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撞大同盟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地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 “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 一定要再三再四地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地被撞驾崩，仿效外交 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 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 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缭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 车英勇杀人重围，刹科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 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 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 到左边，往往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 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 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分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 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森森先生在 《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森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 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自实线，冒犯不得 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搅 拌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森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汽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地捏一把汗。嗟夫，森 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 缸。森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 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 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 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 “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钦。”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 “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 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 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 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 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 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 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 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 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 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新北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 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 ――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 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 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 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 法国佬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件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 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 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 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 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哪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 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 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 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 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致弄得 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 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 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 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地靠法定的一 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 大人的训海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 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 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 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 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 马线前紧急地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 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 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行人如果在陆桥下 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 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 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从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 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 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 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 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 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得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 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是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 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扯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 是闯斑马线、闯红灯乎？好吧，银子五千两。罚的必须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再大的大 亨，第一次罚他美金十万，第二次罚他美金一百万，第三次罚他美金一千万，依此类推， 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说，只要厉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罚，交通秩序就能正常。这点小事 似乎不必重金礼聘洋大人亲自站岗，如果连这一点能力也没有，而仍有脸皮瞎扯谈，我 们就没啥好说的，只好仿效法兰西那一套，无车的穷朋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誓死反 对被撞大同盟”，自己动手，争取过马路时的生存权利――可不是争取优先权利，小民 可没这个胆，能争取到不被撞死的权利，就心满意足啦。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