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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篇 昨夜星辰昨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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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一普希全

昨夜星辰昨夜风

这是我在1988年我国电视业创建30周年前夕写下的文字。追忆以往,述说心怀,算作荧屏内外的拾零,也希望多得到几分理解,企盼从中悟出些道理。

灯下提笔,往事如潮……断断续续的回忆使得我情致如痴,那琐碎的、平淡的、枯燥的一切仿佛笼上了一层朦胧的柔雾,于是思绪绵绵,令我深情地品味那似乎不完全属于我的往昔。

梦幻岁月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共同的风雨,也感受过大体相同的欢乐,有着执著的追求,也遭受过各不相同的磨难。喜悦、忧愁、悔恨都曾围绕过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仍从事着我喜爱的工作,并投入了我全部身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无论遇到怎样的大起大落,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无论历经怎样的艰难痛苦、坎坷、曲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

1985年,是我的一个多事之秋,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开头的,3月1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电视观众运用发言权,投票选出最佳播音员》。文中说:“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今天在上海揭晓,有五位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获奖。”我荣登榜首。

1985年3月23日晚,上海电视台播送室华灯齐放,流光溢彩,……最佳播音员授奖大会正在进行。记得领奖时,我手捧红色绒面的荣誉证书和一束艳丽的鲜花,面对摄像机由衷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样的荣誉,这完全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我的厚爱,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这样的奖励,……我会把这次奖励当成一种动力,更加尽心竭力地为大家服务。”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上海国际饭店时,没想到被等候在门口的群众团团围住,多亏服务员帮忙,我们才挤出一条路,上了汽车。车开出很远了,回头望去,人们还没离散。一股热浪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这次评奖规模不大,仅在《大众电视》的十几万读者中进行,但这确实是一次观众发自内心的选评,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验证了我在观众中的影响,我内心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能取得这样的荣誉,我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记得1979年,我赴美工作时,CBS人员和美国的报纸曾将我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相提并论,誉我是中国的克朗凯特。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克朗凯特在他65岁离休时,仅主播了20年的新闻节目,而我在这次赴美工作时,还不到4O岁,却已经有了近20年的新闻播音经历。当时不少人嘲笑我们中国的播音太死板,比不上洋人,我也不以为然。我确信,再过20年,我的成绩是克朗凯特望尘莫及的。我爱CCTV,CCTV是一棵大树,我只是它的一片叶子,没有CCTV,就没有我的一切。1979年,我在美国时,曾有人多次找过我,希望我留在美国工作。1982年我在东京时,NHK(日本广播协会)国际部负责人也曾希望我到NHK工作。至今我仍有不少类似机会,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没有中国电视就没有赵忠祥。因而,我发奋地努力,不断地在艰辛与痛苦中磨练自己。25个春夏秋冬,9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我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听到了观众的反响。当我手捧奖状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这样的一幕。

1985年初,正值我的业务处于成熟阶段,就在我领奖的同时,我却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奋斗20多年的新闻播音岗位。没有解释,没有声明,更没有像克朗凯特离休时,三大广播公司并网播出他的告别节目,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紧接着,关于我的传言一夜之间便闹得满城风雨。先是四面八方传来了我的“死讯”。一些多年没联系的朋友,转弯抹角地打听我的情况,他们说我骑摩托车撞上了汽车。北京当时有这样的笑谈“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摩托车)”。我从没骑过摩托车,也过了骑摩托兜风的年龄,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时髦。居然听说有人在给司机们讲交通法规时,严肃地说:“你们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出人命!大家听说了吧,赵忠祥就是这么完了的。”哪跟哪儿呀。

1985年岁末,我又在其他节目中出现了。因此,我收到了不少观众来信,大部分来信都祝我早日痊愈,祝我平安。传闻又降了温,说我没被撞死,只是撞伤住了院。一位东北观众用墨笔写了一个条幅,好像是挽联:“我们想念你。”面对这样的慰问,我很尴尬,也很感动,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希望我能继续为他们带来欢乐的。不过,这传闻相当持久,那一年,我“死去活来”了好几回,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同谣传打一场持久战。

1986年春节前夕,我母亲去世了。她真的离开了人间,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母亲身患癌症,早已卧床不起。在病中母亲听不到外界的传闻,她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以往工作紧张,无法常去看望母亲,母亲能从电视中看到我在播音,她的心中便有了几分慰藉。但在她最痛苦的时刻,她没见到我的图像,一定会产生种种猜想,我何以安慰她老人家。

1986年的春节晚会,总导演黄一鹤提出让我担任主持人。那时,我要照看病中的母亲,又要参加函授考试,还要排练,很紧张。但我希望能在那次春节晚会中出现,我知道这是对我亲爱母亲的最大安慰,也是对关心我的一大批亲爱的观众的告慰。

1985年岁末,母亲病危,我希望辛苦一生的母亲能熬过春节,一定要熬过春节。一天中午,当电话通知我快去医院时,心中一阵紧缩。虽然医院没对我报过母亲病危,但我立刻觉得天旋地转。我飞奔至医院,母亲已被推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我拦住了车子,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痛悔自己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母亲一面。我的妻子和儿子放声痛哭,而我却欲哭无声,只记得负责这个病区的陶斯亮大夫走到我身旁安慰说:“不要太难过。”

在医院太平间昏黄的灯光下,我打开自己的化妆盒,亲自为母亲化妆。我是遗腹子,在人性冷落、世态炎凉的境遇里,母亲劳累一生抚养我长大成人。工作二十多年来,母亲关注着我的曲折沉浮,我深知这个世界上唯一最关心我和最袒护我的就是我的母亲。当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能使母亲安度晚年时,母亲却溘然长逝了。她老人家憔悴的面孔呈现在我面前。我跪在她身旁,泪水滴在母亲的身上。我知道母亲期待我的是什么,我是她生命的延续,我要为母亲争光。

离春节晚会还有二十来天,按说我可以请假料理后事,平静情绪。古人守孝三年,我岂能不懂其中的道理。可是,母亲生前从不让我为家事耽误公事,我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满意。

令我感动的是其他几位晚会主持人都来真切地安慰我,姜昆、王刚、刘晓庆、方舒、顾永菲。我默然良久,我明白此刻只能调动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观众朋友,为了多给人间增添一分欢乐,减少一点悲凉。

关于我的“死讯”传闻之后,又一传闻,延续至今,驱之不散。“赵忠样不播音了,当了副台长。”至今我仍能收到“赵忠祥台长收”字样的观众来信。这从何说起呢?这个谣传在我离开《新闻联播》节目之后,越传越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连带辟谣,但没有奏效。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我外出时,一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竟当面直呼赵台长,我解释他们也不相信,无可奈何。说我死了,一笑了之;说我当了台长,这岂非沽名钓誉。

