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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1967年8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9月5日,
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
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
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11月起,迫
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
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
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
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
运送急用物资。 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12个连零4个班的上千名参
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
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
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
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
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
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
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
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
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当然要比
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
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
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
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
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
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
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
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
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1]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
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
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
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
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
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
不可!非杀不可!!”[2] 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
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 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
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
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 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
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
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
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
华主持山西工作,69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
――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
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
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
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
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3]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
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
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
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
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
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
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
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
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
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
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
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
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
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40岁。红总站折了如
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
利。 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20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
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
乃至20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
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
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
[4]
1969年8月14日, 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
・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
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
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
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
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5]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
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
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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