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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二下浦东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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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下浦东的前后 1.周达明同志来浦东 我从朱家宅养伤回部队不久,东路指挥部派周达明同志来我们部队视察。这次视察, 实际上是东路指挥部为淞沪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新部署作准备。 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成立后,谭震林同志为发展江南武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0 年10月,东路特委将浦东工委和青昆嘉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淞沪中心县委,顾德欢 任书记,周达明、吕炳奎、金子明、谢永康为委员。辖浦东工委、昆山县委、嘉定工委、 青浦工委以及浦南地区与吴江地区。淞沪中心县委为配合新四军叶飞部队的东进,在浦 西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周达明是新四军东路第三支队(青昆支队)的参谋长。三支队 有300多人,在苏、常、太、青、昆一带活动。支队长是温玉成,副支队长是吕炳奎、顾 复生、陶一球。 周达明同志是由地下党交通护送来浦东的。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浓眉 大眼,英俊潇洒,是久经战场考验的红军干部,斗争经验丰富。我们部队从东路受训回 来的一些指战员也是认识他的。他对我们部队也有一定了解。这次他是来实地考察,检 查我部装备等情况的。 周达明同志来到后,我们向他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建制、人员、武器来源和活动方 式。他也随部队活动了一段时间,熟悉和了解部队的干部和浦东的斗争环境。他对我们 部队评价很高,称赞我们部队政治、文化素质高,说:“这是一支顽强得可爱的队伍。” 我们向他介绍了几次打击敌人的战斗经过,他听后对我们战士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不 怕牺牲的精神十分赞赏。周经过考察后,最后与我们商定了浦东“五支队”和浦西“青 昆支队”两支部队会师的时间和地址。初步确定在3月份,地址是松江的天马山小昆山一 带。周说回去后他就带部队过来。 2.天马山会师受挫 1941年春,东路指挥部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计划,并把浦东和浦西两块抗日游 击区联成一片,指令顾复生接任青昆支队长,在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打通黄浦江交通, 两个支队会师于松江的天马山。 1941年3月,青昆支队执行会师天马山命令。参谋长周达明率领青昆支队100余人, 来到淀山湖谢石关,由于叛徒殷丹天告密,突然遭到“忠救军”袁亚承部1000多人的围 袭,经过一昼夜激战,周达明同志和中队长范守廉及全连8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青昆支队的这一不幸遭遇,我们浦东还完全不知道。 我当时在反“扫荡”中被丁部打伤后,不能随部队行动。部队仍按“两支部队会师” 的指示,由张席珍同志率领一大队,在泖河东边叶榭塘的氽来庙渡过了黄浦江,进入松 江、金山地区。部队西进途中,在庄行、叶榭一带同顽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敌机枪封 锁并包围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位战士叫秦洪福,是一名机灵的老兵。他朝地上一滚, 打几枪;再一滚,再打几枪;在第三滚后,又是一阵猛射,就在这三滚三打中间,把敌 人的机枪火力吸引了过去。其他同志,趁机冲了出来。 渡江时,由于黄浦江水流湍急,尹祖根同志不幸落水牺牲。部队渡江后,因为缺乏 群众基础,情报不灵通,失去主动权。相反,敌人的情报很灵,他们很快发现了我们的 意图,对我部进行围攻堵袭。 我们部队到达天马山一带之后,在那里一直转了三四天,打听不到会师的部队。再 久留必然危险,只得把部队拉回浦东。 回浦东后,通过地下交通,才知道周达明同志已经牺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剩下 的几个人被迫撤回青昆地区。天马山会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和阻挠而失败了。 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也为失去优秀指挥员周达明同志而 万分痛惜。 mpanel(1); 3.参加“江南参观团” 我军天马山会师受挫后,国民党“忠救军”加强向苏常太澄锡虞新四军根据地的进 攻,日伪也开始了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实验”。 为了打退敌伪顽的反共高潮,开辟新的游击区,江南区党委东路领导决定,中共淞 沪中心县委扩建为中共路南特委,统一领导沪宁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地区。