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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剧探源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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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剧探源谈起

我们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有一种喜欢寻根究底的习惯,常常要问一问:

“这是不是真人真事?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事?”前不久,电视连续剧《围城》放映期间,就有不少人猜测方鸿渐就是钱锺书,三闾大学就是指某地某校等等。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以致有些研究者专门探究故事的原委,考证本事,称之为“探源”。

这种求实务实的思想影响所及,促使作家在创作文艺作品的时候,也比较重视贴近生活,追求真实,努力在再现社会生活上下功夫,正如曹雪芹所说:“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即使有些想象、虚构、夸张、变形的地方,也一定要符合生活逻辑,以不违背常情常理为原则。真善美三者统一,而以“真”作为“善”和“美”的基础。失真的作品,被认为有损于艺术评价和道德评价。所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始终在我国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不可动摇。这大概是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种国情。

最近,我读了徐培均、范民声主编的《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对书中所选三百十八个著名剧作的源流发展的介绍特别感兴趣,从而进一步证明我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名剧,都有源可寻,有生活原型可找。例如:

明李玉《清忠谱》,写的是明末苏州府人民与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奸党进行生死斗争的重大事件。被害的五位义士的“五人之墓”,至今仍耸立在苏州山塘。《清忠谱》把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据实描写,“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据记载,这一剧本在当时苏州演出时,群情激昂,极大地鼓舞了苏州人民的斗志。

清孔尚任《桃花扇》,以晚明小朝廷覆灭的一段史实为背景,着重写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缠绵故事,作者也是广采史料,严格地依据事实真相,甚至很多细节都采集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其间臧否人物,无论贤愚忠奸、褒贬抑扬,都直指其名,毫不掩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因而在当时社会上引起轰动,直到近当代,还一再改编为话剧、戏曲、电影、电视剧,成为传诵百代的历史名剧。

元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源于唐元稹的一篇著名小说《会真记》。

元稹还有一首《会真诗三十韵》也记述了这件事。看来,月下私期的艳遇,是他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后世的词曲家、剧作家厌恶他始乱终弃的轻薄态度,于是剧情不断改变为一对情人的真诚相爱,并强化了与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以理想化的结局告终。显然,这种剧情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渲泄,符合了他们的普遍愿望,因而使剧中人物更具有典型性,也更能引起社会的反响。

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一出浪漫主义的杰作。但有资料证明,故事地点南安府(今江西大余)确有一座府署园林以梅、柳和牡丹的宜人景色驰名。

作者两过南安府,触景生情,萌发灵感,然后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塑造了杜丽娘这一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封建礼教走向崩溃的明代后期,出现这样一个追求个性,憧憬自由恋爱生活的少女形象,应该说是时代的召唤。虽然作者驰骋想象,让杜丽娘死而复生,使故事带有不可思议的神奇色彩,但从总体上说,它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所以仍然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和欢迎。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古代戏剧都十分注意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剧作家也重视与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这是我国戏剧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戏剧植根于民间得以兴旺发达的基本条件。可是,反观我国当代的戏剧(包括戏曲),我觉得,用饱蘸热情的笔墨,描写当代的重大事件、熔铸典型人物、反映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理想愿望的作品都嫌不足。我们的剧作家似乎有意识地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没有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胆识和勇气,更不敢指名道姓,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当作一面镜子。有些舞台上的人物形象,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超凡入圣,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有些剧作家以一己之私念,心造种种幻形,孤芳自赏,美其名“超前意识”、“先锋艺术”,根本不想让群众看懂。至于剧情的胡编乱造,前后矛盾,不合情理,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更是最常见的通病,此所以戏剧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有了危机、衰落之虞。

当然,贴近现实,忠实生活,并不等于“依葫芦画瓢”。艺术手法应该力求多样,这在我国古代戏剧中,同样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因此,我要推荐这本《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也许它对戏剧工作者和广大观众都是有裨益的。

《解放日报》1991 年3 月24 日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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