人很难达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何况我是一个内心并不坚强的人。1985年我一生中的低潮,如何冲出低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我只是一介书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更好地为电视事业奉献我微薄的力量,此生不渝。这是我28年前萌生的愿望,那时,我18岁。

路在脚下 情在人间

196O年4月22日晚7点。像往常一们,北京地区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沈力端庄大方的形象,她微笑着向观众问好。忽然,屏幕上一阵杂波,随着画面的闪动,一个观众未曾见过的小伙子出现在屏幕上,正当他要说些什么时,图像又消失了。这个临时差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那时,全北京市仅有几千台黑白电视机。但是,那10秒钟的亮相却永远留在那个小伙子的记忆里,因为那个小伙子就是我,这是在切换出错,我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首次亮相。

第二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总觉得有人在注视我。几位中年女同志在私下议论:“好像是他。”“没错,是他。”一位老大姐向我招了一下手,我走到她们的餐桌旁边。她问:“昨天电视里那个小伙子是你吧?!”我茫然地点点头。“怎么回事?”随着话音,几双眼睛逼得我无地自容,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解释说:“阿姨,是这么回事,昨天第一次在新台播音,由沈老师播新闻,我在四楼准备,不知道什么原因,中间突然把我播了出去。我是新来的,不是我的错儿,其实,领导还夸了我,说我没慌神儿,没出洋相。”一位年轻女同志仍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我,还是那位老大姐打了圆场:“让他买饭去吧,小伙子好好干。”

那时,正当新旧台址转换,出个小纰漏是常有的事,就是不搬家,哪天也能挑出小毛病。当年的老台就坐落在广播大楼的东南角,一批老电视工作者在这里工作了30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它。

自从那天我首次亮相,台里几位领导叮嘱我,他们说,以后只要在镜头前准备就一定要保持播出时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亮出去了。老领导孟启予对我说:“原来请过几位剧团的演员报幕,挺漂亮的姑娘词儿一错,就吐吐舌头或出个怪相。播出是个严肃的事情,这样有失‘尊严’的事,怎么能不让人恼火。可当时只有沈力一个播音员,她忙不过来,哪有现成的呢?”

一些老同志告诉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电视台视察时,对电视台的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当了解到电视台缺少播音员的情况时,曾指示广播局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学生中去挑选。周总理还曾指着沈力对大家说:“她是在幕前工作的,你们是无名英雄。”

1959年下半年,广播事业局正式组成班子,开始了挑选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我那时正无忧无虑地念书,准备迎接高考。我们这届1960年高中毕业生已经经历了一次筛选,尝试过竞争的滋味,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淘汰了一半儿。初中时期,我曾获得两届优良学生奖章,如果初三再获得一枚,就可以得到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保送高中,但我未能如愿。

记得发榜的那一天,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眼巴巴地望着胡同口。一辆绿色自行车拐进胡同里,我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大家蜂拥而上。当我拿到属于我的那一张通知书时,却不敢即刻拆开,似乎这一刹那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颤抖着展开通知书时,高兴得腾地一下冲进院门,激动地向我的外婆宣布:“我考上啦!”眼前出现的是外婆布满笑容的脸。此后,我似乎很少遇到能使人如此激动的情景。

我珍惜自己争得的学习机会,我们那一届高中生都是这样想的。升大学已没有扣人心弦的竞争了,因为这一届在校生已不足当年大学应招的人数,我们都将是未来的大学生了。尽管学习紧张,但同学们春风得意,校园里欢声笑语。那个年月人们没有过分的物质追求,我们的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灿烂的前景就是我们蓝色的梦想。

然而,我却接受了新的考验。

电视台挑选播音员的工作涉及到近百所中学的毕业生。我有自己美好的理想,但是当播音员我却从未想过。我所就读的北京市第22中学,以涌现优秀体育人才而著称,庄则栋就是我上一届的同学。我也迷上了体操,在业余体校进行刻苦的训练,教练希望我能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由于我在一次测验中受了伤,失去机会。那个时候,我精力旺盛,兴趣广泛。我还参加东城区学生话剧团,接受过专业教师的严格训练,还扮演过几个角色,我也受过声乐老师的培训,老师认为我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我喜爱古典文学,也尝试着作诗;我的俄语学得不错,曾作为学生代表用俄语发言。我最大愿望是考上名牌大学,名牌系,不辜负这几年的努力,我做梦也没想到去当播音员。

尽管我并不热心当播音员,但年轻人的好胜心理无疑刺激着我。我第一次到广播大楼应试,得知有一千多人试音,要花费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次公平的竞争,为了挑选一个播音员花费这样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力气,使我产生了好胜心,希望在这次竞争中崭露头角。至于是否放弃高考,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录音、试镜头,去同仁医院检查声带,真把人弄烦了。当又一次通知我去考试时,我不打算去了,我想把这个良机让给筛选出的其他三位同学,让他们去吧。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独自走进坐落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儿是我有空必来的地方,它与22中仅一街之隔。当我翻开喜爱的书,就会沉浸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忘却了身外的一切,我溶化在这静悄悄的环境里,心中一片温馨。

一阵脚步声,我的一位同学急匆匆地走来小声对我说:“人家接你来啦,我们上什刹海溜冰场找你一圈,又到这儿来找你,快走吧!”在那个年代,办事就这么认真。

我又进入了电视演播室——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一个面积不大的房间,这里灯火通明,令人眼花纷乱。这80多平方米的演播区就是原来最大的播送室,用木板隔成的控制室靠在大厅的西南角,播出人员、导演们挤在里面切换画面,调节音响。这就是早期中央电视台的心脏。

轮到我站在摄像机前了,我的面前除了机器,还有亲自坐镇拍板的梅益局长等领导同志。指令从那间小木屋传出来,一会儿让我说几句话,回答几个问题;一会儿又要我转过身去,向左、向右,由于我受过业余剧团的训练,应付这次考试并不感到紧张,相比之下那三个一同来考试的伙伴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氛,显得紧张。如果电视台要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那该多好,因为在考试期间,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只挑选一个人的话,我相信那就是我。

从暖烘烘的大楼出来,迎面一阵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清醒了许多。我盘算着今后的前程,快18岁了,高考迫在眉睫,我留恋校园的生活,如果电视台需要我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刚才李伍副局长还动员我,希望我投身到电视事业中来,电视在中国刚刚起步,这里需要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眼前浮现出教室墙壁上的一行大字,就这么办吧。

