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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6 浦东的“平原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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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浦东的“平原游击队”

薄 小 波

冒着大雨,我赶到苏州,在带城桥弄内,找到了那幢安静的两层小楼。小楼的门铃很特别,是一根拉线开关,一拉,整幢楼里就响起刺耳的铃声。先声夺人,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一种军人的粗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把我引进客厅,沙发上,端坐着一位留着一把白胡子的老汉,老汉天真地告诉我:“我这只门铃是一只警铃。”

这位81岁的白胡子老汉,就是当年威震日军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不少都已为大家熟悉,可是当年就在大上海敌军眼皮底下活跃的一支抗战队伍——新四军淞沪支队的事,却一直鲜为人知。《大江南北》杂志的周苏烽告诉我,新四军浦东淞沪支队,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主要的一支在上海地区坚持活动并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由于是在日军的心脏边缘活动,淞沪支队的抗战故事,实际上要比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描写的更为精彩。至今,在浦东南汇、奉贤等地,淞沪支队支队长诸亚民(朱亚民当时的名字)的名气,绝不亚于“李向阳”。1981年,朱亚民回浦东重游故地时,还有数千名群众冒雨自发赶来,一睹这位当年日军悬赏十万军票通缉的抗日英雄的真面目。

就在这位威名赫赫的浦东“李向阳”家里,这位老军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的“平原游击队”当年抗战的一件件往事。

1.十二条好汉下浦东

朱亚民原是香港的印刷工人,1938年入党。1940年初,中共南方局书记廖承志在香港一个酒家找他谈话,让他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回国服务团,准备到新四军军部,参加抗日。到上海后,回国服务团大部分人参加了谭震林的新四军东路军,朱亚民则被上海地下党留下,在外滩领导法租界的一些地下党员和一个国际电台的工作。一天,有个开小差的回国服务团的人正巧在马路上碰见他,上海党立刻将他转移,朱亚民就这样被派到了浦东。

抗战初期的浦东,“列国纷争”,局面复杂,国民党散兵游勇组成的好几支“忠义救国军”、杜月笙的徒弟陆瑾士的“别动队”,还有当地的封建把头、地痞流氓组成的武装,都在这一带活动。日军占据着大集镇,伪军则有和平军、税警队、警察大队和当地的保安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挂国民党番号的南汇县抗卫二大队。朱亚民的公开职务是抗卫二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在地下党内,他则担任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的军委书记。当时,他也从来没有搞过军事,带兵打仗只能靠现打现学。一本还是日本人注释的商务印书馆版《孙子兵法》,还有一本德国人克拉塞维茨著的《战争论》,成了他手中的法宝。

1941年春,在黄桥决战、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新军部转移盐城。4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给刘少奇、陈毅等发来电报,指示新四军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不久,新四军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由于日军对浦东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浦东的共产党武装也撤到了浙东。当时,浙东区党书记谭启龙把朱亚民找去,要他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坚持斗争,高举我党的抗日旗帜。

当时,鬼子已经封锁了杭州湾,敌人正在浦东大量增兵,要是等“清乡”封锁圈完全合拢后,再进去就困难了。朱亚民立刻从原浦东部队内挑选了11个人,换了11支短枪,在9月的一个晚上,从浙东的古窑浦登上一艘小船,顺潮漂回了浦东。

后来,人们称,抗日战争,毛主席是在延安下棋,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个战略支点,淞沪支队则是这盘棋中一只至关重要的“眼”,事实证明,这只眼果然做“活”了,到抗战结束,12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成了1500余人的部队,成为威慑上海的一支强大的新四军武装。

2.镇压汉奸站稳脚跟

朱亚民等12个人在奉贤柘林登陆后,便派人找到盐行乡过去曾有过关系的伪乡长乔阿五。那伪乡长大为惊讶,连说现在风声很紧,鬼子正到处砍竹子,在海边打篱笆墙,他劝朱亚民他们快走:“这时不走,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朱亚民瞧他那副紧张的神色,索性告诉他:“正因为鬼子要‘清乡’,我们才回来的。”

“清乡”期间,日军在浦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余,什么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宪兵队,还有临时凑起来的讨伐队等,名堂真不少,加上伪军,六七千兵力对浦东实行了全面封锁,大小城镇甚至较大的村庄都设上了据点。“清乡”区四周团团围起了篱笆墙,进出都要检查“良民证”。刚开始,游击队的处境十分险恶,连房子都住不上,晚上只好睡在捕蟹渔民临时搭的“蟹棚”和坟堆边看坟人的小棚里。

