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敌、友、我三角斗争 1．广交朋友，共同抗日 浦东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不是单纯地依赖于军事战术的正确运用。因为要达到 机动灵活地伏击、袭击敌人，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配合。我们除依靠基本群 众以外，还要团结中间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浦东地理位置独特，政治环境也独特。由于它紧靠素称“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 国民党旧统治基础较强，帮会势力遍布各地，各种政治背景的团伙和人物应有尽有。那 些地方实力派、流氓、地头蛇，对江湖上“三教九流”耍弄的两面三刀、欺诈手段无不 精通，有的不是什么脚踏两只船，而是三四只船。尤其是在反“清乡”最艰苦的时期， 有些中间势力，像变色龙那样，原来与我们有些来往的，这时翻了脸，有意疏远我们。 我们一方面要与正面的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一 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有时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有时要打击孤立个别反动的。今天你 拥护支持抗日，今天我就团结你；明天你反共投敌了，我就反对打击你。以抗日为原则， 广交朋友，争取团结大多数。 另一个情况是，我们浦东抗日队伍中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有的在群众 中有不少亲朋故旧，与中间力量甚至顽固派关系密切。另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又 是“灰色隐蔽”，有的士兵和干部还是通过我们教育，反正过来参加抗日的。他们绝大 多数是好的，有的成为优秀指战员和共产党员。其中也有个别的，虽然加入了我们的队 伍，但恶习难改。但只要他抗日，我们还是要欢迎，要用他们。所以，在抗日队伍里， 就存在着统战工作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能为我所用，做得不好，有可能带 来严重损失。这种情况，斗争越艰苦，环境变化越大，矛盾也越尖锐。这也是我们在浦 东反“清乡”斗争中面临的复杂情况。 再有，我们这支部队在成长发展中，与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上层、地方实力派、士绅、 帮会头子、工商界、各行各业人士、基层的伪乡保长等都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 中，有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曾支持帮助过我们。有的甚至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和 对立面，经教育争取成了朋友。因此，执行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有利于 我军的发展，还关系到我们部队在这些中间势力中的形象，关系到我们党与这些中间势 力今后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浦东抗日游击区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浦东开展统战工作，一些政策运用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与其他地区比较，可能有一些区别，这完全是从浦东实际情况出发的。经验也有，教训 也有。但总的来说，我们确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团结了中间力 量，打击孤立了顽固势力，使浦东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2．“六中”的由来 在南汇有个吴桂全，论出身原来是赶鸭子的，穷得很。他在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 地方武装，投靠国民党政府的奚庚辛门下。他们维持治安是假，发国难财是真。奚是大 队长，吴是中队长。后来奚这支队伍被伪军丁锡山收编了。吴桂全的中队长不当了，但 他手里掌握了一批枪，靠日伪的势力和这些武器，在地方上敲诈勒索，吃吃喝喝，开香 堂收徒弟，成了“白相人”头子，在三区可称得上一霸。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对付韩鸿生、刘铁城这些汉奸顽固派那样，坚决打击镇压。 他们是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势力，不能太过份了，总要给他们留条出路，这就要做争取、 分化、瓦解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四团仓附近的叶家宅，有个叫叶裕根的，与吴桂全比较熟悉。本来他是个普通老 百姓，由于同奚庚辛是妻舅关系，在地方上就有了些威望。由于叶裕根住的独立宅基， 周围竹园树木茂密，很隐蔽，我部有时在这一带活动，就住在他家。这个人也很好客， 思想比较开明，我经常与他讲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对我们部队和我十 分敬重，希望能为抗日做些事。 