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君武如是说 今年5 月6 日的《西安晚报》周末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钦鸿同志所写的短文《华 君武与陶亢德》，置于“人物小志”栏目之下。既是“人物小志”，当然属于传记 范畴。而这样的文章（包括名人轶事之类）又往往是很吸引人的，因而，也就成了 晚报上不可或缺的栏目。我与华君武同志相识十余年，平时亦注意收集有关他的文 字资料。对这篇短文的产生兴趣，也是理有固然。 岂料一读之下，疑窦丛生。 钦鸿同志的文章中说，他同陶亢德（30 年代，协助林语堂编辑过小品文杂志 《论语》，颇负时誉。抗战期间，自行失足落水，当了汉奸，解放后住上海，已逝。） 相熟，曾数次拜访过陶。陶去世后，其子陶融又向作者介绍了若干材料。这若干材 料和陶生前的谈话中，就有如下内容：林语堂、陶亢德的《论语》上发表过不少丰 子恺的散文和漫画，所以陶与丰先生私交不错。 华君武时在上海学画，常投稿于《论语》，也颇受器重，“每稿必发”。为了 培养华君武，后来“陶亢德给在杭州的丰子恺写信，征询他的意见，是否愿意接受 一位美术青年（即华君武――高信注）作学生。丰子恺的确是位“忠厚长者”（当 时也不过三十七八岁――高信又注），收信后立即热情作复，慨然应允了陶亢德的 请求。于是陶亢德亲自陪同华君武坐火车赴杭州拜师学画。此即为华君武拜师丰子 恺的一段名人轶事。钦鸿同志说：“这样的文坛旧事，知之者恐怕不多，但华君武 是不会忘记的。”在我的印象中，林语堂、陶亢德的《论语》的确发表过不少华君 武先生的漫画习作，而华君武先生对丰子恺先生的道德文章，也多次撰文表达景仰 之忱。但这杭州拜师一事，不仅在丰子恺评传、年谱中没有记载，在华君武自传、 文章以及多篇比较详赡的访问记里也渺不可寻。至于丰华二位在西湖见面一节，倒 是有的。1984 年9 月，华君武同志为《丰子恺》（学林出版社1987 年版）一书 写的序中有云：“50 年前，正也是夏秋之季，子恺先生到杭州来，我和《论语》 编辑陶亢德，陪了先生夜游西湖，现在只记得看着天上的点点繁星，他讲了许多又 是科学，又夹着神话的天文知识。”如果真在杭州拜师，肯定就是这一次了。然而， 华君武同志犹记得谈话的一些内容，却竟然忘却了最关紧要的拜师一节――而丰先 生来杭，按钦文的说法，主旨就正是这拜师。诚如钦文所说，“华君武是不会忘记 的”。岂止华君武先生，任何人也不会忘记师事自己的恩师罢，更何况是拜名人丰 子恺先生为师。然而，华君武先生却无一字提及，而钦文又言之凿凿，毋庸怀疑。 我只有求教于当事人之一的华君武先生了，他是惟一当事人中的健在者。 5 月8 日，我以钦文剪报寄华君武同志，并附一函，专询拜师事的诚与枉。十 天后，华君武同志来了信，并附5 月12 日（大约是收到我的信的当天）写的一则 短稿，兹录于下： 请求更正 高信同志寄我《西安晚报》今年5 月6 日刊登钦鸿同志写的《华君武与陶亢德 》一文，读后不禁哑然。当时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并非学画），确系 一初入漫坛的青年。得识前辈丰子恺，深感荣幸。林语堂、陶亢德也确对我重视， 但拜师一事是没有的。我当时崇拜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的白俄漫画家萨巴乔 （SAPAJOU ），一味模仿，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大概是1934 年或1935 年夏天，暑假我回到杭州家里，某日丰子恺先生和陶 亢德同来杭州约我去功德林吃饭（丰先生食素）后，又泛舟夜游西湖，并非为文中 所写陶亢德带我去杭州拜师。 至于陶亢德的孩子陶融，我从未谋面。如果在1934 年前后，恐怕也出生不久， 因我去《论语》编辑部（陶家即在编辑部居住）仅见陶太太，未见孩子，即使有， 恐在襁褓中，何能知我拜师。 现在，有人写别人历史，或写自己的历史，常不尊重历史事实，这至少是不科 学的。 今天有许多艺术家，有人可传之后世，有人虽显赫一时，但未必能传之永久， 这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既然我还好好地活着，还看到自己所未经历过的个人历 史，是应该澄清的。 我并无抨击钦鸿同志的意思，只希望《西安晚报》予以更正。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这稿子，也在当月26 日的《西安晚报》上发表了。改 了题目为《华君武同志来信》，塞在“读者・作者・编者”一栏，挺不显眼的角落 里。看来，编报者对这类辩正并无兴趣，而对“拜师”说却兴趣盎然，似乎纠正与 否，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这也许本是小事一桩。除了研究丰子恺和华君武的人们和健在的当事人华君武 同志据此而寻根刨底，非得还其历史真面目之外，认起真来的人可能很少。但从另 一方面来说，此事却也不小。诚如华君武同志文章中说的：“现在，有人写别人的 历史，或写自己的历史，常不尊重历史事实。”这种倾向，回忆录中有，名人自传 中有，小报上的小块头“佚事逸闻”之类更多。有的当事人，对无中生有的褒词， 心安理得地领而受之；有的作者自造史实，以求轰动（前几年就有过鲁迅与毛泽东 见面的“史料”发表）。自然，也害得一些研究者手忙脚乱地考证一通、争论一番。 其实，诸种“佚事”距今也不过五六十年，并不难弄清。这次，“拜师”一事，被 远在京华的当事人华君武同志看到了，所谓“还看到自己所未经历过的个人历史”， 并为文澄清。 幸呢？还是不幸？这桩小事，倒是值得为名人立传的诸公深长思之的。 （1989.6.2）初识吴宓先生 mpanel(1); 吴宓先生在中国文坛消失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出版了《回忆吴宓先生》，尽管 吴宓先生已经去世12 年了。 吴宓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声名一直不佳。讫今为止的所有现代文学史上， 吴宓先生都和复古主义者、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不光彩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在读《回忆吴宓先生》之前，我难免又检阅了手头的几部文学史。据这些史上 所载： 1922 年，吴宓、胡先啸、梅光迪等东南大学教授，创办《学衡》杂志，宣 称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据说，实际上是宣 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史书上即派定他们为“学衡派”。该刊 是出版了79 期的，“史”上只批了第一期，以后78 期内容如何，不得而知。据 一期刊物而划成一派，似乎有点武断。 据《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郑朝宗先生回忆，《学衡》上就陆续发表过吴宓先 生写的最早的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学的著译和资料《世界文学史》、《希腊文学史 》、《但丁神曲通论》、《英诗浅释》、《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西洋精 要书目》等。此刊物“销路却广，许多新派学人也承认从那上面得到了不少启蒙知 识”，这正实践了它“融化新知”的主旨；再说“复古主义”这个指责吧，吴宓先 生被批判的原因是，主张文学脱胎于模仿。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古今 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 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倘若以此派定其“复古”和“反对新文 化运动”，似乎稍嫌偏颇，充其量也只涉及对写作方法的认识。“主张”云者，一 家之言而已，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罢。是的，鲁迅先生批评过学衡派。但据我看， 也无非是批评了吴宓他们的浅学和自负。《估〈学衡〉》中有言：“总之，诸公掊 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 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 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 差得远。”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他不害怕有人去“张皇旧学问”，他认为那也 是“一种主张”，他并不会以此把人家打成复古主义者。鲁迅先生最瞧不起的是貌 似内行的无知的说教如《学衡》创刊号里几篇文章的文风，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 “文且未亨”（这倒与前两年一班以新潮名词为时髦，胡抄乱缀，借以钓名沽誉的 文坛混混儿相仿佛！）。我这种想法正确与否，还有赖于方家驳难指教。但有一点 我想是不谬的：即使1922年的吴宓“反对”了新文化运动，我们也不能只看他的一 时一事，也不能即以此否定了他的全人和一生。 吴宓其人，他的弟子季羡林先生在此书序中有一段概括，主要是说他是一个奇 特而矛盾的人。这大体不错。在新旧交替期崛起的一代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点 奇特之处，吴宓先生也许更显奇特一些。但有一些并不奇特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 的特质，更在奇特的吴宓先生身上放射出逼人的光彩：他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部聘一 级教授，高薪阶层，但他身无长物。工资何去？资助了清贫的朋友和学生；他是中 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默默劳作，不求其闻达；他终生执教高校，颇有一批学者出 于他的门墙。他对同事，对弟子，决无嫉忌之心，坦诚率直，十分怜才；解放前夕， 不畏利诱威胁，硬是不随伪政权东渡；受不公正的待遇几十年，临终仍以未能有机 会登上讲台为憾事…… 《回忆吴宓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虽然只是吴宓先生生平一些细枝末节，但这 些无一不映射出他的奇特、率直。它使我们与一位比较陌生的学者亲近起来，深感 他仍然是一个人，一个不能被历史、被学术忘却的人，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 1990.9.9 ）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