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岁月篇 解铃“不”须系铃人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解铃“不”须系铃人

  ——义气与职称

“人没有一辈子倒霉的,也没有一辈子都顺利的。”

——一位中国画家的话。

解铃还须系铃人

1988年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从彩电中心大门出来,向礼士路骑去。

这一天,寒风凛冽,北京城里风沙眯眼,虽然骑的是顺风车,但我心里却嘀咕,本来可以不来的。

那天上午,台上事处通知我参加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我是评委理应参加。可是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上届评职称中遗留的问题,不算重要,我又正好安排了下午的工作,在电话中,我已向有关人员请了假。可是,不知哪根筋牵着我,下午一上班,把工作很快干完,照理说该骑车回家,可神差鬼使不知怎么拐向礼士路了,快到真武庙,我才埋怨自己,这么大风天,又已经请好了假,吃饱了撑的上这儿来开会。

既然来了,就进去吧。

会场在广播大楼西边的灰楼(原广院院址),我锁好了车,刚要离开,一阵大风咣啷一下,把车刮倒了。我心想,再扶起来,还得挨摔,一辆破车,委屈会儿趴着吧。

推开会议室大门,一阵暖风吹向面颊,十几双眼睛也同时瞄向我。“对不起,我有点事,来晚了,打扰了,抱歉!”铁城笑着说:“赶紧请坐,大家正看材料。”

按职称评定惯例,先把申报人的材料分发各评委,轮着看过一遍,再集中评议,最后无记名投票表决。

播音员职称系列是几位老播音员,尤其是林田老师,从1984年底就积极筹划,多次往返劳动、人事部门争取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批准的第十八个系列,全国播音员人数不多,算是个小系列。我是第一次评定的主任播音员,属于副高,但是由于正高职称没几个人,组成高评委必须添上我们几个副高身份的人,才合于法定人数。所以当时,我以副高身份却几次参加了对正高职称的投票。

我坐下之后,接过一叠卷宗,打开一看,心怦地一下,不是解决上次遗留的问题吗?我记得只有宋世雄一位报正高评为副高,今天这次会议只是再对他议一议,怎么方明、铁成报了正高申请材料。本来屋内的暖气已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气,可是我顿时觉得刚才街上的寒冷此刻全聚在我心中。

我这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不平之事,能忍的我都忍了,该吃的亏都吃了,不该吃的亏,我也吃过,但人不能忍一辈子。苏轼在《留侯论》中,开篇提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的,东坡先生认为这不足称其勇。可是我在几十年的现实生活中,从上小学起,很多事我都忍了,我一直坚信古人的话:“吃亏是福。”

可是近年来,我觉得这是傻瓜逻辑。如果接二连三的不平之事都忍了,到哪儿是一站呀,再说,我从没有想过要当张良辅佐王者以成霸业,也更比不了韩信,日后当位大将军。我只想平平稳稳过此一生,但总是隐忍,何以心安?心不能安,何以平稳。

也许,是刚才的大风刮得我气往上升。

我把卷宗一合,说道:“各位,我能不能发言。”

宁静的氛围被我打破,大家都注视着我,没人不叫我发言,于是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会议不是补评上届遗留问题吗?铁城、方明怎么报了新材料呢?”我和他们二位从小一块成长,没有任何不睦,我并不反对他们申报高级职称,可是,为什么他们材料都报上来了,中级评委会也附上了同意的意见,而我压根儿不知此事。我记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这么一个场合,申诉我的不平。“各位评委,我个人认为评职称类似高考,我也许不是一个优秀生,但报名是我的权利,考不上是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不让我报名,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请各位评委主持公道!”

高评委副主任委员,一向和善的张振东这时开口了:“你们台没有通知你吗?这样吧,我们再查询一下,你也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因宋世雄同志材料手续不完备,你们台还要再议一次,你如果有意申报,我们可以考虑专门为你们台再召集一次会议。”我气仍未平,我说:“各位,对不起,为了我自己的事,干扰了大家看材料。我想要表明的态度是,假如事先一视同仁,通知我可以申报正高职称,我是不报的,我自己还要扎扎实实工作一段,我今年还不满5O岁,有的老同志工作了一辈子,快退休了,职称问题还没能解决,我十分同情,但是这次事已至此,我表明我一定申报。”

离开会场时,铁城送我出门,我们只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我们彼此明白,我们都是在播音岗位上拚搏半生的战友,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刚才衷心地投了他一票。他叮嘱我:“弄明白了,再说话。”

不说白不说

顶着西北风,我理顺了我该着手的事情。

进了家门,我立刻着手写申报材料。两个多小时,写了近400O字的报告。从1985年到这个时间,三年多的工作历历在目。写第一个副高职称报告时,颇费周折,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5年,25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不知怎么整出个条理。干活越多,材料越难写,尤其播音员,我播过那么多节目,说哪个好呢,不能写成长篇小说,规定300O到5000字。有人没干几件事,报告反倒好写了,他可以展开手笔,铺陈、渲染,怎么立的意,怎么出的门,怎么架的机器,怎么工作完毕,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成绩,还能从中总结出理论,写得状物抒情,感人至深。我一提笔就傻了,25年的工作,在思路上一整理就得几个小时,只能合并同类项,罗列数字,几乎写不完简历就到了3O00字,删繁就简,虽则认真却不尽人意。不过,幸好,大家互相了解,副高就这么通过了,我的报告还列人了职称范例一书。