当时,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的一个大据点,镇上有个恶霸地主叫韩鸿生,是大团镇第一个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当上了维持会长和商会会长,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一天,“短枪队”的8名队员穿长衫戴礼帽,打扮成了“清乡”工作人员,混进大团镇,径直走进韩家,把韩骗出家当场枪决。不久,乔阿五送来情报,说是海边苏家码头日军建立了一个“检问所”,住着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乔阿五按照游击队交待,已同一个伪军拉上关系。于是,“短枪队”来了一次夜间长途奔袭,里应外合,只花了几发子弹就消灭了那三个鬼子,一个班的伪军也全部缴了械。这一仗虽小,却把敌人的“清乡”部署打乱了。接着,游击队跳跃作战,又连续打了几仗,干掉了不少鬼子和伪军。这样一闹,敌人手忙脚乱,慌忙收缩,不多时间,那些三五鬼子带个把班伪军在乡下设立的小据点,几乎一个不见了。从此,游击队的活动天地宽阔多了,部队也一天天地扩大,“短枪队”变成了“长枪队”,当地群众也开始知道了这支“诸亚民部队”。

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游击队的联络站被他们搞垮了好几处,朱亚民不得不把打击的主要目标暂时转移到镇压汉奸上来。开始,他们没有动那些本地的汉奸,没想到那些伪乡、保长以为游击队不敢动他们,更神气了起来。朱亚民一怒之下,率领一支小部队来到南汇的下沙镇,前后不到三十分钟,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13个,全部给收拾了。第二天消息一传开,震动了全浦东。从此,那些伪乡、镇长十分害怕,纷纷来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表示愿意给游击队送情报、搞子弹,替游击队向镇上的商界征收抗日捐税。

不久,游击队员又在新场镇对伪保四团的一个中队开了刀。朱亚民带领20多名艺高胆大的队员,趁夜突袭,以少胜多,正在睡梦中的100多个伪军全部被缴了枪。当时,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就在街对面,但日军探不清游击队的虚实,吓得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这一仗,同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伪军中队长纷纷托人前来表态,说决不当真汉奸。

由于“两面派”的乡、镇、保长和伪军不断增多,真汉奸也相应减少了。浦东游击队的基地大大得到了巩固。后来,连日军也知道了,在一次伪行政会议上,鬼子无可奈何地说:“东洋先生的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两分相信游击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的靠不住!”日军精心组织的“清乡”宣告了彻底破产,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在敌军眼皮底下扎了根。

3.“第一战例”朱家店战斗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朱亚民的淞沪支队在新四军浙东纵队领导下,不断与日、伪军展开战斗,队伍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当初12个人还分成三个小组隐蔽活动,后来发展成了三个中队,号称“英雄”、“顽强”、“紧张”,最后变成了三个主力大队:“泰山”、“华山”、“衡山”。侵华日军也是运输大队长。支队的武器,从最初的12支短枪,到后来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不少于2500支。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灭了200多个鬼子和1500多个伪军、顽军,此外还策反了数百伪军起义。在艰苦的抗战中,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些年月中,一共打了多少仗,连朱亚民自己也数不清了。但是1944年8月16日的朱家店战斗,老军人却依然记忆犹新,因为这著名的一仗,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老军人和我喝着啤酒,谈起了那次难忘的战斗。那天,一个中队的鬼子从周浦出动进行巡防,到达六灶乡后,在伪乡公所吃中饭,支队部得到情报,分析鬼子有向我们驻地过来的可能,于是就在朱家店以南一个叫张家袜厂的地方设下了埋伏。当时,我们学习了八路军大摆地雷阵的经验,没有地雷,就将四个手榴弹一束,埋在路边的毛豆丛中,拧开弹盖,用一根麻线把拉火绳连接起来,通到100米外埋伏的战士手中。一会儿,鬼子果然不出所料,酒足饭饱后大摇大摆朝朱家店走来。当他们闯进我们的伏击圈,战士倪奎炳立即拉动了麻绳,一阵巨响,鬼子的队伍被炸得七零八落。这时,张家袜厂屋顶上的机枪也打响了,埋伏的战士如利箭离弦,一个冲锋就抢占了两个土坟墩,向混乱的鬼子群猛烈地射击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47个鬼子被打歼34个,佩着指挥刀的鬼子中队长也被当场击毙。