任命顾 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东路领导认为必须注意海岛及淞 沪周边地方的发展工作,故又将“海北”,即浙江省平湖、海盐、嘉兴、嘉善等地区的 抗日工作,划归路南特委领导。当时,在中共路南特委的领导区域里,除了浦东是以武 装割据为主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秘密工作。 关于浦东地区的工作,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和我三人离开部队,参加由 中共江南区党委组织的“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另派东路 的蔡群帆同志前来接替我的工作,任“五支队”教导员。蔡群帆同志是浙江宁波人,他 是东路三支队的。同来的还有到东路受训的林有璋、沈光中、凌汉琪、潘林儒、夏治行 等同志。 自从党派我到浦东带部队以来,我和张席珍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去过新四军抗日根 据地学习的同志回来都讲受教育很大。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去开开眼界。 由于我们是从秘密党员转过来的,到了部队仍旧沿用秘密党的一套,什么都是个别 进行,开个党小组会,怕人知道,躲到竹园、小屋或牛车棚里去。那时,我还兼做民运 工作,工作虽在做,但还没有懂得毛泽东给部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工作队、战斗队和宣 传队。部队上课的教材,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的大多还是在香港工厂里学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战士们感到很新鲜,也受教育,但变化少。就是部 队的一些生活习惯,开始也沿用旧军队的做法。例如一天只吃两顿饭,完全不适应打游 击的斗争环境。那时,敌人常常在拂晓发动进攻,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打仗。后来才像东 路那样,改成一天三餐,并且早晨还吃干饭。有关抗日根据地,只是书本上的概念,实 际是什么模样不清楚。金子明同志去东路汇报我们情况时,谭震林同志批评我们是“棺 材板作风”,意思是太死板了,不从实际出发放手干。所以,组织上调我们去参观学习 是很有必要的。 4.途中遇险 出发的时候,我们三人是同行的。乘火车到了无锡,因为等船,金子明去茶馆喝茶, 我与张席珍出于好奇心,想看看人称“小上海”的无锡城,就进了城。 进城时,站岗的日伪军没有检查。可是出城时,却要看“派司”(“良民证”)。 张席珍身上带有一张“派司”,先出去了。我没有带那个东西,只好碰“运气”随机应 变了。我走上前去对伪军说:“我有急事去城外,‘派司’忘记在家里了。”但说什么 也不行,非要我回去拿“派司”才能出城。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城里,一时想不出 如何办。抬头看见城里公共汽车可以出城,就乘上汽车看能不能混出去。谁知车子开到 城门口,又被这个伪军拦住要检查“派司”。伪警看了我一眼,说:“唉!你怎么又来 了?”我对他说:“老总,帮帮忙,我有急事出去。”“不行!要看‘派司’。”这时, 公共汽车上有个多嘴的说了声:“说不定他是新四军。”我想,这里是不会有人认识我 的,就泰然地说:“你不要瞎七搭八,‘派司’忘记在家里了!”既然出不去,我又重 新回到城里。 这时,离轮船启航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要命,忙向黄包车工人打听:“城门 口怎么检查得这样紧?”车夫说:“北门是去火车站的,风头比较紧,出西门是通惠山 的,就不那么紧了。”我说:“我是城外的,进城忘了带‘派司’,真倒霉,走不出去 了。”他为了兜售生意,就说:“我给你拉到西门去看看。” 我想反正毫无办法,只好到西门看看再说。我坐上他的黄包车来到西门。西门进出 的人确实不多,但也要检查“派司”。怎么办?我脑筋一动,一面叫黄包车夫先出城等 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钱,胸脯一挺,朝伪警身边一塞,用北方话说:“老总,帮 个忙,这点小意思。”伪警拿了钱,说了声“行行!”我总算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城。 一出城,马上给黄包车夫加价,要他一路飞跑,迅速把我送到通惠桥轮船码头。老 金和老张站在船头上焦急万分,看我赶到,大家才松了口气。 这段途中遇险的小插曲,虽然离我几十年了,但终生难忘。我在敌后游击区打日军, 根本没有把这个“良民证”放在心上。我也没有“良民证”。因为当时领“良民证”就 要拍照,这会惹出更多麻烦。这一段经历,使我看到了沦陷区人民受日军的控制是那样 的严密,没有丝毫人身自由,亡国奴的日子难熬啊! 5.苏北根据地的教育 我们3人上了船后,装做相互不认识的样子,谁也不讲话。一直到新四军东路指挥部 控制的交界线,我们才讲话。这个地方可能是顾山,是江阴、常熟、无锡和张家港(当 时叫沙洲)四县交界的地带。上岸时,由东路的同志来接应,把我们领到新四军驻地。 我记得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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