mpanel(1); 有一次，我们到王家白墙一带活动。叶裕根来见我，他称赞我们部队打了胜仗，表 示“慰劳”。我按照“开明士绅”的待遇来热情接待他，请他吃便饭。他表示不仅自己 愿意抗日，还说要动员别人抗日。他私下轻轻地对我说：“吴桂全藏有一批枪支，有点 油水。”我说：“那么你去给吴桂全送个信，叫他拿点枪出来抗日。” 叶裕根果然找到了吴桂全，对他说：“诸亚民说‘老百姓讲你是真汉奸’。”吴连 忙表白：“我不是真汉奸。”叶裕根立即把话接过来，认真地对吴桂全说：“诸亚民知 道有一批枪在你手里。你不是真汉奸，就应该拿出枪来，给诸亚民抗日去。”一提到枪， 吴桂全愣了，诡秘地说：“你听谁说的？”叶说： “诸亚民说的啊？”吴沉默不语，枪是他的命根子啊。 叶裕根回来给我说后，我感到要给吴桂全一点压力。我就派部队到三区那个地方兜 一兜。还把他的徒子徒孙中几个坏的抓了起来，教训一顿后再放回去。 这下，吴桂全害怕了。他就通过叶裕根传话来，说：“约时间与诸队长谈谈。”还 说要与我交个朋友。 过了几天，我们部队又到三区一带活动，吴桂全在叶裕根的带领下，来我们驻地。 我第一次同吴桂全接触，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一下，向他宣传了抗日道理，指出了抗日必 胜的前景，也适当地肯定了他的一些行为。我说：“我们部队在你那个地方活动，没有 发生意外，看来你还不错。”我还招待他吃了一顿饭。 他回去后就乱吹一通。说：“诸亚民那里我去过了，我们都是抗日的！”这些话他 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听了就疑惑了，因为吴桂全与日伪有联系，经常欺压老百姓， 这也算抗日吗？我们立即派黄川农去做这个地方群众的工作，讲明吴桂全还算地方实力 派，能拉的要拉，争取他抗日。 与吴桂全谈抗日有好多次，吴到我们部队也有三四次。通过商谈，我们达成了一些 “君子协议”。 吴桂全在“三区”一带活动，只要不为虎作伥反对我们抗日，我们不过多干预他， 我们派人去那里宣传抗日，吴也不能干涉。关于吴桂全拿出枪来抗日的问题，我向吴提 议：“你可以成立一个中队。你吴某人为身价方便起见，不出面也可以。我给你一个部 队番号，经费我来出，人和枪你负责，部队在你那里活动。你可以叫你的徒弟来带部队。” 讲到中队长人选，我要他自己定。吴桂全听了，枪是他的，人是他的，部队由他控制， 不仅不吃亏，还扩充了力量，就满口答应，说：“那好，叫我徒弟倪德庚干！他是三灶 人，有点勇气，最好你们也派几个人来。”我说：“你要我派人，恐怕派不出来。我相 信你，至于上政治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就这样与吴桂全谈妥了。 1944年夏初，吴桂全就派他徒弟倪德庚，成立了“六中队”，倪任中队长，作为我 们浦东支队的一支地方武装，所以叫“六中”，因为那个中队决定在六灶一带活动。 根据我与吴桂全商定的条件，我给这支部队约法三章：第一，一切经费到支队部领 取，除了固定开支外，如果不够用，可以报告，但不准以中队名义去敲诈老百姓。我订 这条规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部队在地方上收缴税费，权力都在支队部，中队无权； 另一方面，如果由他自己收税自己开销，就不会听从我们指挥，这些家伙是只认钱不认 人的。第二，为照顾倪德庚家眷生活，由我支队部按月供给大米2石，这比他在吴桂全手 下当徒弟要多得多。第三，不准抽头聚赌、敲诈勒索、贪污腐化。如果发现，查到了不 要说我们不客气。但这些人嘴上讲不赌，暗地里仍偷偷在赌，我们装糊涂。倪德庚为了 表示对我们的“诚意”，提出要我们派人去，给部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课。我就 派部队工作经验丰富的徐黎同志，去当“六中”的政治指导员。徐黎，原名申其琛，南 汇县六灶镇西申家石桥人。他去过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抗大”分 校任教员，是一个军政俱优、勤奋好学的青年干部。他因回浦东养病，与党组织重新接 上关系后决定留在我部的。该同志于1945年8月在浦东李家桥战斗中英勇牺牲，时任“新 六中”教导员。 这支部队，在徐黎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几个月下来，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些原 来比较好的农村青年，经教育，觉悟提高了，我们就把他们作为骨干使用；那些坏的吃 不了苦，又偷偷干了些坏事的，怕我们处理就丢下枪，开小差溜掉了。我把这个中队拉 到我们支队部，与其他中队一起流动了一个时间，又陆陆续续补充些新队员，充实了骨 干。通过淘汰差的，补充新的，就这样这支队伍被彻底改造过来了，吴桂全无法控制。 我碰到吴桂全的时候，总是表扬他，说：“你这支队伍大有进步，你那些徒弟还可以， 你也出了很多力。”实际上他心里明白，不少徒弟都纷纷向他告了“状”，有的已经开 小差，只好怪他徒弟不“争气”，但又说不出口。 后来，倪德庚也感到在部队太受约束，就带了几个亲信单独在外“游击”，不经常 随中队活动了。1944年11月，敌人在三灶“扫荡”中，倪德庚被鬼子发现打死牺牲了。 我们承认他是烈士。这支部队，挺进浦西后，一个排随支队部，改称警卫排，以后又合 并到赵熊的华山部队中去了，留下的部分在浦东又扩建为“新六中”。 1944年夏以后，吴桂全活动的“三区”，我们派了黄川农去当区长。黄是当地人， 他带了个短枪队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处罚惩办了吴的一些徒子徒孙，挖了吴桂全的 墙脚。