而这一回,就好写多了。第一,学习上我又拿了两个文凭,一是广院一期新闻编采成人教育,三年来,辛苦可想而知,但毕竟跟下来了,我的毕业论文《论主持人》得了95分,主讲教授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么个高分。同时,我也拿下了英语单科文凭。这期间,我还写了不少文章,—一列举,本人也极满意。第二,工作上算来,真干了不少。几个大节目都干得有声有色。平心而论,这份报告,写得真使我自己都有点感动。

报告最后一个字写完,我就拿起了电话,拨通某领导家。这位领导如今已离休,在职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在写报告的激动情绪支配下,开口就说道:“我是赵忠祥,今天下午我参加部职称评委会,我有意见!”这话一出口,我想,坏了!怎么能这么讲话,果然,在话筒中,我听出对方不高兴了,什么事都没说,上来就有意见。可是话已出口,追悔无级,只能把我的所有想法如实通报。电话中,对方说:“这件事,我知道的只是补报补评,既然铁城他们可以报,你当然可以报,通知所有人都可以报!”我觉得这话锋有点变味,我管得着其他人吗?那是你们的事儿。

我又拿起了电话,拨通具体操作此事的领导家:“喂,Xx同志吗?我刚才参加了一个会……”我又把会议情况以及和某领导通话情况向他说了一遍。

听筒里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怕你申报来不及了。”

“为什么,部高评委说可以等。”

“台里决定,下周三上午开中级评委会,这样吧,如果你能写完报告,你们部门初级评委也开会通过,星期三一并讨论你的问题。”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这般刁难,给你申报权利,但过时不候,我再没多言多语,赶紧做自己的事。

我又拨通了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家电话,他与我同住一搂。“正好你在家,等我一下,我上你那儿去一下,有事相商。”“好,快来吧。”

他与我共事二十多年,为人很本份,办事又认真。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

时已人夜,在灯下,我从从容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滴水不剩,同时也审时度热说了我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世事感慨我们应该是相通的。他问我:“你业务报告几天能写好?”我把一叠材料交给他,“我已写完,按程序先交给本部门。”“好!就这样,祝你好运。”

星期天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过个休息日,包包饺子,看看书。这一类的事我从不和家人讲,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不上和太太滴滴咕咕,惹得大家都窝气。

星期一我照常上班,但见部里几位同事忙出忙来,本部门评议小组开会了,平时开会人很难凑齐,早几天通知也是如此,可这一天,各位与会人员,都在班上,召之即来。快到中午了,他们通我,全票通过,秘书把表格一并送到有关部门那里。

电视台的电梯上下都慢,有时等电梯超过等公共汽车的时间,我挂通了XX办公室电话。

“XX同志,我遵照您的要求已写好了业务报告……”,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业务报告不能马马虎虎,怎么这么快就写出了。”我心想,你让星期三之前补完手续,现在是星期一中午,如果业务报告还没写完,那还来得及吗?

“xX同志,我的业务报告不但已写完,而且今天上午我部评议小组在仔细审阅之后,全票通过,大概我们部秘书已经到您那里了,您告诉我一下,星期三上午在哪儿开会?我是台评委成员。”

星期三的上午,台评委十几位同仁端坐圆桌,我的材料已报了上来。根据会议原则,评到评委,本人要回避,我退出会场之外,没多久又叫我回去,经无记名投票,结果我获通过,这里面理所当然有我自己一票。同时,宋世雄也获通过,当这个结果报告给部里之后,我得到通知,下个礼拜三的下午2:30,参加部高评委会,专门讨论和宋世雄材料。

我和宋世雄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多年来,在很多关键时刻我们休戚与共。当时宋世雄不是高评委成员,因此,我的出席与否,以及我发言的份量,关系我们二人的“安危”。

两难与双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没想到,在大风中参加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会,使我身心都折腾了一回。经一事,长一智,至于高评委能否评上,全靠别人的安排了,不过最起码,还有我神圣的一票。

谁知一个晚上,家中电话铃一响,我立刻又陷人为难之中。是李宁,体操王子李宁为人很好,我们平时交往也很亲近。他诚恳向我发出邀请,去深圳参加他告别体坛仪式。我问他:“什么时间?”他说:“下星期二的晚上。”我的天!下星期三下午,高评委要开会,投票,怎么办?我拿着听筒半天没吭声,李宁说:“小弟诚心诚意邀您主持。”大约过了三秒钟,我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我一定去!”

