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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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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最近读到作家刘心武同志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2 年第2 期上《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一文,和以后陆续在《人民政协报》、《解放日报》上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章,不但吸引我的注意,而且也在学术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毫无疑问,心武同志以作家所特有的穿透力的眼光,提出富有启发性的创见,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略感遗憾的是,心武同志虽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可是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却未免求之过深,以致超越历史,陷入空想,钻到牛角尖里去了。笔者不揣浅陋,略申商榷意见,还望心武同志及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秦可卿是一个几经删改的人物形象

诚如心武同志所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成功地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个个都写得生动饱满,顺理成章,具有来源于生活的说服力和可信性。

唯一的例外,就是秦可卿这个人物,却是矛盾百出,读之令人疑窦丛生。过去的红学家主要看到她的死因迷离恍惚,特别与她的判词和画像明显牴牾,现在心武同志进一步觉察到,她既然是五品营缮郎秦业的养女,又是从养生堂里抱来的,如此卑微的出身,岂能与门第高贵的贾府长孙贾蓉匹配成婚,而且居然在贾府里从容自如,备受宠爱,处于特殊地位,这确是一个可疑的问题。

是不是曹雪芹对这个人物写得漫不经心,特别草率呢?非也。据我的看法,这是由于《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秦可卿这个人物几经改塑,几经增删,完全改变了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才会出现她的面貌模糊不清的情况。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第八面在历叙本书有《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五个异名的那一段文字上,有一条朱笔眉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又据与曹雪芹有点亲戚关系的裕瑞在《枣窗闲笔》中透露:“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这两条极重要的资料说明,在《红楼梦》成书之前,确有一部旧稿名曰《风月宝鉴》。所谓“旧有”云云,到底是指曹雪芹所著还是别人所著曹雪芹所藏,目前尚难遽断,但曹雪芹据此而扩充,而改写,而妙手新裁,则是肯定无疑的。

《风月宝鉴》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书?甲戌本卷首所载《红楼梦旨义》中有云:“……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可以想见,它是一部戒淫劝善的“风月小说”,其中有凤姐与贾瑞的故事(有正照反照“风月宝鉴”的情节可证),也有秦可卿的故事(《红楼梦曲》中说秦可卿“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可证),等等。

可以肯定,在《风月宝鉴》旧稿中,秦可卿的最初形象,应是一个风流淫荡的少妇。她跟某一大户人家的几代男性有性关系,特别在“淫丧天香楼”那一回,有露骨的色情描写。

曹雪芹把这个内容浅薄、篇幅不大的《风月宝鉴》旧稿融化在《红楼梦》里,成为宁国府中“箕袭颓堕”、“造衅开端”的一个插曲。那时,秦可卿的形象已经起了变化。她已经从一般的荡妇拔高到宁国府里赫赫扬扬的重孙媳妇,一个簪缨之族里的贵妇人。因此,她的举止言笑必须符合“大家风范”,她的“丑行”也被淡化,但仍保留了“淫丧天香楼”的情节。

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在甲戌本第十三回之末批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是秦可卿形象的又一次修改,也是最重要的修改,其中包括:1 ,删去“淫丧天香楼”中有“遗簪”、“更衣”等内容的四五页文字;2 ,改秦可卿自缢为病死;3 ,进一步美化秦可卿,改她的水性杨花、纵欲无度的性格为“温柔和平”,把她从宁府衰败的罪魁祸首改为预托后事的有功之臣。

但是脂砚斋只是想在某些方面“赦”她而已,并不是想另塑一个新人。

所以《红楼梦》中仍留下原来的判词和画像,以及不少未删尽的痕迹,暗示她曾经有过淫行。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构成在叙述上的种种前后不统一的地方,显得人物形象破绽累累。

面对着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复杂的问题,曹雪芹除了忠诚地执行脂砚斋的命令外,他自己是否同意这种塑造方式,是否留下遗憾,我们不得而知。

他虽然已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直到他逝世,《红楼梦》仍是一部未完成、未定稿的著作。如果天假其年,让他再活得长久一些,秦可卿的故事,秦可卿的形象可能还有变动,还会写得完好些。

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不断改变人物形象的事例,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这部文学巨著时,最初也准备把她写成俄国上流社会的一个荡妇,小说目的在于谴责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引起的家庭悲剧。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逐渐发现女主人公悲剧的真正社会原因,转而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同情,使她变为一个有精神追求、敢于冲破上流社会道德习俗樊篱的叛逆者。比较幸运的是,托尔斯泰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创作这部小说的,原稿经他本人审定,没有人对他进行干预,所以人物形象是完整的,而曹雪芹却没有这方面的条件,这是两者不同之处。

秦可卿形象的素材来源

秦可卿不但是一个几经删改的人物形象,而且还是一个几种素材拼凑起来的角色。心武同志说她身上打了许多“补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补丁”的素材来源。

一、秦可卿的出身

《红楼梦》第八回写到秦可卿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据此可知,秦可卿的出身至卑至贱,实与她后来成为贾府里的重孙媳妇的高贵身份不合,是一个明显的破绽。