吴桂全大为不满，对我说：“黄川农太过分了！”我说：“这是为了抗日嘛！” 同时，我也要求黄川农应该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吴桂全手下的人干了坏事，可以点 名也可以处罚，但要网开一面，给吴桂全留点面子，还要给他留点财路，使他感到有利 可图，这样我们可以稳住他，对抗日有利。后来，地方党派了朱新泉去加强领导，并成 立区委，进一步开展那里的工作。 1945年初，主力挺进浦西后，吴桂全翻脸了。他先把我们香店桥瞿家宅的一个侦察 员瞿银祥拉了过去，拖枪叛变了我们。还指使人去敲诈支持我们的抗日群众。陈木英是 富农，靠拢抗日部队，但不参加部队。吴桂全派两个徒弟去绑架他作肉票，结果反被陈 木英只身缴了枪，枪送给了我们。我们主力西进，吴就向陈报复，杀害了陈木英。解放 战争时期，吴桂全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解放前夕，吴随残匪逃到嵊泗列岛， 妄图苟延残喘。我在嵊泗剿匪时，吴仍被我部活捉。他求我“开开恩”饶恕他。我只能 对他说：“为时晚矣！” 把他押回南汇由政府公审予以镇压了。 3．与“老狐狸”的较量 江锦松是黄家路的一条地头蛇，人称“老狐狸”，也是枪贩子。国民党军队在上海 撤退逃跑时，不少枪支弹药散失民间，江锦松廉价收购贩卖，赚了不少钱。日军到浦东 后，他又投降日军当汉奸，被委任为皇协保卫团团长。不久，他儿子江亚男接替了他的 职务，并当上了伪军区队长，江锦松就退居幕后。 像江锦松这样的人，我们也把他与那些台上的死硬汉奸区别对待，没有放过一切可 以为我们利用的地方，但江锦松比吴桂全还要狡猾。与他斗，不仅要勇，更要有智有谋。 在黄家路镇上，我们有两个关系，他们都是医生。一个叫陈山，又名陈明初。一个 叫沈三。这两个人，群众都称“三先生”，属地方爱国绅士。由于他们有时给穷苦老百 姓看病不收钱，在群众中有些威望。陈山有个徒弟叫王正国，曾经是我们的常备中队长。 我们部队的李阿全同志原是王正国中队的，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同陈山取得了联系。陈 山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同江锦松很熟，江也对他买点帐，陈山对江也不得罪。沈三没有 什么势力，但能洁身自爱，为人正派，有较高的民族意识。我们部队活动到那个地方时， 这两个人经常一起来部队，与我交谈交谈。我就通过他俩去做江锦松工作。我的意图是 争取不了，至少让他中立。 那时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军在黄家路的据点也不得不撤走了。黄家路离县城 比较近，江锦松进退两难，非常恐慌。 陈山和沈三抓住这个机会，对江直言相劝：“眼下在浦东，我看只有诸亚民部队最 得人心，老百姓都拥护，你得留点后路。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俩动之于情， 晓之于理，连劝带吓，江终于表示愿意与我拉拉关系。 陈山把信息传过来后，我态度非常硬朗。我对陈说：“江要与我拉关系，可以，但 江锦松要有实际行动，拿枪出来！”我要陈山把这个话明白告诉江锦松。但江这家伙不 像吴桂全，老奸巨猾，也很小气，不给他钱，他就不提这个枪。他是嘴上讲拉关系，实 际是敷衍陈山。我要陈山给江锦松严肃指出，江与他儿子都是欠人民债的。陈山就对江 说：“诸亚民光火了，讲你目中无人，不‘烧香’，还说你儿子的行为不好，是真汉奸！” 这句话触动了江锦松，他想还是“钩挂三方”来得稳当，于是就表示：“枪的问题可以 商量。” 这样，我考虑到当时浦东复杂的敌我友关系，照顾到地方实力派的面子和利益，还 是采取利用吴桂全扩大队伍这个办法比较策略。因此我们商量叫陈山去给江锦松“出主 意”，由陈山去给江“进言”说：“你要诸亚民出钱，他是不会肯的；你真的把枪给他， 岂不白白泡汤？我看倒不如你弄几个人弄些枪，到他那里成立个队伍，这样名义上献了 枪，实际上枪仍掌握在你手里。”这一番为江“着想”的“知己”话，江听了感激不尽。 说：“这办法好，烦你老兄与诸亚民谈谈看。”于是江约我碰头。 江与吴桂全不一样，为了照顾江的身份，我把部队开到黄家路附近后，请陈山秘密 把江领到部队。大家见面后先寒暄一番。我就给江分析形势，讲明日军必败，人民必胜。 而他呢，却一个劲地叹苦经，尽讲那些“敝人难处”“请诸队长体谅”的话。经过一番 讨价还价，江先拿出了派不上大用场的两门八二迫击炮。这对我们不适用，后来送到浙 东去了。1943年秋天，经过反复斗争，像挤牙膏一样，江终于又拿出了7支短枪、3支长 枪和一些弹药，才派了几个人来，在我们部队成立了一个小队，后隶属于一中队。这次 斗争的成功，两位“三先生”是有很大贡献的。陈山同志后来参加了我们队伍，任一个 地方中队的中队长。 江锦松这老狐狸在出了这点“血”后，也想捞回本。他在那个小队里安插了两个亲 信。江给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找机会把我干掉，第二，设法把队伍拉出去。这个阴谋 怎么败露的呢？原来，江派来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张云飞，任班长。他到我们部队后， 接连生了几场病。第一次生病，我们尽力照顾他，所有费用由我们开支。第二次生病， 我又把他安排在由我一个地方中队控制的五区水月庵一带养病，照顾得很周到，病愈后 安全归队。这两次对张云飞触动很大，再加上他看到我们官兵平等，吃饭、穿衣、津贴 都一模一样，于是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张云飞主动跑到我跟前，揭示了江锦松的 阴谋，并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缺德的事情。”