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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人类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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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猜忌、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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