但我认为,这是《风月宝鉴》旧稿遗留下来的痕迹,是旧稿作者的一个有意识的安排。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历来认为妇女的放浪淫荡,行为不端,与她的出身卑微有关。所以“秽乱春宫”的女皇帝武则天,一定是“地实寒微”。

《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也一定是裁缝的女儿。据此推论,有淫行的秦可卿当然也不配有一个好出身。应该指出,这种“原罪”的观点,很可能是旧稿作者的一种阶级偏见,不一定代表曹雪芹的思想。

二、秦可卿卧室的陈设器具

《红楼梦》第八回秦可卿的卧室,有一大段关于陈设器具的古怪描写:

……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臣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心武同志认为:“这一组符号系统,其实在暗示着秦可卿真实出身的无比尊贵!”事实上,这恐怕是作者的戏笔,只不过隐喻贾宝玉的性意识和秦可卿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而已,并无其他深意。我还发现,这段描写摹仿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本“情颤主人著”的黄色小说《绣榻野史》。该书写到赵大里第一次闯进金氏房中与她幽会时,写道:

只见房里靠东壁边,挂着一幅仇十洲画的美人儿,就和活的一般。大里看了道:“这倒就好做你的行乐图儿。”把一张莱州水磨的长桌挨了画儿,桌子上摆了许多古董,又摆着各样的春意图儿。梳头桌子上,放着象牙镶嵌的豆柏楠减妆一个,上边铺了一张斑竹万字床,挂了月白百蝶湖罗帐子,床上铺了一领绝细席子,放了一个长藤枕,两眼花丝的䌷单被,把沉速香薰的喷鼻子香的。枕头边放着一个宋朝金胎雕漆双头牡丹花小圆盒,盒儿里面盛着真正缅甸国来的缅铃一个。

很明显,两者有明确无误的传承关系,都是通过室内陈设器具的细致描写,烘托一种令人心醉的气氛,暗示小说人物即将有风流韵事发生。也许《风月宝鉴》的旧稿中还要写得直露一些,经过曹雪芹润色加工后,就显得含蓄典雅而且华贵了。

三、秦可卿的托梦留言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临终时向凤姐托梦,说道:“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心武同志认为:“这些话,似不该出于她的口中。她若说些比如悔淫惭恨,劝人改邪归正的话,倒差不多,可偏她有这样的心胸,这样大的口气,可见她恐怕并非真是那样的一个清寒出身。”那倒不一定!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人平时糊涂,将死时清醒了,有些远虑,说些谠言,这并不奇怪。《金瓶梅》写李瓶儿临终前,一一嘱托,特别向西门庆诉说一番肺腑之言:“……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她。她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这些话,同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味道。最有意思的是,第七十一回,李瓶儿托梦西门庆,再次告诫:“我的哥哥,切记休贪夜欢,早早回家。那厮不时伺害于你,千万勿忘奴言,是必记于心者!”这又与秦可卿托梦凤姐何其相似,说明《红楼梦》里的秦可卿,确有《金瓶梅》里李瓶儿的影子。

四、秦可卿的棺材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后,贾珍买了一副樯木板,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那樯木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贾珍问:“价值几何?”薛蟠说:

“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当时贾政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贾珍不听。

心武同志认为,这一细节包含着一层深意,即暗示着秦可卿的出身恰与未坏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那般尊贵,她躺进那樯木棺材之中是适得其所!其实,《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丧事的大段文字,完全仿照《金瓶梅》中李瓶儿丧事的写法。该书写尚举人家有一副好板,名叫桃花洞,共大小五块,原是尚举人父亲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时带来,预备他老夫人的,定要卖三百七十两银子。经乔亲家与尚举人讲了半日,最后以七十两银子成交。西门庆随即叫匠人锯开,里面“喷香,俱有花色,每块五寸厚,二尺五寸宽,七尺五寸长,薛内相看了夸道:‘是娘子这等大福才享用了这板,俺们内官家,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由此可见,通过买棺材来抬高死者的身价,表达贾珍、西门庆之流的穷奢极侈和肆意妄为,两部小说有同工异曲之妙。难怪脂砚斋在此处批曰:“深得《金瓶》壶奥。”

五、北静王的路祭

《红楼梦》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之日,来送殡路祭的,一个比一个有身份,连北静王也入朝公事完毕,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设路奠在此伺候。心武同志认为,这种超规格的夸张描写,远胜过宁国府最高家长贾敬服金丹宾天之时,这也是一个谜。

其实,《红楼梦》写秦可卿的丧事,以及后回写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归省庆元宵,都是极度形容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败象已显露,小说当然再没有必要去着力渲染。至于北静王出格路祭秦可卿,似乎也是从《金瓶梅》中得到启示。《金瓶梅》写李瓶儿死,按理说,她是西门庆第六个小妾,不是正室,她的丧事本来不应该过分隆重铺张。但当时正是西门庆发迹走运之时,再加上西门庆对她特别有情份,所以丧事的一切安排都超规格越身份,而官场里那些趋炎附势之辈,也乐于破格捧场,阿谀奉承。送殡之日,有张团练、刘薛二内相参与祭奠,还有帅府周守备点主,衙中官员皆争拉西门庆祭毕递酒。这些都是夸张之笔,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官场里炎凉世态的现实,能说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吗?