我说：“你这样很好，还可以 留在部队为人民立功。”而另一个家伙，不但不肯坦白，还不时催促张云飞抓紧完成 “特殊使命”。我们就把这个家伙抓起来审问，搞清后予以处决了。 这一下江锦松的如意算盘全落空。 这一消息传到江锦松的耳朵里后，他拼命抵赖，惊恐万状。我又给他施加压力，请 人把话传过去：“江锦松太不像话！”江迫于无奈，又拿出一挺重机枪来表明“心节”。 后来，我把重机枪送到浙东司令部去了。 三灶地区有个伪镇长，叫金镜明，绰号“老黑鱼”，也是“三灶”一霸，狡猾得很。 他先投降日本鬼子，在伪军里当小队长，不久不干了，但偷偷藏了一部分好枪。有了这 些枪，他可以随时拉队伍欺压老百姓。我们知道后，叫一个伪保长去做工作，要他把枪 交出来支持抗日，金不理睬我们。后来，我们又叫一个保长再去告诉他：“你既然不干 坏事，枪就拿出来，否则不要说我们不客气。”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交出了3支崭 新的驳壳枪。 当时，在我部强大军威震慑下，有些伪军考虑到利害关系，对我部不敢为难。如外 三灶港口，由伪军王阿弟部队把守，但我们的船只，包括浙东纵队海防大队的船只，都 可随便进出，不找麻烦。“海大”的船，在浦东的薛家泓、潘家河、老港、小洼港等地 都可停泊。很清楚，谁敢动共产党游击队，决没有好下场。 我们对这些狡猾的地方实力派做工作，所以能取得成效，主要是：第一，我们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实力，是真抗日的；第二，我们纪律严，军威高，说话算数；第三， 老百姓拥护我们。 4．“五区”的抗日工作 南汇县的五区和六区，东起奉川公路两侧，西至黄浦江，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原 来是“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的活动范围。这支队伍，在“清乡”期间撤到了浙 东，在那里与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搞“摩擦”。在一次反顽斗争中，我们把该部齐元省、 郭文英两名中队长抓住了。 齐是中队正职，特务出身。郭是中队副，工人出身。经过教育，他俩认识走错了路， 表示要参加我们的抗日工作，将功补过。浙东部队要他们留下，他们要求回浦东。部队 有关领导说：“那么也好，你们要去浦东抗日，就去找诸亚民。”他们两个拿了浙东部 队介绍信到浦东，找到了我。 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先把他们留在支队部与我们一起活动。为了考察和教育 他们，我一有空，就找他们谈心。郭文英比较单纯，我不断地对他进行民族教育和阶级 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对齐元省主要是民族教育，给他讲，如果我们部队纪律差， 赌博、吸毒、欺压百姓，这都是在给民族丢脸，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讲这些，是 有针对性的，就是要他改掉国民党军队的恶习，使他对我们部队有较深刻的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我决定任命齐、郭两人为正、副中队长，拨给经费和 枪支弹药，到他们熟悉的南汇县五区，开展抗日活动。 我派他们去五区是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的。“清乡”期间，王伯祥部在“五区”撤 走后，那里敌人势力比较强大，“忠救军”也有一定的基础，它离我们中心活动区又较 远，我们没有一支部队能在这里经常活动。齐元省和郭文英原来就在这一带活动，现在 派他们去开辟，工作容易开展，也好隐蔽，是很合适的。我要求他们抓好部队组织纪律。 我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带的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不是欺压老百姓的“忠救军”。我说： “你们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对我说，钱不够用到支队部来拿，家眷的生活我们包下来。千 万不能用枪杆子去敲诈老百姓。”齐、郭两人感到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共产党既往不咎， 还得到信任，很受感动。他们很愉快地带了部队到了五区，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又通 过地方党，派孙平心同志去做地方工作，开辟和发展这一地区的群众工作。 他们去后不久，有个过去与齐元省一起的朱三官，家庭出身大地主，也拉了一支部 队，在这个地区活动，隶属于马伯生“忠救军”。朱三官人多枪多，力量比齐大，提出 要齐的队伍与他一起活动，想把齐搞掉或者把他的部队拉过去。 齐来找我，问怎么办？开始我定不下来，我又找郭文英进一步了解，获知朱三官确 实图谋不良。于是，我就同齐、郭一起来研究对策。齐只要求我把部队拉过去显示显示 力量，吓吓朱三官就行了。但我想：齐力量小，我吓跑朱三官，他会再来找齐的麻烦， 只有把朱三官搞掉，齐元省才能站住。我说：“这样吧！你把部队带到邵家楼以南一带 活动，当朱三官部队向你靠拢时，我们再设法解决他。”齐元省同意这个做法。 过了几天，齐元省带部队到邵家楼以南一带流动，朱三官跟了过来。齐立即派人把 朱三官的宿营地址告诉了我。我就把部队秘密拉过去，顺利地进入了朱三官的驻地，把 朱三官抓起来枪毙了。缴获的人和枪，我全部给了齐元省。我说，你去好好发展队伍， 把这个地区的抗日活动开展起来。 