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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剧探源谈起
我们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有一种喜欢寻根究底的习惯,常常要问一问:
“这是不是真人真事?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事?”前不久,电视连续剧《围
城》放映期间,就有不少人猜测方鸿渐就是钱锺书,三闾大学就是指某地某校等等。
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以致有些研究者专门探究故事的原委,考证本事,称之为“探
源”。
这种求实务实的思想影响所及,促使作家在创作文艺作品的时候,也比较重视
贴近生活,追求真实,努力在再现社会生活上下功夫,正如曹雪芹所说:“追踪摄
迹,不敢稍加穿凿。”即使有些想象、虚构、夸张、变形的地方,也一定要符合生
活逻辑,以不违背常情常理为原则。真善美三者统一,而以“真”作为“善”和
“美”的基础。失真的作品,被认为有损于艺术评价和道德评价。所以,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始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不可动摇。这大
概是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种国情。
最近,我读了徐培均、范民声主编的《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对书中所选
三百十八个著名剧作的源流发展的介绍特别感兴趣,从而进一步证明我国历史上的
绝大多数名剧,都有源可寻,有生活原型可找。例如:
明李玉《清忠谱》,写的是明末苏州府人民与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奸党进行生
死斗争的重大事件。被害的五位义士的“五人之墓”,至今仍耸立在苏州山塘。《
清忠谱》把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据实描写,“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据记载,
这一剧本在当时苏州演出时,群情激昂,极大地鼓舞了苏州人民的斗志。
清孔尚任《桃花扇》,以晚明小朝廷覆灭的一段史实为背景,着重写侯方域和
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缠绵故事,作者也是广采史料,严格地依据事实真相,甚至很多
细节都采集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其间臧否人物,无论贤愚忠奸、褒贬抑扬,都直
指其名,毫不掩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因而在当时社会上引起轰动,直到近
当代,还一再改编为话剧、戏曲、电影、电视剧,成为传诵百代的历史名剧。
元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源于唐元稹的一篇著名小说《会真记》。
元稹还有一首《会真诗三十韵》也记述了这件事。看来,月下私期的艳遇,是
他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后世的词曲家、剧作家厌恶他始乱终弃的轻薄态度,于
是剧情不断改变为一对情人的真诚相爱,并强化了与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老夫人之间
的矛盾冲突,最后以理想化的结局告终。显然,这种剧情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
众的感情渲泄,符合了他们的普遍愿望,因而使剧中人物更具有典型性,也更能引
起社会的反响。
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一出浪漫主义的杰作。但有资料证明,故事地点南安
府(今江西大余)确有一座府署园林以梅、柳和牡丹的宜人景色驰名。
作者两过南安府,触景生情,萌发灵感,然后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塑造
了杜丽娘这一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封建礼教走向崩溃的明
代后期,出现这样一个追求个性,憧憬自由恋爱生活的少女形象,应该说是时代的
召唤。虽然作者驰骋想象,让杜丽娘死而复生,使故事带有不可思议的神奇色彩,
但从总体上说,它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所以仍然被人民群众所认
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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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足见我国古代戏剧都十分注意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剧作家也重
视与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这是我国戏剧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
戏剧植根于民间得以兴旺发达的基本条件。可是,反观我国当代的戏剧(包括戏曲),
我觉得,用饱蘸热情的笔墨,描写当代的重大事件、熔铸典型人物、反映普通老百
姓喜怒哀乐、理想愿望的作品都嫌不足。我们的剧作家似乎有意识地要与现实生活
拉开距离,没有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胆识和勇气,更不敢指名道姓,把真人真事
搬上舞台当作一面镜子。有些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超凡入圣,
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有些剧作家以一己之私念,心造种种幻形,孤芳自
赏,美其名“超前意识”、“先锋艺术”,根本不想让群众看懂。至于剧情的胡编
乱造,前后矛盾,不合情理,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更是最常见的通病,此所以戏
剧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有了危机、衰落之虞。
当然,贴近现实,忠实生活,并不等于“依葫芦画瓢”。艺术手法应该力求多
样,这在我国古代戏剧中,同样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因此,我要推荐这本《
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也许它对戏剧工作者和广大观众都是有裨益的。
《解放日报》1991 年3 月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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