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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新的咏史诗
南窗之下,清风之中,阅读储大泓同志的《历代咏史诗选注》,纵览古今,漫
游诗林,也是人生一乐。
诚如选注者所说,我国的咏史诗是诗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这是诗情和史论的
交融,是才、胆、识、力的优化组合,是借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一种独特的抒
情述怀。中国有一句古训“以史为鉴”,有些咏史诗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但由于它
观点新颖,艺术精美,还由于它提供了一面明镜,有借鉴和教化的作用。特别在言
路不畅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用这种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对现实生活的见解,进行
讽喻规谏,有时候也能感悟执政者,所以它未尝不是一种上下沟通的方式。史载,
唐代诗人戎昱写了一首咏王昭君的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当时,北
狄频寇边,朝廷正拟和亲。唐宪宗吟戎昱诗,笑曰:“魏绛(春秋晋国的一位力主
和戎的大臣)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亲之议。这就是咏史诗产生正面
效应的一例。
可是,我仿佛觉得,我国诗坛的咏史传统并没有延续下去,更没有发扬光大。
“这朵独特的瑰丽之花”颇有枯萎凋谢之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咏史诗被扣上
“含沙射影”、“借古讽今”的大帽子,成为诗歌创作中的敏感领域,甚至成为禁
区。远的不说,在“文革”期间,有谁敢歌颂海瑞,有谁敢讥刺吕后,有谁敢吟咏
焚书坑儒,有谁敢议论文字狱。有一位中学教师偶然写了白居易咏史诗中的一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就被穷追猛打地盘问:“谁是周公?谁是
王莽?”无奈诗的语言是用形象思维组成的,含蓄蕴藉,朦胧空灵,很容易被曲解。
有些咏史诗其实并无寄托和隐寓,但也被认为有所影射有所讽刺而无限上纲,这就
使得诗人搁笔,史家败兴,咏史诗这块园地里也就越来越荒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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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告慰的是,“文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的创作环境毕竟与以前大
不相同了。党中央提倡弘扬民族文化,当然包括学习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更何况我们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更应该对古往今来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所以我认为新的咏史诗完全应该破土而出,应运而
生。即使有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刺世嫉俗,对社会上的某些不良现象
有所抨击,那也应该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作者的动因是出于忧
国忧民和希望匡正时弊。唯有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的宽容精神,才能有咏史诗的不断繁荣!
《新民晚报》1991 年3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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