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盲人博士 当人们把皮埃尔介绍给我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靠坐在轮椅上 的瘦骨嶙峋的青年，双手无力地下垂，手掌像鸡爪一样蜷缩成一撮，两腿细得如同 麻杆，两眼茫然地盯向前方。 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刚诞生时，皮埃尔活泼、可爱、健康，但几年后，不知怎 么地，他的四肢肌肉开始萎缩，行走困难，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说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在巴黎郊区著名的残疾人康复医院治疗多年后， 他非但没有痊愈，渐渐地，连视力也退化了，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一开始，他双手的力量还能擦一把汗，摁一下电门开关什么的，后来，除了指 一指方向，这双鸡爪子一样的手就什么也干不了了。20 多年来，他就这样被载在 轮椅上，在一片黑暗中生活。 他是一个顽强的人。幼年时美丽的世界已是遥远的梦；细如麻杆的腿脚已不能 站于大地。他与这世界的联系通道只剩下听声音的耳朵，呼吸用的鼻子和吃喝、说 话的嘴了。盲人学校学的已不够他用了，何况他的手无法写字，于是他全力以耳朵 捕捉这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信息。他借来、买来录音资料听，或者让父母、朋友读书 给他听。不能在本子上记笔记，他就用脑子记。久而久之，他练就了一双特别敏感 的耳朵和记忆力特别好的脑子。就这样，他上完了中学又上大学，读完了大学本科， 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不可否认，皮埃尔在生活起居上是这世界上最弱的人了， 一日三餐要靠人喂饭，他连拿个杯子都拿不住；早晚的洗漱也要人代劳；就是轮椅， 他也要有人在后面推，不然他寸步难移。但是在学习上，他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 上大学后，他和正常人同堂学习，做同样多的作业，考同样多的课程，完成同样数 量的论文。23 岁时，他以数倍于常人的努力为代价，通过了社会学博士论文答辩， 成了他那个学校――巴黎第十大学――的第一个轮椅上的盲人博士。毕业后，他一 直从事着社会学研究，是第四国际极左派革命运动问题的研究专家。我在他的书架 上找到了他写的《今日之托洛茨基主义》一书，那是他听读了多少书籍、资料后， 在脑子里形成文稿，然后口授，让助手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呀！ 他还是一个在重重困难中挣扎着前进的人。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他几次战胜 正常人，谋得CNRS（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职位，不仅有了工资，还有 钱聘用一个助手。但是，研究员的饭碗不是铁的，它是有聘用年限的，到时候，他 还得拼命争取续聘或是另谋职业。然而，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法国，这又谈何容易。 一旦没有了工资，光靠政府给的残疾人救济费，他恐怕只能维持一种低消费水平的 基本生活，而无法进行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 我问皮埃尔知不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他说他知道。我还 告诉他，中国有个张海迪，是个坐在轮椅上写作的了不起的姑娘。他听后笑了笑， 脸上露出一副吓人的表情（每当他微笑时，他脸部肌肉的运动总是引起一副怪相， 比哭还难看），说：“人到了这一步，不得不这样做。”多么实在的话语！我常常 想，他比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柯察金来，还缺少健全的手脚；比起张海迪来， 他又没有明亮的眼睛，他的生活是更难的。我知道，我这样比不好，因为每个人在 生活道路上有每个人自己的困难，不能按遇到困难的多少，来排定人们意志的高下 ；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形式，也不能按获得成就的多少，来衡量他们人生 的价值。在我的心中，皮埃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海迪一样，都写出了书，都是 顽强而又成功的人。所不同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张海迪，我是在书上、报上读 到的，是出了名的；而皮埃尔，却是我亲眼看到的，是默默无闻的。 他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一个学医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得了皮埃尔这一类病的 残疾人寿命一般都不会太长。我还能期望什么呢？我只有默默地祝愿他：勇敢地活 下去，做一个有用的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