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3） 所谓“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 名字之下”，实际上就是关于塑造艺术典型的理论。前面所引黄乃秋批评胡适自传 说的文章，在理论上直接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相承接。《红楼梦》中的许多 人物，特别是主人公贾宝玉是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就中有“人类全体之性质”， 却用生活中的某“个人以实之”，无论是考证派的主张是作者也好，还是索隐派的 认为是纳兰成德也好，都违背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是知力不够的表现。王国维说， 如果明白《红楼梦》的精神及其在美学上和伦理学上的价值，种种离题甚远的议论 本来不会发生。他说他写《红楼梦评论》，就是为了“破其惑”才这样做的。 请看，王国维对索隐乃至考证的红学观念的批评，何等彻底，在理论上多么自 觉。而他的正面立论，围绕《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 的命题，阐述得更具有系统性。按照余英时先生提出的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必 须具备的两项条件：一是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这种成就还起 着示范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二是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 却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而是一方面开启了无穷法门，另一方面又留下无数新 问题，让后来的人继续研究下去，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②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 页、第15页。。这两种特征，王国维可以说完全具备，甚 至比蔡元培或胡适还要优越些。因此，不应该否认，王国维在红学史上也是一个树 立典范的学者。他的典范，就是从美学的和文学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小说批评。 余英时渴望建立的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新的红学典范，他说有两个特点：第一， 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与虚构性；第二， 新典范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应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之间的 有机性。②我们从上述所引《红楼梦评论》中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红学 观念和研究方法，与余英时所说的红学新典范的特征殊无二致。不仅王国维，1925 年与自传说决裂的俞平伯，以及所有小说批评派的《红楼梦》研究者，都是这样看 的。只是余英时先生尚需补充一点，就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观察问题，除了强调《 红楼梦》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虚构性之外，同时也非常重视《红楼梦》的写实性，包 括完全虚构的大观园的写实性，重视到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从书中的人 物身上可以“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当然这是迥然有异于自传说的写实性。余英 时描绘的红学新典范的特征，强调《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的理想性和虚构性，而 没有把现实性和写实性放到一定位置，这是他这组论文中的又一个疏漏之处。 我感到诧异莫解的是，以余英时先生的慎思明辨，何以竟忽略了王国维以来的 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传统? 莫非他所说的新典范不是小说批评，而是另有所指? 事实 并非如此。不妨看他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结尾处的一段话： 前面已说过，新典范与其他几派红学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于它把《红楼梦》看 作一部小说，而不是一种历史文件。所以在新典范引导之下的《红楼梦》研究是属 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不复为史学的界限所囿。其中纵有近似考证式的工作， 但这类工作仍是文学的考证，而非历史的考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8 页至29页。。 显然余英时所说的新典范就是小说批评派红学，而且是不排除文学考证的小说 批评，因此要说新典范，王国维固然合格，俞平伯也是很合格的，那么，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余英时忽略如此? 俞平伯的《读红楼梦随笔》中“记嘉庆本子评语”一节， 有“大观园即太虚幻境”字样，余英时在著文时没有看到，他深为“居然漏掉了这 条吞舟之鱼”而感到遗憾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62页，注。。可是忽略 了红学史上的整个小说批评的传统，就不光是漏网之鱼的问题了。 mpanel(1); 幸好，我们在关于自传说受到的三种挑战的论述中，看到一点端倪。第一种挑 战，余英时先生认为是索隐派的复活，自无异议；第三种挑战，余英时认为是新典 范，也就是红学的小说批评，看法亦无不同，问题是所谓第二种挑战，余英时称为 “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1页。，就值得商榷了。 我个人是同情并赞同余英时先生对1954年以后国内红学的偏向所做的批评的， 那种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理论统领《红楼梦》研究的做法，那种泛政治化的批评， 于红学实在有百弊而无一利，现在当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已经摒弃了那种不利于学 术发展的陋习。我的意思是，不能以“斗争论”来概括1954年以后国内的全部红学。 李希凡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出版于1973年，正当国贼肆 虐的动乱时期，那时的红学确是“斗争论”占“正统地位”。但那之前和那以后， 似乎还不能如此概括。即使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的许多文章，也不是“斗争论” 所能概括的。何况说到底，“斗争论”也是小说批评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是公式化、 概念化、简单化的批评，其极致则是小说批评的变形。所以，“斗争论”向考证派 的挑战，应包括在小说批评派向考证派的挑战之中，所以实际上不是三种挑战，而 是两种挑战――索隐派和小说批评向考证派挑战。归根结底还是红学三派之间在观 念和方法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