从此，齐对我们更加赤诚相见，抗日意志更坚定。他积极主动向敌人出击，有一次 把一小队伪军打垮了。1943年5月，在陈行附近鬼子抓住齐求战心切的心理，故意弄几个 伪军作诱饵，齐元省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急于出击。他一打，伪军就逃，他不知是计， 就跟踪追击，结果追到鬼子的伏击圈里。他和郭文英当场壮烈牺牲，部队也打散了，一 部分枪落到川沙“忠救军”张阿六手里，逃出来的只有通讯员小朱。 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环境非常险恶，我们如何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团结愿意抗日的原国民党军队基层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对这样的 人，只要经我们考察认为是可以用的，就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我 们之所以要起用齐、郭两位，并派他们去“五区”开辟工作，决不是想当然的乱用，而 是用之所长。事实证明，由于我们正确使用了齐、郭两位，过去一直没有真正能打开局 面的南汇五区、六区的工作，终于开展起来了。虽然这支部队跨了，但从周浦到黄浦江 这一地区的党的工作发展了，为以后我部西渡黄浦江，实现浦东、浦西联成一片开辟了 一条通道。齐、郭两位烈士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5．温州买枪 南汇老港是浦东在东海的出海口，蒋树楼拉起一支队伍把持港口。鬼子大“扫荡” 后，这支队伍投降了日军，改编成伪军，蒋树楼仍然用这支队伍控制老港。我们与蒋树 楼接触过几次，他基本上不反对我们。为了保证这条从浦东到浙东的安全出海口，我们 也给蒋树楼留条财路，不去触动他的利益。蒋树楼为了站稳脚跟，对日本鬼子投其所好， 专门从上海搞来一些妓女，请鬼子的客，这样鬼子就对蒋另眼相看了。而蒋树楼呢？太 太平平地去做他的生意。 当时，我们部队枪支缴了不少，但短枪和子弹比较少，而用量又很大。我们研究决 定，找蒋树楼想想办法。因为他关系多，能否通过他的关系给我们买些枪支弹药。我们 把这个意思给他说后，蒋对我们说：“温州那里有枪，可以通过国民党军官买到，但要 送厚礼。”我们要求由蒋出面，用蒋的船，通过他的关系去买。蒋同意了。 蒋树楼讲的“厚礼”，就是当时市场上不易买到的荷尔蒙注射液。当时温州没有沦 陷，那里的国民党军官十分腐败，天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些刺激药十分抢手。为 了搞到枪支弹药，我们派人到上海租界的药房里，高价买了这些东西。 派什么人去合适呢？为了让蒋树楼放心，我们派了中队长周志萍去。周志萍是蒋树 楼的朋友，原来是常备中队的，他会“白相人”应酬交际的那一套，蒋又比较信得过他。 为了防止意外，又派了共产党员卫民同志同往。我们准备了两大海船“花衣”（即皮棉）， 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 周志萍、卫民等到了温州后，把花衣卖掉换了钱，通过蒋树楼关系，用那些高级 “礼品”，买通国民党军官，层层打通环节，买到了五六支“快慢机”，1000多发子弹。 周志萍到了温州后，原有的恶习难改，手头又有了一大笔现钞，加上温州生活方式腐烂， 很快堕落了。他整天花天酒地，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怕卫民揭发他，就想把卫民拖 下水，但遭到了卫民的严正斥责。周企图赖在温州不回来。卫民同志好说歹说才把周劝 回浦东。 回来后，卫民就向我们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审讯周志萍，经查帐核实，许多 钞票被他吃喝嫖赌花掉了。在浦委书记姜杰主持下，于1944年五六月间，公开枪毙了贪 污腐败分子周志萍。 我们这次假蒋树楼关系去温州买枪，虽然花费不小，但这些粒粒能打响的子弹和崭 新手枪，还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个做法，后来也得到浙东区党委的肯定。 6．“江山丢了，钱有屁用” 奉贤泰日桥有个小学教师叫张尚德，是鲍季良的表亲，抗战开始后失业在家。1943 年冬，由上海《申报》馆潘姓编辑的关系，张结识了驻泰日桥的伪保安第五中队区队长 沙干臣。他发现沙有爱国之心，并有弃暗投明的表示。沙求张想想办法，张表示愿为他 寻找一条出路。 身为国民党员的张尚德，深知“忠义救国军”名声不佳，就通过鲍季良的关系，直 接找到我。我听完张介绍沙干臣情况后，首先称赞张尚德先生。我说：“张先生深明大 义，难能可贵啊！欢迎欢迎。”又说：“如果张先生能够把沙干臣的这个中队拉到我们 这边来，就是对抗日的很大贡献，我给你100万元奖赏，你去活动吧。”张尚德点头称是， 敬佩我们的气度，表示尽力而为。我向他交待了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100万元，当时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能买200多石大米。当时我们经费还不充裕，部队生活比较艰苦。 但我想，哪怕吃咸菜、豆腐汤，花这笔钱也值得。泰日桥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 为了敲掉它，已打了几次。沙干臣的那个伪军中队，有一定战斗力，武器装备较好，如 起义成功对全浦东震动会很大，我们也可以得到发展。我读过《孙子兵法》，十三篇 《用间篇》中说，你要用间谍这种人，是不能怕花钞票的。刘邦打项羽就是这样，叫陈 平搞反间计，把钱用尽就是了，否则垮了台钱还有屁用。