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作家的尴尬命运――昆德拉现象之谜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之谜。 昆德拉当今已成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一部《存在的难忍之轻》奠定了他 在当代小说史上的地位。然而，我们不妨作一假设：如果他一直留在祖国捷克，随 着那里的社会进程继续自己的生活，那他在西方乃至世界还会有那么大的名气吗？ 结论恐怕是否定的。 昆德拉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从他1993 年在巴黎出版的最新作品《被叛 卖的遗嘱》中，我们读到了一节十分有趣的论述，题曰“移民生活的算术”。《被 叛卖的遗嘱》为一部直接用法文写的文艺随笔集，纵谈小说艺术，横论小说与音乐 等艺术的关系以及其他种种文艺现象。 其中“移民生活的算术”并非移民艺术家生活的简单计算问题。昆德拉以“算 术”为题，多少体现了他的文笔特点：幽默。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始终认为幽默是 小说艺术的本质，是与小说的诞生相联系的现代社会的艺术发明。即使在谈及他本 不十分愿谈的敏感的移民问题时，昆德拉都没忘了实践他的“幽默”笔法。 然而，就在这带有自嘲的“幽默”中，昆德拉不无痛楚地触及了移民作家的几 类不同心态，他们不同的生活以及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第一类作家一直无法与移居地社会同化。贡布罗维奇在自己的祖国波兰生活了 35 年，接着在阿根廷23 年，在法国6 年。然而，他至死只能用波兰文写作，其 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尽是波兰人。1964 年，当他客居柏林时，有人曾邀他回波 兰定居。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谢绝了。 贡布罗维奇的同胞布兰迪斯在波兰生活了65 年，1981 年政权变更后才移居 巴黎。他只用波兰文写波兰主题的作品，尽管在1989 年后他已没有任何政治理由 非要留在外国不可，他还是不想回波兰。 昆德拉的同胞马蒂努到32 岁时一直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这位音乐家 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生活，最后选择在瑞士定居，一共有36 年时间在国外度 过。他的作品始终体现出对乡土的怀恋，而且他一直坚定地自称是捷克作曲家。战 后，他谢绝了来自祖国的一切邀请，最终客死他乡。按照他执拗的要求，他被埋葬 在瑞士。然而，命运似乎对他的遗愿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他的故国派来特工人员， 于他逝世后的第20个年头成功劫持了他的遗体，并隆重地将它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 第二类作家已融入了移居地社会，但却摆脱不了乡土文化的根。昆德拉举约瑟 夫・康拉德为例。他在波兰度过了17 年，余生的50 年在英国或是英国轮船上度 过。半个世纪的适应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习惯，因此他能熟练地用英语写作，同 时对英国主题运用得得心应手。可是他敌视俄罗斯的极端的心理反应还保持了传统 波兰人的痕迹。对这种秘藏心灵深处的故国文化的根，法国作家纪德曾经觉得无论 如何都无法理解，纪德无论如何也弄不懂康拉德为什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恨之入 骨。 第三类作家不仅融入了移居地社会，并从祖国的土壤中拔出了根。 纳博科夫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他在俄国生活了20 年，在欧洲各国21 年，后 在美国20 年，最后又在瑞士16 年。他能用英语写作，后来的作品也一直是用英 语写的。而且，他一再坚持申明自己是美国公民，美国作家。 昆德拉没有对这三类再作更细的分类，我想也无此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无疑的 ：他列举的作家都是从东欧跑到西方去的，换句话说，他们从一种社会制度跑到了 另一种社会制度中，从一种文明跑到另一种文明中。昆德拉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完全没有考虑在同一种文化社会中的移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出生于瑞士但久居法 国的卢梭、自诩为意大利米兰人的司汤达、从爱尔兰跑到法国的贝凯特和隐居美国 的法国人尤瑟那尔，他们生活在与自己祖国并无多少差别的他国，同时与本国文坛、 出版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还能想起外交官作家克洛岱尔，他在中国、日本呆了 近20 年，不过从来不学中文和日文。这样的人在国外生活的日子再长，也不能算 半个移民作家。 mpanel(1); 移民作家的生活充满着艰难，他们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克服这些困难。从艺术创 作来说，他们有语言、主题、灵感启迪上的障碍。我们知道，时光对青少年与对成 年具有不同的份量。如果说成人时代对生活及创作都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 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就形成了。对一个小说家或作曲家来说， 离开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基本主题所赖以存在的地点，就可能导致某种割裂。他不 得不调动起一切努力、一切才华把这生存与创作的不利因素改造成手中的王牌。 语言阻力已使相当一部分作家搁下了手中的笔，与这一情况类似的是一些靠语 言吃饭的艺术家，如难以施展才干的演员（我在法国就认识几个从北京中央戏剧学 院毕业的留学生，在那里除了学外语，打打一般的工，很难在专业艺术上有所发展）， 像昆德拉这样英、德、法语俱佳的作家经过相当时间的适应，尚还能在法国用法语 写些东西，但这样的佼佼者毕竟凤毛麟角。一般作家只能用母语写后让人翻译，以 求在西方打出名气。 即便过了语言关，尚还有一个主题把握的问题，纵然是精通英文的纳博科夫， 昆德拉尚认为他“对美国主题的把握仍欠火候”，那么众多者也唯有以故土风情为 题材，以异国情调吸引读者。写得好了，批评界自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冠以“越是民 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写不好，只能说是专以“暴露国人丑陋以讨好洋人的猎奇 趣味”。昆德拉至今仍在吃他的老本，更何况众多的一般作家。 从纯个人的观点来看，移民生活也是困难的：他们总是在受着思乡痛苦和陌生 化过程的煎熬。恐怕只有在经历过长期游子生涯的人才能体味这种生活的痛苦之处。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一旦接受了故土文化之根的移民作家即使写作移居地社 会的题材也很难再离故乡主题。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还不是到国内来发表； 拉出一个摄制组去纽约拍戏，最终还不是要赶着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里 播给炎黄子孙们看吗？ 在《被叛卖的遗嘱》中，昆德拉已没有了艺术创作的冲动，只剩有对艺术的冷 静、严肃（当然还不无幽默）的批评。他谈到了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和雅纳切克的 不同命运：斯特拉文斯基从俄国流亡到美国，流亡前后均对音乐史作出了辉煌贡献， 尽管他的后期创作吸取了爵士音乐的成分，俄罗斯主题仍还一再出现，他对古典音 乐作品的改编也属一种“回归”。而捷克的雅纳切克呢，他留在祖国创作，作品始 终被人误解，好像无人欣赏。他的命运似乎很不幸；但从昆德拉对雅纳切克的“翻 案” 和高度评价中，从他忿忿不平的语调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为小说家的昆德 拉的一颗心，一颗纠结着矛盾、疑惑、惋惜的心。 作者在书中写道：“我常常想起在柏林时的贡布罗维奇，想起他拒绝再见波兰 故土。这是对那时制度的怀疑吗？我不认为。[ ……] 文化界将把贡布罗维奇的归 国当成一次辉煌的凯旋。拒绝的真正理由只能是生存上的。而且是无法转达的。有 些东西人们只能埋在肚子里不说。”昆德拉不能再回捷克了。这倒不是由于什么政 治原因，毕竟捷克早已不是70 年代初昆德拉离国时的捷克了。然而，说不清道不 明的情愫，难言甜酸与苦辣的滋味恐怕始终在昆德拉的心中荡漾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