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发明家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所以洋大人 社会有纳税人组织，小民既付了钱，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 在行为上，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就要掌那么大的权，或者是，你既掌这么大的权，就 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不必细表。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但 原则却是一样的也。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正好碰上一幕：一个西服店老板，给 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偏偏该同事不在，朋友就曰：“放到他桌上好啦。”老板曰： “丢了怎么办呀？”朋友曰：“你说啥？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老板曰：“那当然不 是，而怕万一。”朋友拍胸脯曰：“我负责任。”老板曰：“先生，请你代写一张收条 好不好？”朋友变脸曰：“你既不相信我，你就别放。”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实在想不通。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忍不住请示曰： “兄台，我得打听到底，如果真的出了万一，那西服不见啦，你能赔一套乎？”他瞪着 眼曰：“我也没偷他的，怎么教我赔？”我曰：“那么，你说你负责任，该责任是啥责 任？”这句话大概碰到了他的伤疤，半天没言语，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看情形已到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危险之境，立刻仓皇告退。出门后就懊悔不迭，如果我顺着他说， 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他就舒服啦，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 呜呼，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刑事上尚且如此，政治上 就更鸦鸦乌矣。夫政治上责任，就是“辞职”。跟“辞职”遥遥相对的是“死不放”， “死不放”不但是没有责任，而且是没有廉耻。但这也不能太过度地埋怨，盖事实上有 些人教他负责任，也未免冤枉。且举一个放屁之例，你说千万别放，放啦准薰死人，偏 偏人有说快放快放，放啦说不定把人薰成神仙哩。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结果薰倒了七 八个，斯时也，把贵阁下的尊头“喀嚓”一声，恐怕实在不好意思，不要说“喀嚓”一 声啦，就是请你卷铺盖，都有点坏良心。 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 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 无拘束地发展时，也不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 要群体而上，不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猬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拼个“千万人头落 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 受重伤。嗟夫，是刺猬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 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 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 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是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 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 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 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 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 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 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 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话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 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 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 胜其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 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 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 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 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俄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 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封 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 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 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 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