我们若把江山丢了，钱还有什 么用。何况，他起义不成，我也一分不少。 经过张尚德数月的工作，沙干臣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沙委托特务长潘文华（后改 名丁坚）为全权代表，与张尚德一起到我们支队部商谈反正事宜。张尚德和潘文华向我 汇报了沙干臣率伪军中队反正的决心和可能性。我表示：浦东支队欢迎沙队长率部起义， 在必要时我们密切配合行动，具体日期另行商定。在谈到起义具体事宜时，我说“起义 后必须向日军开火，以示真正的爱国心”。这一条件一点也不过分，也是接受了以往伪 军假反正的经验教训。只要向日军开火，即使假戏也是真做了。他们表示同意这么干， 回去一定向沙队长转达。 潘文华来我们部队，还有一个任务，他要具体摸清我们部队的底细，如果我们不是 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不准备把部队拉出来。经他来部队与我多次谈话和观察，断定我 们是新四军。所以，谈判结束后，潘文华向我谈了他个人的事情。原来他是共产党员， 在新四军苏北六师敌工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嘉定搞策反伪军工作，不久该部调防到奉 贤县，他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要求我给他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我向他表示： “你的组织关系，由我们负责与上级联系，这次策反工作务必做好。”我感到这位同志 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认真负责地做策反伪军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我高 度称赞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1944年4月28日，潘与沙干臣密议反正行动计划，直至深夜。潘在返回驻地的路上被 日军扣留，经再三申辩后才获释放，但他的行动已引起日军怀疑。次日，日军宣布把他 驱逐出泰日桥镇。潘文华以了结经费需下乡数天为由，被获准暂留数日。这一意外事故 发生后，沙干臣命令潘立即带了2名可靠士兵，离开泰日桥，赶到我们支队部，汇报紧急 情况，与我们商定了反正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项。 1944年5月3日傍晚7时许，一区队长沙干臣、中队特务长潘文华，率伪军保安第五中 队在泰日桥宣布正式反正。中队长张潮毅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企图制止，反正部队 立即将其击毙在中队部门口，同时被击毙的还有三区队长陈静波及中队长亲信3人，击伤 二分队长等2人。反正部队还以坚决迅猛的动作冲进日军警备队，击毙日军7人，击伤日 军警备长烟野少尉及士兵2人，缴获步枪2支。接着，沙干臣等近百名官兵，携带轻机枪 1挺、步枪70余支、短枪2支以及全部弹药，迅速撤出泰日桥镇，与接应他们的浦东支队 小分队会合后，队伍随即到我支队部，在南汇县塘东地区流动了几天，5月底由海防大队 把他们转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得到纵队首长的热烈欢迎。 部队离开浦东时，支队秘书鲍季良按潘文华提供的花名册，每人奖励大洋4元。为表 彰张尚德先生策反成功，鲍秘书代表部队酬谢伪币100万元。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入浙 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沙干臣同志也参加了革命队伍。1947年1月，沙任山东野战军第一 纵队三旅七团二营副营长时，在山东鲁南战役中英勇牺牲。 7．黄志英叛变 在复杂的敌、友、我斗争中，我们在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化敌为友； 敌人也会利用各种关系，抓住我薄弱环节，打进来，拉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反“清乡” 斗争中同样必须面对的现实。黄志英的叛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也是深刻教训。 黄志英是七仓墩一带人。他早年在周大根领导的“保卫二中”干过，部队被敌人 “扫荡”遭到重大伤亡后，他回家了。地方上成立守望队，因黄在部队呆过，就请他当 队长。后来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支守望队收缩过来，黄也参加了抗日革命队 伍。1942年部队从浦东到浙东时，他没有去。我带11个人的短枪队回浦东，专门选择了 徐宝生，就是因为徐宝生与黄志英比较熟悉。我回浦东后，黄志英是第一批归队的。 在反“清乡”斗争的初期和中期，他在除奸和攻打敌人据点等许多次战斗中，表现 较好，也是敌人悬赏通缉的重要对象。他活动能力较强，也能打仗，但喜欢独立活动， 过不惯与部队长期流动的艰苦生活，所以经常向我请求“特别任务”。我也用其长，有 时叫他带几个人，去完成特别使命。那时候，敌人要抓他，杀他，他没有动摇。但到了 反“清乡”后期，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反动派也重视用收买的办法来瓦解我们的队伍。 黄志英活动范围大，特别使命多，与各种人接触多，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带了一二十 人在奉南活动，在顽固派名利的拉拢下，慢慢远离我们。 