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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那个十七岁的暮春是苦涩的。风沙啦啦地走得散乱,日光昏昏沉沉,泥地道路 稀溏,浮面翻着粥状淤泥,冷雪融化搅得人人举步迟疑。林区开始放长长的春假。 冬季压得人成了驼背,乍一休整,反倒少了激荡的支柱,恰如刚从前线转回的 老兵,猛然间产生隔世之感。 在不刮风的凌晨,仍能听清南行列车传来美若萧竹的啸音。初来此地,它曾给 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隐约觉得心系上一个扎实的盼头。然而此刻,它成了支破旧 的曲子,难以震撼人心,由它顾自奔得遥不可及。 男生首先瓦解:穿得衣冠不整、肥大的布裤从来从去――男人灰心无聊,总会 首先体现在服饰上。他们聚在一块喝酒,装被谋杀者的尖叫,还有打架骂娘,像是 满心把自己搞坏。后来居然又连续发生失窃,其中有个小个子男生存款被盗,嚎啕 大哭,说是那是存着探亲用的。 卷毛为他搞募捐活动,跑到女宿舍来,连声说老实人太吃亏。弄得钱小曼惶惶 然,仿佛很快会祸及她。“怎么没人管呢?”她拍拍胯骨。 “已经开始烂了。”吴国斌冷冷一笑,“蹲在这个鬼地方闷得半死,再管也没 用。监狱里也有闹暴动的、” 卷毛埋头整理捐款,好好的吐出一声长吁。“是没盼头,难道一辈子就这样混 吗?” 钱小曼使劲刷鞋帮上的干泥,人小心大,附和道:“出人头地能有几个?” “说这话没出息。做人就要敢做敢为,能屈能伸。把世上各种各样的滋味都统 统尝遍,冒险、吃苦、享乐,什么也不放过,活一世也下叫冤枉。” 我忽然敬仰起吴国斌,她的话符合我,我一向向往大起大落的日子。在两个人 间就此相通起来。她是个毫无诗意的女孩,待人冷漠无情,脸上有块破相的疤。跟 她交往,我总有深入虎穴的戒备,从那天起直到她进入监狱。 春假中我的朋友倪娜,跟随瓦西里去了齐齐哈尔,探望瓦西里的姐姐。她邀我 同去,说话时她高大的丈夫耸耸肩,做出对娇妻的宽容。这很伤我,尽管倪娜一片 好意。 “我有别的安排。”我生硬地说。 “这儿的气氛不怎么好,还是出去轻松一下。小姑娘,别固执。” “我真有安排。” 她没再坚持,只说:“想开点。否则悲伤会没完没了缠住你!” 那个叫郑闯的小恋人才十六岁,暴死于天冻地裂、草木衰黄的冬季。关于他的 遗物我一无所有,他甚至没留一句遗言。假若没那个圆鼓鼓的新坟墓,他简直就恰 似一个先甜后苦的梦魔。好长时间,我被灾难压得愁容满面。我原本偏爱忧伤,母 亲说是无病呻吟的小姐脾气。我既有本性的伤情又添上冬天的打击,益发悲惨起来, 脱发、畏寒,只差口吐鲜血。 一天,我收到美妹的信,她写了一通宽慰我的话后,话锋一转,突然提到小多 已有一个月未给她去信。她在那上头惨兮兮地写道:“请帮我拯救爱情,你是它的 目击者。” 美妹怎会落到焦头烂额的田地!我忽然生出种火气:我们就都那么倒运?非扳 回来不可!那番火气烧得我振奋,浑身血液畅通,大有起死回生之感。以后我又试 过数次,确认愤怒对忧郁有压抑作用,就如深色能涂没淡雅的色彩;然而我却未研 究出何种情绪可压制愤怒,所以我宁可忧郁下去。 小多是我远房表哥,才子模样,曾给美妹寄过情书无数,美妹展示过其中精华 部分。这使我既受害又受益。受害处是从此迷上生活中罕见的燃烧般的炽热恋爱; 受益处恰恰也是这一点,即爱情观的层次高远。小多中学毕业在家里吃了二年多者 米饭,据说是看看风头。他早我一步来了黑龙江,也是林场,可离我们不近,叫什 么大树屯林场。 我开始酝酿一封讨伐信。我口才不怎么好,跟人说话总感觉倒不干净似的,写 信我却能有条不紊,因此也比较看重写信拿手的其他人。 mpanel(1); 我正发挥得酣畅,就听吴国斌把她刚收到的信撕碎,撕信时她脸部怨气冲天, 像在撕裂仇人。我觉得她不可捉摸,不由多看她一眼。后来我发现这正是我对她的 兴趣所在。 “明天就走!”她自言自语道,一面恨恨地在软疲的枕头上猛拍一掌,“你那 个大村屯就去不得吗?” 