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第 12 章 永恒之女性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十二)永恒之女性

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他的感情有时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59年,他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蔡文姬从遥远的匈奴返回故土时的悲喜交集,她和左贤王和胡儿、胡女两个孩子诀别时的痛彻肺腑……这种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正是当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写照。郭沫若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再现了自己的影子,再现了自已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情,他一再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演出时,每当舞台上蔡文姬为思念一双儿女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时,作为剧作者的郭沫若也禁不住珠泪滚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写《蔡文姬》的日日夜夜里,安娜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寄托了郭沫若对安娜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解放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张琼华过去每年收的几十担租谷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她就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最初以典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这是一种用糯米做的甜食,四川人很爱吃的。忠厚本份的张琼华不会“偷工减料”,她做的叶儿把工精料足味道好,虽然卖得快,却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年纪老了,日子又过得这么艰难。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jin说:“让他一月寄十五元来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1963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zha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陪张琼华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了,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临走时,王庭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庭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色灯芯绒布。她爱不释手地对王庭芳说:“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庭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素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水。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室里,也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沫若说:“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了“万方春”了,错了一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哝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这样一来,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事提出来,恩来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成了乌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迸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着:“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做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视的时间到了。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沫若告别。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间,又看到了那种令他神往和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初恋时一样。然而由于病体不支,他不能同样用日本式的礼仪和安娜及女儿告别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专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儿送出门外。这种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会有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恋不舍”,而是“见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发难以割舍,含有特别的悲凉的成分在内。

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原一样。

1978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他勉强支撑着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于立群代笔:“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确切地说,这副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副题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2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1979年6月,四川乐山召开了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那时张琼华尚健在,与会者都想亲眼见一见她。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一些代表去乐山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看望张琼华。她老人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身着依然是典型的四川农妇的装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尽管她耄耄高龄,但从她面目的轮廓看来,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轻时的人品并不错。我们尤其注意观察了她的鼻子,因为郭沫若在《黑猫》一文中说过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经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观察的结果是:张琼华的鼻子是相当端正的,虽稍稍有一点翘,但绝无“猩猩鼻孔”,更无“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当年何以要用那样的笔墨来形容她?

寡居乡间的张琼华大概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拜访过,关心过。她在众人的目光中显得有些局促了,木木地僵坐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前和张琼华攀谈了几句: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

“好,好。”

“我们是来开会的。郭沫若的讨论会!”

“好嘛,好嘛。”

“你还记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张琼华除了同郭沫若有过一场结婚的悲剧,在名义上有一个丈夫而外,她不是和欧也妮同样的不幸吗?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她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的安娜,晚年的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她一生为郭沫若、为儿女、为中国、为中日友好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多,可是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在文章中提到她的名字。她总是这么说:“我的爸爸是耶稣教的牧师,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是的,安娜做的一切天都是知道的。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她的脚印就像一瓣一瓣的辛夷(玉兰)那样洁白,每走一步便留下一片芬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永远记着她。

安娜于1994年8月15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琼华、安娜(佐藤富子)、于立群,是先后同郭沫若发生过婚姻关系的三位女性。当她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对她们有厚有薄;当她们百年之后,历史对她们一定是公正的。郭沫若之所以成为参天大树,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之于她们的爱的滋润。因此她们也必将和郭沫若同样不朽。

Search


Share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