回到学校,一路上冻得够呛,也饿得够呛。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同学们可能已进入梦乡。我轻轻推开门,十几个同学都坐了起来,他们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真切地关心着我的命运。“怎么样?”在黑暗中我已觉察到他们探询的目光,我无法告诉他们准确的消息,一位同学跳下床,冷得他抖动着身子,从封好的煤炉上拿了一个烤得焦黄的窝头,因为烫手,他两手急速地倒换着递给我,“你饿了吧,趁热吃吧,你再不回来我就吃了。”我接过窝头,不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情义是宴席上体味不到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要离别可爱的学校了,我无言地望着朝夕相处的伙伴,我舍不得离开这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我将只身一人走向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每当我遇到挫折,每当我感到孤独,每当我面临困境,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我那充满温情的母校,希望重新再现那充满幻想、充满欢乐、充满友谊的时光。这一不可名状的深情经常注入我用过的解说词中,直至今日,在那抒情语句的字里行间,仍可寻觅到当年的种种情愫。

1960年2月22日,我拎着一只旧皮箱,两位同学帮我扛着行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了广播大厦的门口。那时坐落在礼士路的崭新的广播大楼处于北京市区的边缘,再往西除了军事博物馆,便是一片旷野。广播大楼当时没有修筑围墙,我们一直走到大楼门前。

严寒尚未退去,春天即将来临。护城河的水仍静静地凝冻在大楼的东侧,两岸垂柳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条,尽管抖尽了叶片却仍旧婀娜多姿,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告别了同学,我转身推开沉重厚实的大门,一股似曾相识的暖风迎面扑来,对于刚从中学校门进入这个大门的我来说,这幢大楼未免太豪华了,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楼梯铺着柔软的地毯,庄重、整洁、肃静。在这宏伟的建筑里,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涉小、空虚的感觉,但我想到我是近百所中学里唯一的获胜者,我的自尊心支撑着我一直向前走去。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学习了一个多月,初次感觉到了播音工作的严肃与紧张。那时,大部分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那种为了播音全力以赴的神圣感,给我上了第一堂课。我叹服老播音员镇静地坐在播音间,把圈画得很乱的稿件直接播出去,而且字正腔圆,有声有色,动人心弦,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

一天,播音组组长林田对我说,根据你业务学习进展情况,你可以上一点节目了,当时林田已是闻名全国的播音员了,她让我起一个播音名字。我告诉她,我要起一个响亮点的,有寓意的话音名字赵方,让声音传遍四面八方。她很赞赏这个名字。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工作时,电视台召我回去。

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不过,在这个新环境中,当时播音员都不报姓名,所以我起的播音名字一直没用上。后来,当我的儿子降生时,把我的播音名字给了他。但是,我并不希望儿子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我为之付出多年心血却又难尽人意的职业。

自从我到电视台报到至贸然出现那个图像的4月22日,前后不过两个月,我已经开始正式工作了,这项当时并不起眼的工作,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使我备尝艰辛……

为伊消得人憔悴

历史从昨天走过来,它将继续走向绵绵无尽的未来。30年的岁月白了少年头,而中国的电视事业已进入了而立之际,它注定将日益兴盛,日益成熟,日臻完善,成为现代社会与大众融为一体的亲密伴侣。

我有幸在中国电视的初创阶段,成为第一批中国电视工作者。我随着电视事业的成长而成长,随着它的发展才逐渐明了,我从事的是一项值得我终身自豪的事业。

我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心血,同时也得到了超乎我期望的报偿。如果我能重走这28年的历程,为了今天,为了我的观众,我会更自觉地更科学地磨练自己,或许将比今天更如人意。不过,我并没有愧对自己二十多年的路程,我已尽了力。

当年的电视台如果没有今日辉煌的映照,也许难以给予估价。那时,我是到电视台的第78位工作人员,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演播区,参考数据告诉我们,全国仅有12000台黑白电视机,分布在几个大城市。我们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每位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了。电视台的设备十分简陋,胶片是用手工操作冲洗的,记者们配备的AK16摄影机,又重又笨,一不注意,电瓶溢出的酸液会烧了衣服。那时没有录像机,就连同步录音机也还没出现,一切都靠人力,靠手工,节目只能直播。那时的工作态度,用“认真”二字形容是不够的,可以说简直是玩命。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干劲,同时也是一个不甘人后、蓬勃向上的集体。这种奋进的精神感染了我,制约了我,也规定了我只能向前,不能落后;只能振作,不能气馁;只能从严,不能放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之,已不是在学校就能通过的标准了,及格是不行的,必须优秀,否则就被淘汰。

电视播音员是一项新的职业,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自然成为我的第一任老师。我们没有条件和机会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只能自己摸索,在我到电视台之前,沈力已经胜任自己的工作,紧张的工作使她非常劳累。1959年,沈力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这四天会期内的电视播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替,这才使她松了一口气。沈力的屏幕形象很好,端庄、亲切、大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苟言笑,轻声细语,这或许与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有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电台的风气较严肃,而电视台则显得随意一些。沈力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待人周到,工作严谨,荣誉的光环总是围绕着她。

那时,我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年轻人,我向她学习业务,可学不了她的性格。

用当时的一句话说,我的学习是“练为战”,先从配画外音人手。早期播出新闻与专题节目的画面是16毫米影片,晚间播出,下午对画面,自己拿到编好的一卷影片和解说稿,钻到一个小放映间,一边放电影,一根据画面的内容,把解说词一段一段对上镜头。音乐编辑也一同工作,用秒表卡长度,然后去选音乐。开始时一条两分钟的片子,对上五六遍还找不到解说点,念稿子时顾不上镜头,看镜头又顾不上念稿子,直播使我们感到压力巨大。每天晚上7点钟前,编辑抱着一盘胶片往放映间跑,争分夺秒,像是有人追赶着一样,装上胶片,时间一到就立即启动开关,画面直接放到银幕上,再用摄像机取画面,传出图像。当时,胶片的接头是用胶水粘的,很容易断片,有时,放映员与编辑手忙脚乱,跪在地上用手拽片子,无论如何不能断片。画面传出去的同时,坐在控制台上的音乐音响编辑数着三、二、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音乐、效果放出去。播音员在播音室,看着画面,配解说词,一个星期紧张七天。

画面解说与电台播音不同的是,不能只低头念稿子,即使在一段解说中间,也要不时抬头看看画面,因为下午对好的片子,很可能临播前编辑又要增加或删去一段画面。要靠临场决定快、慢或调整前后顺序。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集体的劳动成果不能砸在一个人身上,当时的空调设备不好,夏天一身热汗,冬天也免不了冷汗一颗接一颗地滚落,直播对播音员来说是最好的考验,但也是一场折磨。“文革”前期,有一次我播公报,夏天的播音间,没放空调,我上身穿着中山装以示严肃,下面穿了条短裤,我当然知道这次直播会热到什么程度,半个多小时灯光的灼烤,浑身湿透,汗如雨下,幸亏没出错。当时,由于保密的需要,直到快进播音间,才把稿件给我,我来不及看一遍就开始了直播,连急带烤,那滋味非同一般。

