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称呼名字 八○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 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 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 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 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 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 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 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 名也，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 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 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 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 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 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 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尸，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 “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炬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 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 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 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 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于把他压死，可是却能 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 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公元前十一 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 股。遇到武林高手，摸得好，摸得妙，能把考虑摸得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 摸错啦，它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专制政体下，用政治的和 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于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尤 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地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 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 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塘先生，名字中有“塘”字，姓唐的朋友就倒 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 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 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 “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是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著名的一次是， 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进士。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 她之所以一直留在中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 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龇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 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于世），构勾同音，勾 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一直到今天都阴魂不散。 这些都是大家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挡。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 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 《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 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 碰。正月十五日上元日，他阁下出布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 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 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名字，进入老虎屁 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 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分子只有此路一条， 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 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警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 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 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 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大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 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 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 军，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 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 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 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 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 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 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 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 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 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 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 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 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 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 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 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 “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 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 正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 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 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 果心急难熬，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