我吃了一惊:“你去大树屯林场?” “是啦。”她说,“想追根刨底吗?” “不,我亲戚在那儿,有封急信你帮我带去好吗?” 她没开尊口,那就代表答应。她从不肯痛痛快快地帮别人一点小忙,仿佛利人 与损己是同一概念。她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等到我糊封口,她说道: “喂,干脆一起上大村屯去逛逛。” “去那儿?” “反正放假,现在你那个小弟弟又不在了,出去散散心。”她说,“不远,坐 半夭火车就到。” 我对倪娜说过另有安排,对她用了托词我内疚,眼前倘能把这假期安排掉,托 词就变成先见之明。况且远离父母亲人,小多的那点远亲也变得无比珍贵。可惜, 这月的余钱都捐给失窃者了,问人借钱我不愿,那个“欠”字让我觉得下贱。大约 是对舅公遗风的深切厌恶。 “担心盘缠?”她笑起来,尖声尖气,“那趟火车不会收我们的票,免费运送。” “认识列车员?”我想不出别的理由。 “呵,当然。”她肯定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搭车到了贮木场,然后去了车站。吴国斌买了三张站台票, 我们便顺利地在车上占了个长条硬席。我背了个方包,那是上海的时兴货,里面装 着给小多的礼品:两袋豆腐粉。 从上海出发时行李中大半是吃食;玫瑰酱菜、红糖、炒米粉拌芝麻、小黄糕、 按叶糖、盐金枣……像个廉价食品展览会。然而上海货到了这儿就剩不下的,要是 豆腐粉能生吞着吃,小多也得不到礼物了。真的,上海带的精盐蘸馒头都有人上来 抢夺,抢不上就用纱手套什么来交换。 钱小曼穿了双新单鞋靠窗坐着,鞋略小,挤得脚面高高隆起,很畸形,走路总 像跳忠字舞那么善用脚跟踢打地面。我们肯让她跟着跑出来,使她大大地感恩,不 时展露笑意: “旅行开始了!”她用唇部发音,生脆,“怎么没见那个列车员朋友?” 吴国斌瞪瞪她,扭转头去。这个人常常喜怒无常。看得出,钱小曼跟她相处手 心里总捏着把汗;平素吴国斌差她干这干那,她总是任劳任怨。开春时她长高了几 码,超过了一米五五大关,可惜万林强从不注意这点,总管她叫“小不点”。其实 在我们中间,钱小曼最适合当妻子。她劳碌,做起事来手脚快得呼呼生风;她说全 是来这儿练出来的,在家里阿娘置家方寸不乱,她沾不上手。她那份天才,过独身 生活似乎有点大才小用;不过,我总担心她会培养出一个懒汉丈夫。 林区的火车有点像交通车,动不动就停靠一个小站,下去十多人,换上十多人。 停了五六站左右,车门那儿有人喊:“查票了!请把票都准备好。” 吴国斌一跳而起:“快,跟我走!” 钱小曼霍地站起;“快找到你朋友,他得管我们。”她有点绝望,脸涨成赭色, 并且急得指手画脚。 吴国斌搡了她一把,搡得她昂着头向前冲了几步。我忽而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只得掮起方包,逃难一样跟着她们一气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那儿特别空,吴国斌找 了个靠近车门的座位舒舒服服坐下。 我问:“你没朋友在这儿,对吗?” “有我也不靠他。”她傲慢地说,“我只靠自己的本事。” “有还是没有?”我瞪着她。 “没有又怎么样!”她甩甩发,迎上一步。 “你像个骗人的无赖!” “现在你也成了混票的无赖。” 钱小曼急得要作揖:“别吵,别吵,查票的马上会追过来!” “你们有钱罚票就可以在此地候着!”吴国斌直杵杵地盯着我,“我得当无赖, 车一停我就下站台,上前面第一节车厢去。” 钱小曼直眨双眼皮,“那为什么?” “笨蛋,那儿已查过票了!” 车一停靠,我们就下车往前狂奔。此时此刻愤怒已无影无踪,只想着脱险,脑 海一片空白。事后回想那一幕,对那些上了贼船不知回头的人充满同情。置身于非 常环境,人的趋同劣根会动摇辛辛苦苦树了十多年的信念。这也许是人的软弱性。 冷清的站台上,三个人的队伍显得庞大。刚上车不久,乘警就跑来致意: “你们好呵,请出示车票。” 