1965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仅有的一台录像机,成了台宝,平时不舍得用。1966年播《十六条》,我用过一次录像机,那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开始,那个时候,在心理上大家都怕担责任,所以动用了录像机以防万一。

中央电视台从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以来,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除了新闻之外,所有的图像部分必须背词。这是一道难关,每天为了背词我们绞尽了脑汁,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这种强记也锻炼了头脑。我至今仍可把一篇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文字用极短的时间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和当年付出的辛苦分不开,如果遇上几天以后才派上用场的串连词,我总习惯在没人的僻静处,边散步边默记。离广播大楼不远有一条护城河入夜,当一对对的情侣沿河漫步低语的时候,我一个人倘佯于河旁柳岸,欣赏着月色下的朦胧的景色,默念着我要背诵的词句,别有情趣。在这里,我领略了“杨柳岸晚风残月”的景致,但并无寂寞与伤感。我心中涌现的是一阵阵对未来的向往。

日复一日的直播,消耗着我的精力,那时我身高1.78米,体重只有62公斤,总希望人家说我胖了一点,正像今天总愿意听人说我瘦了一点似的。年复一年的直播,并不总有新鲜、刺激的内容,很容易感到枯燥难耐。而电视播音员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丧夫了在镜头前的新鲜感,缺乏新鲜感就丧失了激情;丧失了激情,就会使观众看到一个对工作与生活没有兴趣的形象。感情一要自然,二是充实,缺一不可。在镜头前的振奋感和运动员保持竞技状态一样,要有跃跃欲试、不可按捺的冲动与激情。如何培养激情,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据说,美国的克朗凯特,有时在临播前决定重编播出顺序,弄得播出人员手忙脚乱,而他却异常兴奋,有人分析他是为了寻求一种冲动与刺激。当然只要是直播,就会经常遇到刺激,即使排除一个难点也是刺激,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平庸。1962年冬,有一次我正在预告节目时,忽然停电了,耀人眼目的灯光骤然熄灭,不到两秒钟备用电路开启,又突然亮了,我沉稳地应付了这个情况。如果在停电的一刹那,左顾右盼,面露惊慌,那一定在观众面前亮个傻相。只有做到感情贯穿,气定神闲,才不会造成刺眼的毛病。苏洵的一段话对我很有教益,“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常常告诫自己,任何情况下,只要不慌乱,就能排除障碍,乱了方寸,必出差错。然而,保证直播质量最大支撑点乃是责任心。

那时,每天下午6点20分召开播前会,工作人员准时到场,没人迟到。值班导演宣布节目时间、衔接要求、各工种的工作地点和每一处可能出现的难点,如没有疑问就各就各位了。

每天节目播完,不管几点钟,从总值班负责人,到场地管理人员,照例要开播后会。如果当晚播出的节目出了毛病,这个会可就热闹了,指出问题,分析责任,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常常开到深夜。

我记得当年有位老灯光师,人很随和,工作也认真,但毕竟动作迟缓,在播出过程中,他调整演区灯光,往往来不及撤步,镜头一切,亮出老头半边身子。“你怎么又把我弄出去啦!”成了一句笑变。

在播后会上,为了分清一个小问题的责任,常常争论不休。干嘛那么认真呢?当时,电视工作者大多数都很年轻,往往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谁,只要出了差错,不管什么原因,一律写成书面检查贴在走廊的布告栏上。播音员念错一个字也要贴一份检查,有一个阶段,我三天两头贴检查,为了少贴检查,我下了一番苦功。

有一次大祸从天而降。那是1960年夏季,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播前会散了,我站在广播剧场附近背词,我的活儿不多,一头一尾,中间是实况直播。这时,一位看演出的老太太问我,剧场大门在哪里。我指了指方向,她还不明白,我看了一下手表,6点40分,还有一点空,于是我就领她来到剧场,帮她找好座位,估计只有几分钟时间,我不紧不慢地住回走。忽然一位灯光师跑着来找我,“你干嘛去啦!”他脸色都变了。我一边跟他往播送室跑,一边问怎么回事,他说开始标志已播完了,你不在岗位,只好把字幕切出去了。“这不可能。”可我一进播送室就傻了,屏幕上显现的正是当晚演员表,只要再给我两分钟,就不会是这个情况。我一看手表,还是6点40分,停了,该死的!

我只觉眼前一片黑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时,播送室的门推开了,当时的台领导胡旭同志闯了进来,只见他脸色发白,大概是气的,他严厉地批评我,我只见他声色俱厉,几乎听不见他说什么,只听清了几个字“你要检查!”人去楼空,我坐在摄像机前发傻,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可大错铸成。我正想好好干一场,却在这个当口出了岔子,觉得没脸见人,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过了两天,我的老搭档搞音乐的曹文济对我说:“胡旭同志说当时他态度不冷静,其实从屏幕上看,没大毛病,叫你不要见怪。”我想,当时他即使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第三天,老播出部主任苏实找到我,“真抱歉!”他说:“那天你送到剧场的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我很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的是我,我把这次闪失牢记一生。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但我们议论的问题是如何搞好工作,我们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住在单位宿舍,很少有时间回家,一是工作太紧张,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二是只要我一到家,母亲和外婆总要省下一口粮食,让我吃一顿饱饭,我已是大人了,我不愿增添妈妈的困难。后来,周总理特批给播音员每月4斤鸡蛋,我拿回家中,让妈妈和外婆共同分享。

那时,我振作精神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屏幕上,我保持微笑,这是面对一批新老朋友发自内心的愉悦,全国人民正奋发图强,度过难关,不能萎靡不振,更不能愁眉苦脸。当然在那时,还没有国外硬派小生把一股冷峻堆在眉间的示范,那个时代需要微笑,这温和的微笑能沟通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理解,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添和谐的气氛。当然,面对饥饿的折磨,微笑能显示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善良的内心。

小时候胡同里第一家大门旁贴的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善良应当是真、善、美的核心。1979年,我在美国看了克朗凯特的节目,也听到同行们对他的议论,这位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政治家,有一副慈祥和善的面孔,他的眼神是那样真挚、直入人心,他的笑容令人感到温暖。他并不漂亮,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位白发长者的形象。我想东西方审美情趣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尽管好莱坞塑造了不少英俊小生,风流惆悦,但电视观众却宁肯喜欢和善长者的形象,前者生活在故事里,后者存在于生活中。

