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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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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2)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刘老老影射汤潜庵,宝玉则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石头记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证史料,对比《红楼梦》中有关情节,推求这几个人物是如何影射的。以蔡氏的渊博和严谨,所引史料应承认是可靠的,具体推求,也不乏学术的严肃性,同为索隐,终究有一种特异的学术味道,吸引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与主题思想混为一谈,二是具体索隐求之过深,未能逃脱比附的歧途。如说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馆,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这用的就是“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朱竹垞走到哪里必带《十三经》、《二十一史》,在京华仍有插架书,不废著述;林黛玉奔父丧后也带了许多书籍来,刘老老因而把潇湘馆误认做“哥儿的书房”。这就是所谓“品性相类者”。朱竹垞与陈其年曾合刻《朱陈村词》,而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过句,便成为“轶事有征者”。不过如此推求,读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学深思的同时,也会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结论一定可靠。又如说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称三姑娘。徐乾学曾以第三名及第,称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类处。徐乾学喜爱文士,荐举过许多人才,探春虽无此表现,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探春嘱宝玉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串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又说,“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蔡元培认为,这些描写表现的就是徐乾学“延揽文士之故事”。不知这依据的是索隐的哪一种方法,哪一条原则? “轶事有征者”? 徐乾学“延揽文士”诚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桩“轶事”,但这与探春的喜爱“轻巧玩意儿”如何“征”在一起? 不免令人费解。《石头记索隐》对宝钗影射高江村、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凤姐影射余国柱、刘老老影射汤潜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参证之史事容或有别,具体推求的方法无大不同。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尖锐批评蔡元培对王熙凤和余国柱“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蔡元培说:“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王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并注明“楷书王、玉同式”。胡适写道:“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谜,可不是笨谜吗? ”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 页。批评得是很有道理的。但“笨谜”一词,又言之过重了,因为蔡先生对《红楼梦》的反满思想毕竟有所发现。又比如《红楼梦》里屡称凤姐不识字,蔡元培也视为证据,认为余国柱不是文学家,“故以不识字形容之”。其实,余国柱是顺治九年的进士,无论如何不能用“不识字”来形容,如果说这也是在影射,只能说明《石头记索隐》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圆解其说。蔡元培还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府代表“伪朝”,贾政是伪朝的吏部、贾敷和贾敬是伪朝的教育、贾赦是伪朝的刑部、贾琏为户部、李纨为礼部,只缺兵部和工部没有着落,否则就六部俱全了。至于如此索隐的理由,则显得不够充分,如不了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认为是望文生义。何况说贾赦代表伪朝的刑部,是因为贾赦的妻子姓邢,与刑同音,儿媳妇姓尤,表示“罪尤”;贾琏称琏二爷,户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贾琏就是户部,李纨代表礼部,是因为“李、礼同音”。这与《石头记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则也有所迁违。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7页。就出发点来说,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说不审慎,因此他所说的自属真诚,有些猜想,亦不无会心处;但因具体方法在求一一套实,结论固多误,就整体而言,又不好以审慎目之。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价值,揭示出书中的反满思想不必说了,应当承认有一些具体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认为元妃省亲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这样看的,观点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宝琴作的《蒲东寺怀古》诗:“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蔡氏认为诗中“似以形容明室遗臣强颜事清之状”,’虽不一定指实,作为一说,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不影射。

《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石头记索隐》的失误,主要是征引指实得太具体,致使结论不易立足,湮没了许多好见解。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对《红楼梦》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元培的红学见解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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