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病逝 1985年1月， 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 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 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 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 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 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 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1] 。闲聊 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 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 “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 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 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 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 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 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 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 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 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 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 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 “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 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 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 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 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 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 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 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mpanel(1);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 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 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 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 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 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 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 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 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欠 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一边交待着后 事，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 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 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2] 。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 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 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 “眼看就成事了， 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 “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 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 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 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 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 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 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 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 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 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 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 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 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 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 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 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 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 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 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 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 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 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 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 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 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 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 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 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寻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 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点55分， 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 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 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 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 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 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 室，上了车。 五天后， 4月4月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出 北京不久，最后一次为陈永贵开车的汤占兴泪眼模糊，竟与另外一辆汽车相蹭，擦 掉了一块漆皮。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 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 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 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 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 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 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 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也在村外等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 处级干部在村外见到县委书记，就不再往村里走。高启祥见状也不敢进村，回身走 了，本来县里许诺要来的四套班子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陈永贵的骨灰在家乡 老百姓的簇拥下回到了归宿的村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最 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 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