在我国,电视是一个年轻的传播媒介,据收视率估计,当年的电视台的影响,未必赶得上如今的一张小报。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相比,人家的编播队伍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在技术上有一批权威,人家当年是珠穆朗玛峰,电视台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无名高地,创业初期,没有多少人向往电视台。记得1960年秋末冬初,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我和老记者化民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我们提出要采访全国劳模李墨林,可是人家不让见。塑料棚里一片碧绿的春意,可人家的态度却像棚外的冷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来采访过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再者说北京电视台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北京电视台来人也要见上一面,聊上半天,那还忙得过来吗?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电视台记者不到,会议不开,这是什么派头。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电视机的普及,就没有中央电视台的今天。1988年中国已拥有一亿两千万部电视机,是当年的一万倍,可我们的工作质量比当年提高了多少?我常常自问。

除却巫山不是云

尽管当年我是不起眼的园地里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苗,但我决心,利用同样的阳光、雨露,同样的土壤、空气,顽强地生长。我首先要做的是提高我的技能,为此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60年9月,在我来电视台的半年之后,一位新伙伴加人到我产的行列中,我和沈力迎接了她。她娇小纤弱,但朝气蓬勃,她穿着学生裙,扎着两条小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现着纯真和好奇的光亮。她就是曾在我国电视史上颇有影响的吕大渝,当年,她才满16岁,她比我幸运,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总是比小伙子得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她曾在电影《祖国花朵》中扮演角色。《让我们荡起双将》这首歌流行全国,曾唤起多少人幸福的向往呵。吕大渝曾和另外三名小伙伴给毛主席献过花,毛主席慈祥地笑着,四个小朋友围绕在他身旁的照片在50年代是尽人皆知的。这个经历,同样给大渝绕上一圈神奇的光环。相比之下,我当然显得暗淡了,常言说男孩子7岁8岁讨人嫌,我十七八岁了,也并不讨人喜欢。

但我很骄傲,这一点大渝知道,她并不对我低估,因为我的播音是过硬的。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外界的凭依,我有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肯吃苦的劲头和自己的工作成绩。这些支撑着我的自尊心。

大渝来后不久,就去广播学院播音班学习了。我不可能去,这是命中注定的,沈力、我、大渝,只能去一个。沈力已是我们的老师了,我来了仅半年可是已成了骨干,一时还离不开,所以只能派大渝去,如果大渝没来,也不可能派我脱产学习。然而,我多么需要学习呀。

那时,没有任何业余学习班和函授单位,我感到自身的压力,我的同班同学都上了大学,我怎么办?我不甘落后,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我和几位大同学用小皮球去投篮筐,说好每个人投200个,人家玩一会儿,都投够了数,要回家去了。“不行!我连50个都没投进,坚决不走。”人家等了我一会儿,天快黑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又着急,又不甘心,天已晚了,篮筐在月光下并不显得模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儿投篮,不凑满200个我决不会回去,我没什么先天的优势,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只要我瞄准了目标,奔跑也罢,走路也罢,就是连滚带爬我也要到达终点。

当我同班同学都能在正规的学院里受到社会承认的正规高等教育时,我就像小时候投篮筐一样,自己独自跟自己叫劲。映雪、囊萤、锥股、洞壁,古人的学习佳话,长期影响着我,我其实无须那么卖傻力气,然而我又不能不那样做,一是形势使然,一是我爱书如命。

大约在初中时,我受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了古典文学,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床头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已被我翻烂了,像背外文单词,我逐篇背诵,反复咀嚼,静心玩味。我喜欢南唐二主的词,尤其喜爱“虽蓬头垢面不掩天姿国色”的李煜的词,那时对李后主之词能倒背如流,从词句感受到的美,浸透了我的全身心。那时,正是我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兴之所来也信手写上几句,日后看来,有时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

白天,只要我稍有空就钻到六楼资料室,看各种报刊杂志,很快就和图书馆的老太太混熟了,她特准我进到书库去自由翻阅,临走还恩准我借上一本书。我定期还回,决不食言,因此得到她的信任。进人书库,如鱼得水,我最喜爱的是法国和俄国小说,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乔治桑、莫泊桑、梅里美这几位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只要图书馆有,我都仔细阅过。记得“文革”前我读巴尔扎克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傅雷先生翻译的《搅水的女人》在此之前,我们图书馆所藏的近30本巴尔扎克的作品我都看过了,很遗憾至今我读的还不到《人间喜剧》的1。”3。

我受俄国文学影响也很深。当年,我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就蹲在书架的空档处,匆匆浏览。一般的翻一翻,读个梗概,喜欢的借回去,仔细看。如果问我洁如烟海的书海里我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我至今仍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作品《红与黑》,中国小说《聊斋志异。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播音作品是什么?那就是《动物世界》从今天的创作里可以找到我当年喜爱聊斋的痕迹。动物是有灵性的,这仍是我今天的看法。

书给了我精神上的极大慰藉,我不能离开书,如果在一天内没有书看,则不堪忍受。书使我当时所在的狭小天地变得宽阔而深远,书使我当时的寂寞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书使我的内心得到了充实,书也给我的播音创作增添了营养。我的艺术观点和播音风格至今仍受到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

我曾在紧张的工作中上过四次“业大”,当然那绝不单是为了文凭。文凭有时说明不了问题,我虽已取得英语单科结业证书,但英语至今并未过关。我也有新闻编采专业毕业证书,而我的水平学识超过了这张毕业证书。那么还是混文凭了?不,我爱学习,我心中的隐痛是当年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我要补上,补上那个空白,也补上一段学习生活。

播音员安身立命之根本,还是靠运用声音表达内容。因此,对声音的训练无疑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声音的训练从理论上讲非常简单,无非是气息的控制,声带闭合与共鸣腔的调节这三个部分。然而关键是练、是实践。在训练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嘉样老师,他是中国歌剧院的演员。他总结了一套民族发声规律,当时有很多演员跟他学习。

经人介绍,沈力、大渝和我曾跟他学了一段时间,我和大渝学的时间最长,大约三年。上课地点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每天王老师准在公园开门时,从后门进人,我和大渝从电视台赶来,从前门走进。面对开阔的湖面,老师带我们练声,主要是练京剧《击鼓骂曹》的几段念白。我练了三年,在练声中结识了不少朋友,大家都很自觉地准时到场,每逢老师外出演戏,我们就自己练习。在风景幽美的公园里,在空气清新的晨曦中练声,又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惹得游人驻足观看。记得那时习仲勋同志每天也从这里经过,每次我们都上前和他握手,他对我们很亲热。那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习老在逆境之中,但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与他谈笑风生。