收买拉拢他的是国民党“忠救军”马伯生。开始的时候，马伯生对他讲：“你跟诸 亚民抗日，命赔了，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跟我马伯生至少日子还好过。”顽固派从生 活腐化，高官厚禄下手，给他弄了个漂亮的小老婆，吃喝挥霍。钱花光了，他就开始不 通过我们，在外敲“竹杠”。思想越腐败，越想动歪脑筋搞钞票。当我离开浦东去浙东 开会期间，马伯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收买黄志英，除了生活上继续满足他的需要外，还 造谣说：“诸亚民在浙东被软禁起来了，不会回来了，没有诸亚民你命保不住，还是到 我这里来吧，我给你当一个大队长。”黄信以为真，迅速叛变。他为了抢夺我们征收的 爱国捐，杀害了卫民同志，并把一个一二十人的特别行动大队拉到马伯生的“忠救军” 里去了。 黄志英叛变时，我正在浙东开军政大会。1944年11月，我从浙东开完会回来后，才 知道这个情况，给我震动很大。我与姜杰同志商量，由姜杰同志起草，以我的名义给黄 志英写了封信。信的意思是：你黄志英跟国民党跑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不讲信义，你 不要上当，只要你肯回来，你以前的那些错误，我们可以不计较。同时告诉他，我们的 枪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你不应该拿走。黄志英收到信后，写了封回信给我们，由黄 志明送来，并把六七支短枪还给了我们。信的大意是：我黄志英来得光明，去得正大， 跟你跑了这一段时间，也算对得起你诸亚民了，枪还给你，但你们的部队我是不干了。 黄志英的叛变，使我再次认识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是统帅，是灵 魂。部队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涣散。一个军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没 有灵魂。勇敢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和目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政治上彻底觉悟的人，只有这 种人，才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舍生取义。 黄志英在青村港、塘外一带有他的基础，如青村港一家茶馆的老板就是他的眼线。 他叛变后，在马伯生部当一个大队长，我曾想组织力量把他镇压掉，但不久，因部队西 进执行更重大的任务，没有实现。 解放战争期间，黄志英又看到国民党没有前途，想脱离国民党部队重新回到我们这 边来，因事机不密，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枪毙了。这是黄志英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 8．正义凛然，高风亮节 黄志英这类人，因政治上不坚定，在敌人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下，叛变了，但 真正的革命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我们的卫民同志就是榜样。他在叛徒、变节分子的威 逼利诱面前，正气凛然，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拒腐 蚀、永不沾，直至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卫民是南汇县四团仓北人，他与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张闻天同志有亲戚关系。1938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南汇二中“文化教员”，五大队常备大队中队 副、指导员等职，在部队里作战英勇。他也是我回浦东后，与陈金达同志等第一批归队 的。1943年9月，我部在与奉贤新寺附近的日伪发生遭遇战中，他的下腹被打穿了，鲜血 直流，他忍受极大痛苦，隐蔽在河边的秆棵柴荡中，后在一个老百姓的掩护下才脱离敌 人的搜捕。 卫民伤愈归队后不久，我们正组织去温州买枪，因不放心周志萍，就派了卫民随同 前去。临走时，我对卫民说：“周志萍是因蒋树楼的关系要他去的，钞票都在他身上， 这是浦东人民的血汗，你跟去就是要周志萍把枪买回来，你和周志萍完成任务后迅速归 队。要你去是因为我们信任你。”到了温州后，他牢记我们对他的重托。周志萍吃喝嫖 赌，怕卫民揭露他，就企图把卫民也拖下水。有一次，周志萍弄来一个妓女，推到卫民 房间里，无耻地对卫民说什么“钱我付了”。卫民把这个妓女赶了出去，对周说：“钱 是支队长叫我们来买枪的，怎么可以这样花呢？”周大为不满，扬言要留在温州不回浦 东去了，要挟卫民要投奔国民党。卫民一看这样拖下去不行，不仅枪买不到，钱也被他 花光，时间一长周志萍很可能公开叛变。卫民假装对周说：“这里我们孤身两人，本钱 不大，还是先回去交了差，下次来温州多带些人和搞些枪，投诚才可立大功！”周志萍 手里的钱也花光了，温州也呆不住，只好跟着卫民回浦东。回来后，卫民立即向我们揭 发了周志萍的罪行。 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卫民同志被分配到鲍季良同志领导的征收队工作。他手头掌握 着大量经费，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说：“部队的钱来得不易，能省就省。” 