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西谛 案头，放着一盆初开的水仙花和一本《劫中得书记》，这是郑振铎在1956年出 版的单行本，本来曾刊于上海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中。由此蓦然想起西谛离开 我们，一转眼已经整整20 年了。他是在1958 年10 月17 日因公飞往阿富汗， 航机中途失事而牺牲的。记得那时我正在上海市郊颛桥、马桥参加万人检查团工作。 一天清晨突然从广播中听到西谛出国遇难的消息。我将信将疑，抬头远望秋空的白 云，黯然于怀。然而转念之间，一心仍私冀噩耗是假，当时巴金正在国外，我只有 立即设法和市内的靳以兄通了电话，终于不能不承认这不幸的消息是真实的。死有 重于泰山，西谛为了国家工作先走了一步，自无遗憾，不过，在朋友知己之间，终 以他就这样过早地离开，总是我国文化界一大损失，而惘然嗒丧，良用低徊了。 回想起来，我还是在中学读书时代，就看到他编译的《文学大纲》（原系英国 约翰・俊克瓦特John Drinkwater 所著），是一部插图多帧、洋洋洒洒的大部头书， 翻阅之余，兴味盎然。他和沈雁冰（茅盾）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并主编 《小说月报》、《文学》等杂志，还用“郭源新”的笔名发表过小说。我进清华后， 就常看见他由邻校燕京走来兼课。当时，在水木清华园中，惯着西服的西谛和四季 都是一领黑布长袍的闻一多，恰恰是一对长长的细高挑个子，而俞平伯和朱佩弦 （自清）两位，正好服装也是一中一西，一对五短身材，这四位老师不止是在中国 文学系、也是在全校师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我由于在外国语文系读书，虽然无 暇去选修他们的教课，但偶一得闲，兴之所至，也会蹑进课堂，悄悄在后排坐下去 旁听的。所以我和西谛也正是介乎师友之间的交谊。记得他那时教的是中国文学史、 宋元戏曲一类的课程。同时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在北京陆续出版了，可惜 影印质量不高，不够理想。稍后，鲁迅先生和他合编的《北平笺谱》也印行问世， 是把荣宝斋、淳菁阁等木刻水印的诗笺首次作为版画，广为流传的。1935 年，我 由清华毕业，在北京城内教了一年中学之后，去欧洲读书，西谛随后也回到南方教 书去了。 过了三年，我从英国回到上海，又和他遇到。他那时正在暨南大学教书并主持 教务，他就邀请我去为远在重庆的曹禺代课，我们开始熟了起来。珍珠港事变发生 后，上海由孤岛状态而全部沦陷。各大学停闭，我改业银行秘书，隐于市廛，西谛 也隐姓埋名，转入地下。抗战八年中，他一直清苦自持，不和世俗往来，深恐敌伪 跟踪出事，只身离家，匿居郊外。适巧与舍间仅有一、二街之隔，加以他和远在贵 州安顺的徐森玉丈通力合作，潜心致志于抢救祖国图书典籍工作，我则于业余徘徊 在中西旧书肆之间，每每有得，遂复常相过从，互道日间求书遇书之乐，往往谈至 夜深，了不知疲倦为何物，有时送他街心踏月归去，有时他却又掉头转来送我，方 始依依而别。盖当时沧海横流，人间何世，友好大都辗转内地，滞沪未去者仅有西 谛、健吾、柯灵、西禾和开明书店留守诸人，每一晤及，固不免互通消息，相濡以 沫，而西谛和我更多一层书籍因缘。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市内入夜防空綦严，家家户户皆以黑布严掩窗扉，以 防灯光外泄，其实也是避免敌骑的骚扰。我们为了计议“天亮”前后种种打算，不 惜干脆灭灯摸黑对坐，无意中也和西谛发明用化学烧杯就酒精灯试煮咖啡，藉以乱 人耳目，固不仅在微明萤火，独见墙上身影，略有苦味回甘之趣。这种情景，历历 如在目前。 那时西谛个人住处系在沪西居尔典路（今名高邮路），篱落人荒，荒僻直似乡 居，所赁小楼一角，到处都是书籍，入内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他更担心代国家经 手收购之书，万一被敌伪发现，势必前功尽弃，宁不可痛，乃与森丈四出设法分置 数地。我家寓楼顶层也曾作为庋藏所之一，木箱凡数十只，直到抗战胜利后，森丈 和西谛全部运出，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方告蒇事。