那是个年轻人,理着严肃的分头,眼睛漂亮而又滑稽,相信这种眼睛最擅长追 踪女孩;碰上这个灾星,我们是跑不掉了。不像碰上个老太,只出于职业习惯。他 把我们带到餐车,顾自坐下,眼光逐一掠过我们的脸,最后炯炯有神地落在吴国斌 身上: “坐车不付钱,你们真是啥事都敢干!” 我讨厌他肆无忌惮,他那眼球亮得有点流气,具有穿透力。换了种场合,我可 以鄙视那目光。当俘虏的地位把清高剥得一丝不剩,这让我屈辱,充满敌对情绪。 “我们没带钱。”我说,“想扣押我们吗?” “我们是知青,没钱。”她们两个说。 那人露出白晃晃的牙:“原来都是老手了!” 一股热气烧炙我,周身渗出细小如毛的汗滴。我懂得我只有规规矩矩地做人, 除非自尊心全死了――那样,人也就死了。我素来无限赞佩一头撞死在墙的烈女子, 觉得这种死法迸裂出最高气节。美妹笑我有自杀倾向,我觉得那是个气概问题。 “报你们的姓名!”他摸出个本子,“我要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让那儿出人来 保你们。” “哦,我叫王小妹。”吴国斌说着飞快地朝我做了个眼色,“她们一个叫张玉 英,一个叫徐美!” “徐美!”他猛喝一声。 没人答话。吴国斌推了钱小曼一把,钱小曼竟哭起来,两只手背轮流擦着。 “看样子你是个出头鸟!” 乘警站起来,兴奋地跑到吴国斌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像在斗眼,又像是在 相互欣赏。末了,他转身对我跟钱小曼说:“你们没事了,走吧。胁从不问,首恶 必办。我只惩罚她一个人。” “要放全放,要留全留。”我斩钉截铁。 “那好,你想把事情闹大!”他说,“我奉陪到底。看看吃亏的是你们还是本 人!” 我没料想吴国斌会上来推我们:“你们出去,我能对付。”她嘴边荡漾着一丝 冷笑,“快走呵,笨蛋!” 钱小曼拖着我走,刚出门,吴国斌飞起一脚,门便很响地关上,里面和外面隔 成两个世界。餐车和车厢间有一截走廊,玻璃坏了,风很大,吹得头发支离破碎。 有好几次,我都想敲破那扇门。一会儿,门开了,吴国斌走出来。我们迎亲人般迎 上去,她用胳膊挡住我们:“了结了。回车厢吧。” 关于这件事,我们谁也没再提起。那已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屈辱。那以后,冷笑 就像生长在黑女孩的嘴边。翌年大雪纷飞的阳历年,我作为她唯一的朋友去探望她。 她蹲在看守所一间黑洞洞的拘禁室内,隔着栅栏般的铁窗,她叹息道:“我失算了, 坏女人再毒也拼不过坏男人。”我就在那天被触动了,那是种纯女性化的悲切,对 同性沦落者的巨大怜悯和负疚、伤感。从此她便杳无音讯,我预感,她不会再在我 生活中出场,说不清到底是谁遗弃了谁。 火车驶得慢,鸭步似的晃着。一路上,没人再来找麻烦。车到大村屯站,那个 乘警突然出现在站台,两手插在裤袋内,撑得开开的,远远地朝我们微笑。 “杂种!”吴国斌唾骂一句。 我后怕,怕得不知所措,简直迈步都困难,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冒险 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冒险,对女人来说,付出的代价犹如经受了几场大灾难。 出了站,路边有个亮晶晶的玻璃瓶。我踮起脚,把它双手举过头顶,怒不可遏 地把它摔成碎片,感觉像砸碎那个漂亮的男性头颅。 吴国斌不露声色地瞧着我。 小多用沉默来迎接我们三位不速之客。他大变了,脸从眉目清秀变得五官含混, 老里老气的,而且不停地抽烟。一年前还是个君子模样,现在却破破烂烂,凄凄惨 惨。 “出事了?”我问。 他看看我:“毛主席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目前形势大好,时局严重。中央的 红头文件下来了,林彪事件真相大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浪潮滚滚向前,势 不可挡……” 边上过来个大姑娘,用手推他:“小多,别再说了。