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 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 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 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 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 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 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 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 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 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 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 定他只能研究什 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 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 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 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 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 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 年初，但 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 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 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 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 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 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 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 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 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 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 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 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 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 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 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 ：《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 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 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 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 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 至37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 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 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 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 界》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 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mpanel(1);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 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 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 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 曹学呢? 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 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 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 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 《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又在万万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