练功,其实就是功夫,就是坚持不懈。不但锻炼人的机能,也磨炼人的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暑不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不论头天晚上播后会开到几点,睡得多么晚,第二天5点以前就得起床,我和大渝约好在车站见,乘第一班车,在北海公园大门没开之前就等在那里。这三年风雨无阻,我们是北海公园每天的第一批游客,下雨打着伞进去,下雪时,在白茫茫一片园地上留下第一行足迹,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佩服当年的劲头。北海公园的阴晴雨雪,春天的和煦明媚,桃红柳绿;夏日的浓荫遮天,荷香沁脾;秋日的蝉嗓高枝,丹桂袭人;冬日的庭园寂静,风寒雪冷,都—一收人眼底,记在心头。

一般练完声,我和大渝从前门出来,在旁边的餐厅吃早餐。每次都是大渝抢着付帐,其实她比我工资还低一级。我们常开玩笑,我说:“你留着吧。”她说:“没关系,我的钱花完了,你再付。”

从北海练完声回到电视台,我常常到大演播室去弹钢琴,在大块的地毯上练练功。我弹钢琴时已是不可造就的年岁了,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练。好在钢琴只要弹上去就会发出乐音,不会“呕哑曲折难为听”的。在空旷的演播厅里,《少女的祈祷》、《献给艾丽丝》、《天鹅》的优美旋律,激起我心头的柔情,我迷醉在那优雅清新的旋律中。

我的业务工作进步很快,直播基本上不出错,也经历过大场面。

1960年国庆实况转播的任务派给了沈力和我。正式工作才半年,一场硬仗便摆在我的面前。

在曾经贴过我不少检查的布告栏上,看到国庆工作人员名单时,我的心一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能够担任国庆实况广播的是赫赫有名的老播音员,年轻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刚半年,就派我担任这项工作,紧张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越临近播出日期越紧张,越紧张就越睡不着,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不可能有精力承担这个任务。

那年的国庆激动人心。

天安门广场庄严雄伟,天安门城楼巍然矗立,鲜花、标语、气球把这里装点得熠熠生辉,当我耳畔鸣响了激越的国歌,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当我看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检阅整齐的方队和欢呼的人群,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胸中升腾起一种神圣庄严的自豪感,我忘记了自己的涉少,我把充满激情的词句,用高亢嘹亮的声音传送出去,一万多字,没有一个错。

当天晚上仍是一场战斗,白天的游行实况拍成胶片,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挤在二楼放映间,大家都为能出一点力而感到光荣。“马上播出了。”我拿起一叠稿件,跑进播送室,几位编辑护着一盘胶片跑进放映间。画面又一次呈现出动人的情景,我振奋起精神,忘了一天的劳累饥渴,又一次弃满激情地把杂乱无章的稿子理顺,传送出去。

我成功了,我感到欣喜。梅益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有劲、念得好。”我看到沈力也在笑。老实说,我给她增加了负担,她要念自己的词,还要照顾我,但我的确把难度最大的工作完成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以后,每一次在重大集会上的实况直播,我都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工作带给我的感受,也不会忘记我付出的代价和辛苦。

这其中,我获得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自信,有了自信心,面对任何难度的播音便有了成功的基础。

莫道前路无知己

十年动乱之后,我乘船途经三峡曾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颠,这硕大的船体使成了摇篮。我的心随着江波起伏荡漾,久久不能人睡。过去的一切像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留给我的只是一场梦,一场恶梦,我多么希望快些醒来,驱散心头的阴霾,让灿烂的阳光重新恢复我童年的梦幻…”普希金这样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文人对往昔的恋情;“十年一觉‘文革’梦”,却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岗位,但并没有恢复我过去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当时我仍以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人侵时的座右铭“忍耐与等待”作为我的座右铭。

我的任务是播画外音。录音播出,这对于我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在制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当年一同密切合作过的伙伴,这个集体对我来说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比起在干校喂猪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干校喂猪,我也能保持乐观。我曾这样椰揄地表态:“喂猪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能担当饲养员的职务,我今天也有这个光荣,怎么能不高兴呢。”现在我又能从事我的专业了。听说当我正在干校“高温高速炼红心”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为我鸣不平。那时,录音工作量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胜任工作的播音员,当军代表研究需要调一位播音员来的时候,这位老同志说:“我给你们推荐个人吧,就怕你们不用。”“谁?"一位军代表忙问,这位老同志说:“赵忠祥。”全场哑然,我深深感谢他的直言。其实,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调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负荷、超限度的用声,嗓音喊坏了。我用很大的力气企图恢复原有的嗓音,却怎么也不成,越使劲越暗哑,而且每况愈下,我真的着急了。

这时,我的老搭档,曾文济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帮我寻找回失去的声音,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缩小音量,我们曾议论过某些歌唱演员声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损坏了的原因是撑、着唱,气息、声带。共鸣腔这三者之间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会走偏。但是一旦声音出了毛病,没有人帮你是很难自我纠正的,曾文济从摆话筒到定调门都帮我想办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录了几百条解说词,我的嗓音才逐渐有了好转,这时的声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音色设计自己的解说风格。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惊异地发现,飞逝的时光不仅带去了青春年华,带去了往日的温馨,也带去了不可补偿的追悔。“文革”期间,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没有派我播音。后来需要男播音员,军代表提出几个人试试音,当时的副台长徐国盛力排众议,他说:“还是让赵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应该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调工资的时候,徐国盛又一次想到了我,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时,我才听说的。他作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对他感激,但至今我觉得原来对他的一种隔阂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与世长辞,在治丧播出工作中,我尽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承担起传达亿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个突发的噩耗,使中国人民肝胆俱痛。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周总理逝世的,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亿万人民无不悲痛万分。这悲痛的泪水,呜咽的大地,汇聚成悲愤的哀悼,向上苍倾诉。十年的压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爱的总理时,共同迸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们的感情在悲痛中弥合,总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织在一起,当我进人播送室,泪水模糊了视线,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字有千斤的重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抗争,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运用我长期工作练就的技能,以尽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帮”之命,就坐在播音间外,他们的指令是不要过份悲哀。

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间发愣。录音科科长宋培福问我:“还不走?”我说:“你来一下,把片子拿回来,我重录。”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来我承担。当银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我失声痛哭,擦干了眼泪又被一层泪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为总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当时,我听到你的解说,我哭了,我们全家都落了泪。”

1976年,唐山地震,随后又一噩耗传、毛主席与世长辞。泪水干枯了,我是一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是以晚辈的尽孝之情为老人家送终,用我的声音不仅表达我个人的哀痛,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达中华民族的心声。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还需要技巧,需要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体格。总理逝世期间,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录完之后,原地待命,上面审看,只要动一个镜头或改一句解说就要重录一遍。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音间,只是在困乏时靠在椅子上闭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务的。尽管是录音播出,但录音的时间正是播节目预告时间之前的半小时,这半小时和后续的片子时间差不多,只要错一个地方就会延误播出,这么大的事谁敢延误,但如果错了不修改,将会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一个片子上百个解说点,吊唁活动,一般要配一百多个驻华使节、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镜头长仅两秒,一处错了影响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对准画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难度我过去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我没有辜负众望。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腾起来。1976年大半年的阴沉、抑郁与悲愤,犹如积聚于地下的岩浆,此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中国人表示自己欢悦的心情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该好起来了,一切都正在好转。