你去写,把它们写在纸上。” 他低头猛吸烟,突然挑起右眉斜乜我一眼,是那种躲躲藏藏又鬼鬼祟祟的飞眼。 我魂飞魄散,我家附近有个疯子,他瞧人一律斜视,自下而上的来一下,那副鬼样 子我记忆犹新。 “你怎么了?”我扑上去使劲扳他。 “来不及了。”他手劲出奇地好,像个蛮汉,“场部勒令我写,我得立即办到。” 他旋即扑在那儿挥笔疾书起来。 大姑娘把我们叫到女宿舍,说:“他受了刺激,变得不大正常。” 怎么会呢?他一向是个侃侃而谈,温文尔雅的人,有着小聪明无限!我辛酸起 来。大姑娘拍拍我的后背:“别担心,他病得还不重;就是不能谈政治、开会;平 常脑子还是清楚的,也能劳动。” 她脸型长狭,五官却紧凑地聚在中央,两头像是可以截出许多边角料。她有两 条紧匝匝的鞭子般的小辫,分别紧贴耳朵,像是一心一意当护耳。她不晓得装扮自 己,说话又冷静干脆,城府深厚;我猜想她是老三届的。在我看来,那几届人几乎 人人具备政治家素质,另外也免不了会耍耍阴谋;他们几乎不懂得享受青春,天生 的老头老太坯子。我对他们半是敬慕半是同情:他们活得太枯燥。 “你们还没入社会的大门。”她说,“人是一点一点长大的。” 她像个阿妈妮,慢吞吞地开始给我们烧面条。她说,年前小多的两个朋友回浙 江探亲,想省下盘缠,钻进了装货的棚车。车到锦州,卸货人发觉两具紧抱的尸体, 验下来是冻死的。小多受了刺激,说了许多激烈的话,其中有些措词不妥当。不久 就有人检举到场部,上纲上线;场部立了案,刚开了个头,现在只好草草收场。 她用筷子搅着面条,说:“他也太软弱了。” “那些检举的人也太卑鄙了!”我说,“两大打击合并在一起,他怎么受得了。” “他也有错误!”她看看四周,“是世界观没改造好。再说,怎么连这点风浪 都经受不得!” 宿舍内还有几个老三届模样的女生,个个捧着厚书,而且全部都戴白边眼镜, 锁着忧国忧民的眉头;偶然翻书时,她们中的一个会推推眼镜,投来严肃的一瞥。 长得像阿妈妮的大姑娘下了一锅淡而无味的烂面条,我们三个分着吃了,那是 我生平吃到的最糟糕的面条。因为谈到“最”字,所以只好终生不忘。 饭后,我们又去看小多。他抽着烟,手指像刀义那么翘得尖尖的,报告纸上密 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他写满一张,就亢奋地把它揉成个小球塞进衣袋。 我问他是否认识我。他又一次斜视我,跳起来用衣角擦擦手,说:“表妹!” “小多阿哥!”我摇撼他,“还记得美妹吗?她让我来看你!” “美妹?知道,知道。”他不仅斜视,而且肩也端得一高一低,“告诉她,上 山下乡是个大方向,中央有红头文件,谁反对谁是现行反革命;送到中南海去铐起 来……” 大姑娘把我们拉到门口。天已近黄昏,落暮苍凉,她问我们有何打算。吴国斌 说去投奔她姐姐吴国平。大姑娘说,吴国平在一连,离此地三十里;她又为难地表 示她很不忍心让我们去赶夜路,只是我们没带介绍信,她不便留宿。 她在一张纸上画去一连的草图,笔迹纤软细致,仿佛溢出女儿本色。正在此时, 边上冒出个粗犷的男人声音: “呵哈,哪里冒出三个红小兵!” 那是个阳气十足的男人,身材魁伟,脸孔很粗砺,嘴唇和牙齿都发暗,像是喝 惯了陈年老茶叶。大姑娘叫他“老枪”。 老枪听了来龙去脉,说道:“那段山路岔道很多,你们能摸得到吗?” 大姑娘说:“要不,就回呼河林场,晚上有一班车进去的。” “什么?”老枪大叫起来,“你们是呼河林场的,我的同学万林强也在那儿!” “他是我们的头儿!” “还有个同学叫朱……什么?矮个子,黄胡子,戴着近视镜,很左派的。” “我们叫他知青头!” “对极了,叫朱庆涛!”他手舞足蹈,鲁莽地夺过我的方包,“你们路遇拔刀 相助的好人了。走,我给你们当保镖!” 老枪外向,没半点架子,熟人满天下。一路过去,不停地见他站下问候别人, 只是话不够节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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