就请他便中转达我的问候，并代询“彼岸先生”情况。柯老回信说：“嘱 代询巴金同志事，据云‘彼岸’姓郑，是老华侨，现健在，任广东文史馆馆员。巴 老自己也买到一本赠彼岸的书。”这真是太巧了，也可算是我与巴老交往中一个有 趣的插曲吧。 以巴老的声望和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是完 全当之无愧的。本文发表时，巴老可能已经圆满结束在香港的活动飞返上海了，再 过一个月，又是巴老的80 岁诞辰，作为一个热爱他老人家又受过他指教的后辈， 我衷心祝愿巴老健康长寿，下次再访香港。 1984 年10 月于上海 （原载1984 年10 月26 日香港《文汇报・笔汇》） mpanel(1); 附记 1994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集》最后一卷，即第26卷《日 记编（下）》，首次公开了巴老的《上海日记》（1966 年1 月至9 月）和《“文 革”后日记》（1977 年5 月至1982 年4 月）。有友人阅后见告，日记中提到我。 可是因为忙乱，我一直没去复查。 今天在日本学者平井博先生的书房里见到《巴金全集》第26 卷，翻开一查， 果然有我当年拜访巴老的记载。1977 年4 月29 日巴老日记云： （晴）七点后起。上午师大黄成周、陈子善来谈鲁迅书信注释事，坐了大半个 小时。 同年5 月3 日巴老日记又云： 师大鲁著注释组来信。寄还师大鲁著注释组的记录稿。 巴老真是认真仔细，记得如此具体。这样，拙文中所回忆的令我感动的往事在 巴老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 时光流逝了整整20 年。9 月21 日下午，即我赴日访学前五天，我在杭州巴 老休养地又一次拜见了巴老，并陪同坐在轮椅上的巴老在风景秀美的西湖边绿阴小 道上散步，在“夕阳无限好”的黄昏与巴老合影留念。巴老说话已不大连贯，头脑 仍很清晰。我没有具体的问题要请教，能再次见到巴老已经心满意足了。当同去的 李辉兄建议巴老把“文革”中被迫写下的大量“检讨”整理出书时，巴老明确表示 ：“等我死了以后再出。”这话给我以震动，想必也为关心巴老的读者所关注，因 而及时附记于此。 1997 年10 月3 日于东京都立大学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