1979年我在美国华盛顿九龙饭店曾对一位美籍华人小姐说:“祖国正一天天好起来。”她流下了眼泪。

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图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张。她主持的节目《访八一厂》需要一个人现场采访。她想到了我,当她通知我去采访时,已经事先找过了人事处,得到了许可,我又有了机会重返荧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机遇,没有朋友的帮助,不过是一粒没机会和条件发芽的种子。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感谢我周围的好人。如今这粒种子发芽了,那么就应该顽强地生长,我期盼着日暖风和。

1978年岁末,我正在家中与爱人孩子一起从12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节目。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宋培福闯进来,我预感,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进门来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车在楼底下,台里叫你马上去直播一条重要消息。”

我们急速奔赴电视台,一位台领导交给我一份稿件,离播出的时间不多了她说:“我们认为你播合适。”这篇稿子就是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号发出了,我荣幸地承担起了这个信息的传递任务。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阔别了十年的镜头前,充满了信心。

当晚是一组迎接新年的文艺节目的压轴,可是真正压轴的却是我播送的这条重要新闻,摄像机的红灯亮了,我把在此之前的一切回顾与思考摒除脑外,沉下心来,庄重而镇静地把稿件的每一个句子以至每一个字通过荧屏传送出去,没有任何差错。播完之后,我悄悄地退出播送室,这里的一切对我都仿佛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梦,一个亲切的记忆,我曾在这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室,度过了我青年时期的播音生涯,“文化大革命”割断了历史,割断了文化,也割断了我的播音工作。这段工作空白期间,却发生了那么多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摧残我的心灵与尊严的屈辱,也有我辛勤劳作的欢乐相伴,我青春年代的美好时光就这样度过了,当我身处逆境时,我憧憬着重返播音岗位的一天,在灯光前,一刹那的寂静中的冲动,一切又都在灿烂的朝阳中恢复了正常,那阳光就是耀眼目的灯光,那温馨就是直播中的寂静。

我独自悄悄回家,我仍会千百次地在我的岗位上把任何人间奇迹,四海风云,惊天动地的业绩向世人传送。而我只是这部传送工具的一个零件,仅此而已,我的一切梦幻植根于此。

从1979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逐渐恢复了口播新闻,在这半年中所有的口播节目,都由我一个人播出,而且是直播,包括对画面部分的解说也是直播。说老实话,这期间的重要新闻的直播,无论从长度、难度、紧张程度上都远没有早期工作的困难。

至此,我原有的功能全部恢复,全部运转起来了。我满足了,只要让我学以致用,只要交给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那会儿我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宿舍,做梦也没敢想过以后会住上三室一厅。我那时月收人56元,也从没有拥有一台20英寸彩电的奢望。唯一的不满足即是我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能,而这技能又偏偏不能拖延等待,万幸的是“文革”动乱结束时,我还年轻,命运注定我还可再大干一场。

通过卫星传送节目,远不能列人早期中国电视工作者追求的目标,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们才痛感自己的落后。中国人这十多年,真诚地希望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那个永远没有实现的新世界都包括什么物质内容,谁也说不清。美国人带来了全套设备,包括卫星地面站,他们把尼克松先生的活动,迅速传回国内。那时,我正在干校喂猪,方圆百里没有电视。

时隔不久,中国电视居然发展到自己也可以在异国他乡向国内传送节目了。我希望,有朝一天,我能站在遥远的地方、向广大观众报告消息。

中美建交的公报是我在去天津的列车广播中听到的,此行去天津,正是为患了癌症的母亲联系治疗事宜。

我返回北京时,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上海的电视台的同行寄来的。

信中说:“一听到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们这里议论纷纷,同志们猜测中央台谁去转播,请这个、猜那个,但我心里是希望你,希望这次派你去。”一旦没能派你去,希望你不要难过。”

赴美工作人员名单很快宣布了,有我。同志们告诉我,戴临风台长说,赵忠祥去可以顶半个编辑。半个编辑也许并非赞扬之词,但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再有能力,没有同志们的提携帮助,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相见时难别亦难

波音747飞机穿过万里蓝天向美国飞去,凭窗眺望,夕阳余晖照射下的云朵变幻成各种赏心悦目的图景,透过云层隐约可见无言奔涌的大西洋。

世界变小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在十多个小时后便到达了地球的另一面,一个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初出国门,1979年初,37岁。在异国他乡的时时刻刻,我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民的使者,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心中升腾着中国人的尊严。

中美经过30年的隔绝,重建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成员,通过卫星向国内传送邓小平副总理的访美活动。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访问的8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10场传送播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同行们和我们一块进行拍摄、录制、传送的工作。众所周知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是各不相让的竞争对手,这次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姿态。他们组成了最强的工作班子,负责这次报道的节目制作人拉克先生是NBC的名导播,尼克松与福特总统访华时,他是两次转播工作的负责人,另外两家公司CBS、ABC也都派出高手参加合作。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邓小平同志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访问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中央电视台电视报道小组要逐一进行及时报道,在美国的五个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有时一夜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电视报道小组先期到达美国时,首先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自从我们宣布将采访卡特以后,美国各家新闻单位记者就围上了我。探询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希望为他们各自的机构发出引人注目的新闻花絮。我只能回答他们:“我们正在商量。”“你们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呢?”他们仍然一个劲地追问。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一向以真诚著称,我们不会提出让人为难的问题,我们对卡特的采访就是友好的表示。

但美国方面却焦急地催促我们把准备提出的问题尽快交给他们,就在1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通知:“白宫方面希望在今晚8点以前收到你们要提的问题。”可是,准备提的问题才交给中国驻美使馆请他们审定。中午,使馆回复说,没有领导你们报道小组的权限,请你们向国内请示。电话又打回北京,……这一夜,我们没睡好,白宫也并不平静,电话一个接一个。最后,白宫方面提出,希望明早8点钟把问题交去,最后又补充一句:“总统说,也可以事先不给问题,当场提问。其实,他们这么焦急催促,说明美方也十分慎重地对待这次采访。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白宫,准备提的问题也总算定了下来。当我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录像机已经架好,这是一个并不豪华的房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在这里办过公。我正打量着这个房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走了出来,他原是一位波兰人,很年轻,也很精干。他礼貌地同我打招呼,通知我:“总统推迟一小时来。”我明白,卡特需要时间与助手们商量答词。

