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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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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1)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 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 如果还有的话) 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 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 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 页至第333 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 ”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 页至第361 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 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 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 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 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赫然此七律也。跋语中确定为雪芹遗作,以晚年得见之为幸。”他自己的看法则未明示,只说:“认真比辨伪难,良信。”意甚微婉。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1 至第372 页。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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