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夏公通信 夏公，是夏衍先生的同代人或下一辈对他的尊称和爱称，大陆文学艺术界谁人 不知？就年龄而言，我已属于他的孙儿辈，应该称他夏老或夏爷爷，但我觉得还是 从众显得更为亲切，更能体现我们之间的忘年友情。 我与夏公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77 年初夏。我因参与《鲁迅全集》书信部分 的注释，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为了哪个疑 难问题冒昧登门向夏公求教的，谈话的具体情形也已不复记忆。 这只能怪我记性太差，我实在佩服近年大写长篇回忆录的各色名流，竟能把十 多年乃至几十年前的往事包括当时的对话之类写得那么细致生动，活灵活现，我自 愧弗如。但有两点却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夏公身体的瘦弱和谈兴的浓厚，形成鲜明 的对照。我自己算得是瘦骨零仃的了，夏公却比我尤甚，枯手残腿，不知怎的让我 联想到他早年的名作《包身工》中骨瘦如柴的女童工。 二是我们谈话时，在他写字桌上窜上跳下的一只小花猫，这使我大感意外，没 想到夏公如此温情，如此热爱可爱的小生命，那还是个抹煞个性抹煞个人爱好的年 代啊！后来我才知道，夏公的爱猫如冰心老人的爱猫，在老一辈作家中是传为佳话 的。 此后数年，夏公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越来越忙，我无事也就不再打扰。 直到我着手研究郁达夫和潘汉年这两位同属创造社的现代作家，才又开始与夏 公通信。夏公热情有礼，去信必复，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秘书代笔。 他晚年的代表作《懒寻旧梦录》问世以后，我发现书中虽提到他抗战胜利后去 过新加坡，但未忆及他曾为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新加坡《风下》周刊撰写的一批精采 的杂文，当我写信告诉他后，他十分高兴，让秘书回信致谢，表示“很希望能找到 这几篇旧作看看”，文人的敝帚自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夏公亲自 给我回信，现从中检出三封公布，并略加说明。 子善同志： 二十五日手札收悉。承指出潘汉年没有参加A11 之事，我是引用了别人写的材 料，经查对，的确潘回上海后该刊已停，故已在《新华文摘》转载该文时，请他们 改正了，谢谢！郁达夫和我交游不深，加上近来身体不好，而又文债不少，不能从 命了。 问好！ 夏衍十七 此信写于1982 年12 月17 日。当时夏公发表了一篇令文坛震动的长文《纪 念潘汉年同志》，为早期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成为中共情报工作重要代 表的潘汉年所蒙受的大冤案平反，文中提到潘汉年在1927 年国共两党分裂后回到 上海主编《All 》周刊一事，经我查考与史实有出入，因为潘汉年以“创造社小伙 计”的身份创办《All 》周刊是1926 年4 月，刊物出版了一个月即停刊。因此， 我给夏公去信指出，他立即接受我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他老人家的一丝不苟， 不能不使我感动。 我当时已起意编集《回忆郁达夫》一书，故而在信中又恳请夏公拨冗撰文纪念 这位曾被左联开除的著名作家。夏公虽未马上答允，使我感到些许遗憾，但三年后 为纪念郁达夫殉国40 周年，夏公还是应画家郁风女士之请撰写了那篇有名的《忆 郁达夫》，我终于夙愿以偿。 子善同志： 手札拜悉。汉年文集迟迟未能出版，我看主要是去冬以来出版界发生了经济困 难之故，去冬今春出版的正经一点的文艺书籍，印数大多不超过五千，看来出版社 也确有难处。 目前情况稍有好转，您再催问一下如何？所询《自由谈》上丁一山所写文章之 事，可以肯定不是我写的，原因之一是我当时忙于电影方面的工作，这一类题目的 文章不会写。其次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翌年二月田汉、 阳翰笙等被捕，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正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 《申报》上写文章也。这件事，您不妨向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