1944年秋，卫民被派到奉贤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的地区活动，负责三个区的征 收工作。黄志英为截留征收资金，拉拢卫民，要卫民在支队部面前讲好话，还企图贿赂 卫民。卫民毫不动心，向支队部如实作了汇报。黄志英为掩盖其不良用心，对卫民同志 怀恨在心，寻机予以报复。 1944年10月9日傍晚，天色已暗。黄志英的部下宋治平，外号叫“小白皮”的，带了 10几个人，到奉贤三官堂地区。卫民正在盛阿弟家与征管人员开会。宋治平这些家伙， 走进去用手枪威逼卫民等同志，把他们一个个“请”出屋外。盛阿弟的母亲一看苗头不 对，恳求小白皮：“卫主任邪好的，不可得罪他！”这些家伙带走了卫民，走出几里路， 到了一个牛车棚里，几个征收人员被释放了，但卫民却被绑了起来，押到奉贤三官的塘 外地区，在那里被杀害了，是年28岁。 卫民同志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为了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和革命气节，而 被叛徒、腐败分子杀害。我们与敌人进行这种斗争，同样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9．谋害我的企图 敌人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把我作为重要目标，为了把我除掉，可谓“机关算尽”。 江锦松派人谋害我就是一例。敌人以后还有多次，甚至还要老百姓削尖了竹子刺死我， 说我的枪是经常打不响的，真是又气又好笑。那时，我考虑的只是带好这支部队，个人 的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无所畏惧。浙东纵队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专门来电指示， 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 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吃 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 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自 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 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 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拖 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 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队部 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 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深夜回 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 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了。我奋 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 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放哨机会， 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 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分 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 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暂 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 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失 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 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 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 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海警 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 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 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 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领导 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