这一晚,我想了很久。深圳路途遥遥,那时,还没通飞机,要外广州出机场上火车。如果回程稍有延误,我将怎么向部评委交待,你折腾了半天,专为你开会,你居然不出席,这也太藐视与戏弄各位专家了。可是,李宁的告别体坛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李宁“在汉城奥运会载誉归来,我一定根据目前处境,向他表明,我不能出席的理由。可是,我在电视转播中眼见李宁兵败汉城,这时候,他在这样悲剧气氛中告别体坛,请我去,我不去,于情、于理、于他、于我、于朋友们怎么说呢?友情为重只是挂在口头吗?我决心既已下定,排除万难一定要两全其美,两不耽误。

宋世雄已应邀先走一步,我通知组委会一定为我订好星期三一早第一班从广州飞回北京的机票,切记!

星期二一早,我和方舒一同启程,从白云机场下飞机赶到广州火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一起在站上食堂吃午饭,她问我。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只说了一句:“急的!”

当我们下了火车再赶到体育馆,已是下午,场上正在走台,北京文艺界很多朋友都到了。一边儿寒暄,一边儿说笑,一边儿准备走台,李字正忙得团团转,他邀请了许多客人,哪一位都不能慢待,我也就没顾上找他。

这时,宋世雄过来了,他一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你放心,我连夜返回,明儿一早飞机,误不了,“机票拿到了吗?”“没问题。”其实,他哪里知道,深圳组委会的人根本把这事忘了。

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说一步吧,先把晚上的事儿交待过去。

李宁告别体坛在深圳是很轰动的,场内爆满,明星们友情出演都很卖力,也很动情。当李宁手捧鲜花唱着一首声泪俱下的歌,绕场一周时,很多朋友都落了泪。李进就在我身边,我看他泪水盈眶,李宁的这位哥哥对弟弟没得说,李宁也极听哥哥的话。小时候,李宁去体校训练,每天都是哥把他背回家,路远难走,加之年幼力单,训练完一点劲都没了,这位世界冠军是骑在哥哥背上成长起来的。

李进握着我手,一个劲道谢,我说:“你先别谢我,还是把机票叫人买到,否则将误我大事!”

散了会,李宁一个个道谢,他对我表示了没完没了的谢意。我说,应该的,但你马上派一辆车现在我就赶回广州。

“那也得吃夜宵哇,大家都没吃饭,你一定吃了饭再走!”就这样我跟大家一起回驻地。

在餐桌上,朋友们频频举杯,我实在没心情喝酒,因为此刻机票没有,明天怎么回北京呢?”

好心必有好报!当《羊城晚报》记者魏辉知道我的为难之后,来到我身边说:“您别急,我陪你一同去广州机场,我送你上飞机!”

什么都别说了,一切都是命,在宴会上,我又遇到了庄则栋。李宁用心很细,前世界冠军能请的他都请了“师兄,您好!”庄则栋是我22中校友,长我一岁,高我一班。他得世界冠军时,我也刚到电视台。他又介绍了他的日本妻子,我也深施一礼。刚刚相一会,又—一和各位告别,我和魏辉钻进汽车,连夜驶往广州。

千里不留行

深圳到广州的公路正在翻修扩建,在茫茫黑夜中,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开进。

我对师傅千恩万谢,谁愿意大半夜走这种路。

赶到广州机场是凌晨四点,车停到民航宿舍,魏辉说要马上去票务主任家,找他帮忙。

我说你先等等,天还早,人家正在睡觉,你们也休息一会吧!

冬末的广州,虽在不像北方的酷冷,但清晨时也一阵凉气袭人。我隔着玻璃窗望着蒙蒙雾气中的树林的身影,心中翻腾着捉摸不定的人生,倦意全无。我不知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这么要强,为什么总想拚搏。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我这一辈子到底是喜是忧,是舒服是烦恼,是苦是甜,我捉摸不定,也整理不清。总之,大部分时光是听天由命,也有时不甘心随波逐流,而人生只要不甘于现状,自会遇到一件又一件躲不开甩不掉的烦恼……

总之,飞机飞上蓝天,我进人梦境,一觉醒来已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从离开北京经广州,到深圳,再回到北京,一共27小时,正是星期三中午。

李白在《侠客行》中有一句诗,描述侠客来踪去无影,谓之“千里不留行。”

但更使我动容的却是唐人小说《红线》的一段主人公自述。红线不辱使命的使肝义胆和连夜奔波的豪情尽在言中:“……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飚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人然邦,经五六城;冀减主优,敢言其苦。”

若果有其人其事,我愿隔一千三百年的岁月时空,永结知己。

结尾

当星期三下午两点半钟,我安闲地推开会议室大门,向各位—一致意时,没有人知道我过去27小时发生的任何事情。

议论、投票,全票通过。

我那年正好46岁。在全国播音系列高级职称中,暂时是最年轻的一位。从我得知申报信息到全体通过,其间,写材料,打电话,开台评委会,去深圳,赶回北京,加之还有的各种工作和杂务,仅12个工作日,这在所有参加申报和评议通过的高级职称人员中,绝无仅有。

  写于1995年8月黄山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Search


Share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