秦可卿是不是亲王之女?

心武同志提出一系列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秦可卿不应该是一个养生堂弃婴出身、小小营缮郎的养女。她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相当的高贵,甚至有着类似北静王那样的血缘。

从这一点出发,心武同志展开想象的翅膀,推测秦可卿的父母(即亲王之类)在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一度惨败,迫使她和她的一个兄弟不得不以送往养生堂的方式,把他们藏匿起来,而贾府同她的父母有着深层关系,决计让营缮郎之类的小官把他们从养生堂里抱养回来,然后让秦可卿放在宁国府里当童养媳,调教抚养,再许配给贾蓉为妻。在收养过程中,秦可卿引诱了贾宝玉,并与贾珍淫乱,发生了天香楼事件。其时,她的真实出身的那个家族可能已经摆脱了原来的困境。贾府进行政治投资,在她身上寄予希望。

她的猝死,堵死了宁国府讨取更多更大的政治利润的可能,所以贾珍特别悲痛,脂砚斋之所以命曹雪芹删去天香楼事件的情节,显然是为了躲过严密的文网,免得有影射朝政之嫌。

心武同志特别联系到雍正六年(1728 年)曹雪芹叔父曹替雍正九弟、政敌塞思黑(允禟)藏匿了寄顿在他家的一对镀金狮子事件,进一步猜测秦可卿可能是塞思黑的女儿。在她刚落生不久尚未引起人们格外注意甚至不及登入户籍的时候,让她表面上送往养生堂,而实际却通过小官吏抱去收养,然后藏匿在像贾府那样大家庭中抚养长大。

这真是出奇的设想,大胆的推论。可惜,这个编圆了的故事放到清朝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放到雍正初年诸王夺位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就显得南其辕北其辙,简直毫无真实性可言。

一、秦可卿不可能是亲王之女

满清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血统的,所以对宗室的管理有一套极严格的制度。按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亲王以下诸女,均封为格格。格格品级分为五等。亲王之女,封和硕格格,其中嫡福晋所生者,品级为郡主(与郡王福晋同),侧福晋所生者降二等,品级为郡君(与贝子夫人同)。和硕格格是格格中的最高品级,享受俸禄和崇高待遇仅次于公主。

但这种“金枝玉叶”、“天潢近支”的身份的确定,都要经过严格的审定和登记。据《清会典事例》卷一记载:“顺治九年题准,宗室自亲王以下至辅国公所生子女周岁,由长史、司仪长、典仪等官,详开嫡出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某氏、所生子名某,并所生女之年月日时,具册送府;镇国将军以下至闲散宗室,由族长查明,亦照例开报送府,均载入黄册。其收生妇某,一并开送存案。如将抚养异姓之子捏报者,治以重罪。”又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阿哥(皇子)娶福晋后,即奏请派内务府大臣管理家务;阿哥之福晋遇喜生下子女,连洗三、弥月所送金银、绸缎绫罗等礼品也都有详细规定,俱由宫殿监督领侍等传交内库派员送往。这都说明,亲王所生子女要想蒙混隐匿是不可能的。

清朝还规定,亲王以下的宗室成员,犯了罪(即“坏了事”),只要不是叛逆重罪,不革出宗室;即使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在修玉牒时附名册后,所生子女,均由本旗保结送府入册(参见《清会典》卷一“宗人府”)。

由此看来,如果秦可卿的生父是一个不犯叛逆重罪的亲王,他没有必要,也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亲生子女送到养生堂里去;如果犯了叛逆重罪,他的家庭成员就要受到极严格的监视,也没有可能隐匿在养生堂或权贵家中。所谓“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只存在于戏曲舞台之中,在现实生活中是极罕见的。

二、秦可卿更不可能是雍正政敌、削爵亲王之女。

雍正初年,诸王夺位,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雍正之弟允禟、允禵及他们的党羽都遭到残酷的惩治。据记载,当时他们的子女都被“严加看守”,绝对没有人身自由。允禟寄顿在曹家(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内)的一对镀金狮子,尚且被告发“上达天听”,况活人乎?而且此时曹处在风声鹤唳、岌岌可危之中,他自身难保,还敢于收养这些雍正政敌之子女乎?

总之,《红楼梦》中的人物,特别是秦可卿,作为艺术形象如何评价,我们还可以各抒己见,但这是文学评沦,应以《红楼梦》文本为依据。如果要联系历史,烛隐探微,则必须实事求是,下些考证功夫。凭空臆想,穿凿附会,恐怕难免重蹈索隐派的覆辙,不知心武同志以为然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4 期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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