据赵万里先生说，在这一期间， 他们两人经手所收善本计达八千余卷册。 解放之后，全部归于人民。在我也算追随森丈、西谛之后略尽绵薄报国的一点 心意，然而，五四运动反对读线装书的遗风当时在我的身上尚有反映，对于版本源 流一门学问，一向很少经心，反而常在羡慕龚定庵诗句：“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 风雷老将心”所咏的那种思想境界，来为自己解嘲，故此对于西谛广收雕版善本， 只视为国家所应收藏，而于个人搜求，了不介意。不过，后来见到西谛学识渊博而 仍虚怀若谷，时时请益于徐森玉丈，弥感他治学求精之勤，不禁心折，及今思之， 颇为悔愧，否则我若能随时向他问教，攻其所专，获益必多，可以断言。 西谛那几年早已脱去西装，青衫布履，打扮作商人模样，朝出晚归，藏身人海。 我有事找他，总是到福州路一带，如来薰阁、来青阁、修文堂等书庄，一定可以找 到的。西谛平生爱书如命，每遇古籍异本，动辄倾其囊中所有，或竟典当求贷，必 一意挟归而后称快，有时袋中甚至只余几只大饼充饥之用，而犹躞蹀书肆，不忍就 去。历年收集元明戏曲杂剧多种，还立意搜罗清代文集，达八九百种，内中颇多坊 间罕见之本，然一度终以手头一时奇窘，遽求易米为炊，急切之下，找我来想办法， 但他意中仍思得一受者善为保藏，不使散失。不得已，代为先容于银行的居停主人， 慨然允予相助。西谛特为撰写专文序跋（俱刊见《劫中得书记》），备述收集经过 的甘苦，藉以讽示得来不易。幸受主周氏素重然诺，1955 年故后，由其后人遵嘱 全部献给国家，这在西谛和我也俱得了此一心事。 西谛事老母至孝，但以避敌伪之故，一直到抗战胜利，他才搬回静安寺庙弄老 家去住，曾邀集好友十数人便酌，聊表庆祝，他的老母做得一手福建菜，我们遂也 沾了不少口福。开明书店编辑部为了款待重庆归来的同仁，每月例有文酒之会，西 谛有时邀我同往，至则叶圣陶、徐调孚、王伯祥、章锡琛诸人均已先在，但除王伯 祥老先生豪于饮以外，大都不善饮事，西谛亦无酒量，稍尽一两盅，旋已微醺，所 喜餐桌即在编辑室中，边饮边谈，兴致极好，抽书佐酒，举杯成趣。其时西谛主持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我适亦为候补理事兼秘书，深知他急公好义，每见文 艺工作者贫困交迫，不论识与不识均慨然有以相助，冀解眉急。不久，国民党当局 “五子登科”，丑态毕露，而尤有甚者，倒行逆施、蓄意内战。西谛在编印《中国 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之际，激于正义，毅然主编《民主》周 刊、《文艺复兴》诸刊物，奔走呼号，积极从事，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我虽不时 勉应稿约，然终以风云骤变，工作日紧，相见之时渐少，即见也不及涉猎群书了！ 1949 年5 月，上海欢呼解放，万民同庆。次日，我去北京出席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又和他重行把晤，他是在前一年深秋绕道香港北上的。他 正在北海团城筹建中央文物保管机构。在他北京的书斋中，除了满架图书，又平添 了不少新出土的唐三彩陶俑、伎乐、车骑之类的古代文物。 mpanel(1); 会后，他有意留我在京相助，但我对文物向来外行，只有婉谢了。回上海后， 我转入工业战线上任职，如此各人忙于岗位工作，隔行隔山，很少接触，虽然彼此 南来北往，也必谋晤，但都是匆匆一晤而已。绝没想到1958 年10 月17 日之后， 就此永别了。 西谛一生博览旁窥，嗜书成癖，治学勤勉，而堂庑特大；对待工作，勇于己任， 热爱祖国，拥护革命，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在学术界中不可多得；至于周旋友朋 之间，肝胆相照，平易近人，而对后学晚辈的培养提携，更是尽心尽力，实在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原载香港《大公报》，1979 年2 月20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