这一仗,把日本鬼子给打怕了,第二天,新场敌驻地王家花园里散发出阵阵浓烈的臭味,敌人用了五六十担树柴来烧掉尸体。日军指挥部要南汇鬼子出来“扫荡”报复,但鬼子吓怕了,对战斗毫无信心,当晚就有5名厌战的日军在“警备队”上吊自杀,南汇、大团据点的伪翻译,也因不愿出来送死,逃走了两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来找当时转业任苏州市长的朱亚民麻烦,诬称他是“特务支队长”。后来被部队知道了,部队便派人来保护这位当年的“抗日英雄”。解放军拿出了总参和军事科学院编印的《步兵连战例选编》,翻开第一页,就是《淞沪支队第一中队朱家店伏击战斗》,这才把那些造反派给震住了。

4.营救美国飞行员

出于当时的形势,一开始,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当时,挂的番号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与浙东解放区的联系都是通过秘密交通。1944年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正式成立。同年9月,在慈溪召开了浙东区第一届军政大会,党中央正式宣布在敌后还有两支武装,一支是浙东纵队,另一支是广东的东江纵队。11月,长期“灰色隐蔽”的浦东支队被命名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正式亮出了红旗。

1945年初,美国驻华空军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的日军军工部门,进行了多次战略轰炸。1月21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后,那个美国飞行员托勒特就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当地农民把他掩护了起来。待搜索的敌人一离去,地下党的同志立即报告了淞沪支队。朱亚民马上派出了短枪队把那个美国飞行员接了来。这个美国飞行员随游击队流动了几天,当时地下党的浦委书记金子明用英语向他讲了共产党抗日的许多事实。游击队还天天派人到市区给这位美国人买白脱油和面包,后来,用船把他护送到了浙东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救了美国飞行员,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吹什么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结果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一救,就拆穿了国民党的牛皮,在政治上打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所见所闻再一宣传,对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小,使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也是有力量抗日的,不仅在中国的广大敌后战场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海这样日军的战略要地,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5.胜利北撤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同志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前一天晚上法租界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整整一夜在马路上狂欢歌舞。当天下午,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关东军全部缴了械。

就在这时,蒋介石却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一方面,在美国军队支持下,用飞机、兵舰将国民党军队运到杭州、嘉兴一线;另一方面,8月20日,迫不及待地委任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些大汉奸就这样摇身一变竟又成了堂堂的“国军”。

朱亚民告诉我,当时,新四军军部已经做好了进攻上海的准备,除浙东的部队和已经挺进到浦西青东一带的淞沪支队外,还打算调苏北和浙西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再加上上海的地下军,联合进驻上海市。同时,中央还任命了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同志为上海市副市长。张副市长曾赶到支队部,向我们传达中央精神,他已准备进上海就职。那时,部队也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上上下下都已摆出了一副进攻上海的架势。

周佛海贼心不死,他以“国军”名义,派了一个营和一个总队占据了北新泾和七宝镇,还打死了我们一名中队长。我们立即下决心拔掉那两个据点,那样,离上海市区就更近了,进可以攻取上海,守可以原地坚持。在攻打七宝时,由于准备不足,战斗打响后,那个大碉堡一直打到天亮还未攻下。当时朱亚民火了,不顾战士劝阻,自己就冲了上去,被敌人射来的子弹料穿过小腿,两根骨头粉碎性骨折。这一仗,击毙敌人三四十,还抓到了敌总队长。另外一支攻打北新泾的队伍也取得了胜利。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上级决定不攻打上海了。毛主席亲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求得全国人民的休养生息,我党我军同意撤出广东、浙江、江苏南部等八个解放区。在此情况下,淞沪支队才随同浙东纵队一起奉命北撤。

朱亚民负伤后,先是在上海养伤,后被送到苏北的解放区,接着又去了东北。解放后他曾任松江军分区的副司令,后转业到地方工作。70年代后期离开领导岗位赋闲在家。青梅竹马的老伴潘兰珍与他同岁,当年从香港回上海后,兰珍就怀着尚未出世的儿子回老家常州种地。朱亚民在浦东叱咤风云时,这位贤妻根本不知道丈夫在何处。直到1945年,朱亚民才把她接回部队。朱亚民负伤后,兰珍随军北撤,参加了解放战争。作为卫生员,她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在闲谈中我才知道,这位为我开门、倒茶的朴素的老太太,还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英模呢。

(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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