白官的秘书小姐们往来穿梭,走路一阵风,快节奏地处理手头的工作,一位小姐请我先到休息厅坐一下。

这里已被记者们挤满了,这次是CCTV独家采录的新闻,其他记者进不了采访现场,但记者们却不肯放过外围活动。我需要静下来休息一会儿,昨夜没睡好。这时,一位黄头发小伙子很体贴地问我,“你紧张吗?”我笑着摇摇头说:“先生,我曾采访过几十位政界要人,卡特先生是其中之一。”

“请,”正式采访即将开始,我再次进人现场。这时,卡特总统迈着轻快的步子笑容可掬地走来。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问好,然后,就座随便聊了起来,这正式采访前的随意交谈,如果做成节目应该说会更动人。

采访的时刻终于到了,一种历史时刻的庄严感在我心中升腾,这时的感受与我18岁在天安门转播国庆实况时的感受相同。就在这一瞬间,仿佛令人热血沸腾的国歌在耳边奏响,庄严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千万只手臂在挥动……作为崛起的中国人的一员,一种自豪的情感占据了我的全身,我稳住内心的激情,庄重地说出了这段开场白:“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采访顺利进行……结束时,卡特先生擦去额头细密的汗迹。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表示祝贺,我意识到,这次采访,无论对中央电视台或对我个人都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

当我们提出继续采访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时,美方仅安排了我与基辛格的会面,却借口找不到尼克松,我们没能见到这位因“水门事件”下台的总统。

在美国一次动人心弦的采访,发生在华盛顿九龙饭店。那天,我们预定采访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经理,无意中却采访了另一位中国姑娘,我们一进饭店,经理就说:“这儿有一位中国人想见你。”“中国人?”多么亲切,我立刻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位华裔姑娘在举行婚礼,这位女子见到我站了起来,她很激动,我向这一对新人祝贺问候,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出于职业习惯,我顺便问她对中美建交以及对邓副总理即将来访有什么感想。她说:“很好,他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忽然,她口吃起来,我以为她太紧张了或许中文已不流利,只见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哽咽地说:“我希望中国人同心同力,建设好我们的祖国。”这时,她无语凝噎,全场肃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不禁百感交集。

她这番简短而朴素的话语里寄托着对祖国多么深厚的感情,又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情意啊。身在异域,心向祖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理解您的感情,小姐,我们的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这个场面被摄人了镜头,协助我工作的美国同行编辑鲁克尔先生,他在现场指挥摄影师一刻不停地拍摄,这突发性的采访被编人镜头传回了国内,这是一个事先并未列人计划,却很成功的报道。我感谢鲁克尔先生的真诚合作,不幸的是鲁克尔先生后来在一次空难中遇难,一架DC10客机在墨西哥上空爆炸,这条消息是我在电视新闻中播出的,然而我万万不会想到鲁克尔先生正在这架飞机上。他是一位性格沉稳而内向的人,颇有儒雅之风,记得有一次,我们拍外景来到林肯纪念堂前,那是一个不太寒冷的上午,细雨夹着雪粒纷纷扬扬,林肯的塑像坐落在那里,面颊深四,目光深沉,安详地面对这个朦胧的世界。在这肃穆的氛围中,我想到他为解放黑奴作出的巨大努力,想到他生前悲天悯人地惦念他多难的事业,我仿佛觉得一颗善良的心在他胸中跳动。鲁克尔问我:“你对林肯如何认识?”我记起了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我说:“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伟人,他的影响超越了他的国界。”鲁克尔沉默片刻轻声说道:“是的,他的影响也超越了他的时代。”我们都无言地望着细雨飘摇的广场,华盛顿纪念碑直指灰蒙蒙的天际,倒影映在一池水中。岑寂,闹市中的岑寂显得凄清。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又小有争议。鲁克尔一面介绍街景一面夸夸其谈。他洋洋得意地说:“美国是由来自全人类的优秀分子构成的,美国的制度无疑是最优异的制度。”我插了一句:“我无法欣赏可以自由得容忍集体自杀的现实。”他忙问我所指的是什么。“人民圣殿教,先生。”发生在美国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曾是举世震惊的一桩惨案。“你知道这件事?”他口气变了。“难道全世界都知道了的事情,您的中国同行会不知道吗?”“您怎么想的?”“我很难过。”我们都没再说什么。不过,我至今怀念他,他曾全力以赴地帮助过我。

一位翻译小姐也与我们结下了友谊,这是一位美籍华人。开始她抱着略有敌意的态度对待过我,我们也争吵过,可是通过一个月的交往,大家有了了解,当我们即将分手时,她哭了,她送给我们小纪念品,送给我的一条领带附有一个小纸条儿:“赵先生,相见时难别亦难。珍重!”

往事,已经过却了又一个十年。当时风华尚茂,如今岁染鬓白。是的,对这个职业来讲我已嫌老了,但我的心仍有一种渴望创作的激情。

我曾出国访问过几个国家和地区,但第一次出国,又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出国,留在心中的感觉是鲜明的。

记得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当我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播出,自然会产生了一股欣慰之情。几天来,每次都是在直播中不断收到递来的稿件,我振作全部精神,终于一字不差感情饱满地完成了任务,我如释重负,能不快慰吗!

第二天,我们将再取道纽约回国,美国同行为我们饯行,地点在宇宙针塔旋转餐厅。室内,人影在闪动变幻的灯光下令人目眩,透过窗子,我看到在灯海中的西雅图的美丽夜色。

“您此时心情如何?”一位美国朋友问我。

“您呢?”我反问他,因为我没考虑过心情如何,我正在想着我事业的前景。

白发苍苍的拉克先生说,工作完了,心情愉快,要痛痛快快地玩几天。

我说:“一个人自从脱离了孩提时期甜蜜的蒙味,我想就不太可能有单纯的快乐。”人生是短暂的,然而当你一步一步往前走时,又是漫长的。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还有那么多的难点要突破,我从来没有一味的快乐。

当年,我送别一位友人时,分手之际吟诵了几句即兴构想的诗,算作依依惜别之情的表示:

“还记韶华时,京城春满楼。

月夜酒方消,长谈志未酬。

一任风波起,客梦上心头。

从此天涯路,阳关故人愁。”

不知我的那位友人现在何方。我想起一个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天各一方,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面临过各种曲折,现在我们又都继续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拼搏着,西雅图的夜色迷人,但我的头脑却冷静地思考着应该做的一件件事情。

一位美国朋友又一次提出要我考虑在美国工作,他说他喜欢我这个人,他可以为我安排。“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

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

生我养我的故土,只有我知道我对你的深深眷恋之心。明天,我将回到您的怀抱,明天我将面临新的挑战。

再见,美国。

  写于1988年9月改于1995年10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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