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元帅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柏林弹雨，最后有了疑问：“孙中山 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 我们的元帅在1920年对人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 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满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 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他佩服孙中山，能用他的主义把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同封建 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的主张鼓吹起来，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 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暴动，后则刀劈芭 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1917年，孙中山就任 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贺龙起而参加。他万 万没有想到，会被同样打着护法军旗号的上司所吞并，还把他投入了牢狱。虽然， 他对此无法理解，忿忿不平，极为不满，他却对父亲贺士道说，这几年，才明白了 为救中国拖队伍的道理，不能半途而废，不管张溶川是什么角色，也不能因为他而 放弃孙中山的主张。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既不去找张溶川算旧帐，也不自立为王， 走其他的路，仍然按孙中山的电令，带着刚组织起来的十八个青年，涉澧水自动援 鄂护法，在荆江两岸投入生死搏斗。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 着队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一次便牺牲了九个人，他自己也差点没了性命。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人同盟会。“一次革命”时，率 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 的护国战争。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 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 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 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 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 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答说：“石青阳过去倒 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 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 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 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 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 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 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 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 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 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枪。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 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 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 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 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 样了结了。 mpanel(1);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 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 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 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 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 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 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 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 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 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 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 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 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 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 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 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 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 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 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 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 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 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 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 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 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 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 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 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 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 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 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 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 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 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 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 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 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 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 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 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 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 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 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 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 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 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 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 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 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 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 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 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 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 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 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 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 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 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 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 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 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 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 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 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 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 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 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 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 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 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 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 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 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 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 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 “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 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 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 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 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 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 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 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 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 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 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 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 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 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 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 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 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 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 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 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 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 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 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 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 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 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 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 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 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 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 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 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 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 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 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 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 “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 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 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 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 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 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 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 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 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 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 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 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 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 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 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 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 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 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 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 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 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 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 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 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 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 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 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 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 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 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 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 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 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 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 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 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 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 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 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 “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 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 “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 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 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 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 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 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 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 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 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 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 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 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 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 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 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 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 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 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 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 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 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 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 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 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 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 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 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 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 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 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 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唯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 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 ―。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 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 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 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 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一百块银元，送他 到广州，进入了毛泽东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 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 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 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刘树、陈渠穆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 中就说：“贺龙驻法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 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 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 以他们穿不得我们。” 一点也不错，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