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的缘起（1） 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因此小说《红楼梦》自然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 象，否则红学的“红”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 刻、更丰富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独《红楼梦》如此。 但是，红学还是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 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 有曹学之称。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 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 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 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 楼梦新证》( 一九五三年) 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 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 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②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 8页、第16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 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 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 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 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 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 梦》旨趣的本身呢? 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②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 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 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 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 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 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 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mpanel(1);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 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 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 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 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 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 ’，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 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 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 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 明报月刊》1976年6 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 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 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