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 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 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 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 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 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 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 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 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 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 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 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 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 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 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 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 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 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 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 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 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 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 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 纪登奎主讲。[1]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 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 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mpanel(1);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 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 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 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 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 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 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 “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 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 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 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 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 “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 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 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 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 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 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 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 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 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 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 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 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 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 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 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 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 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 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 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 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 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 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 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 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 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 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 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 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 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 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 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 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 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2]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 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 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 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 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 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 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 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 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 事件”。 1976年8月23日， 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 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 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 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 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 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 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3] 无论如何， 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 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 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 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 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4]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 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 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